诸葛亮死后，后主不让他在成都立庙，阿斗对相父到底什么态度
然而并非所有蜀国人都对诸葛亮感恩戴德，比如后主。他虽然无能，毕竟也是个皇帝，对权力的独占性、排他性与别的皇帝是别无二致的。
诸葛亮的专权程度，在三国时代非常高，除了曹操、司马昭这种篡逆之臣，魏吴二国的丞相几乎无人望诸葛亮之项背。后主对这种情况也很无奈，他酸溜溜地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意思是，政务统统由诸葛亮处理，我这个皇帝只管管祭祀的事。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帝的职责分出去一半，后主的心理阴影其实挺大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后主对诸葛亮的真实态度到底如何呢？
毫无疑问是相当复杂的。
诸葛亮执政，后主起初不会有什么怨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野上下大事小情，中外臣僚将佐的任用，全出于诸葛亮，后主全无措手之处。而且，诸葛亮将同是受先帝托孤的大臣李严废黜，后主肯定是有想法的，只不过畏于诸葛亮的权威，且诸葛亮又十分忠诚，没有震主之危，故而后主一直隐忍了下来。
但诸葛亮一死，后主的情绪和怨念便全部表露出来。
其一表现在禁止朝臣奔丧。公元234年，诸葛亮病卒于北伐军中。消息传到成都，无论士庶皆大为震惊悲伤，许多人都说要去汉中吊祭诸葛亮。后主听说诸葛亮遗命葬于汉中定军山，大概感觉诸葛亮死后都不受自己控制，脸上很无光，对朝士们急于奔丧的行为很反感。再加上国中丞相新丧，魏延与杨仪又发生矛盾，内外局势出现巨大扰动，朝野诸臣都丢掉手头事务去汉中，也不利于稳定局面。后主便下诏成都的大小臣僚一律不得去汉中奔丧。唯独益州名士、劝学从事谯周因为跑得快，抢在诏令下达前离开了成都。可叹后主用这样的小小心机对待亡故之人，真是令人齿冷。
其二是为诸葛亮立庙之争。诸葛亮安葬后，蜀人无不追思，民间多有为诸葛亮立私庙进行祭祀的。立私庙为祀，是东汉以来的社会风俗，不仅诸葛亮这样的大贤大德，即使稍有功德于地方的一般人物，也经常有百姓为之立庙图形，岁时进行祭祀。
后主发现这一情况后，又无情地下诏禁断。一般来说，民间搞一搞野祀，顶多是不合乎礼制，并不会影响到什么，也不会因此酝酿出道路以目的政治逆反事件，朝廷没有理由干涉。诏令下达后，民间为诸葛亮立的庙都被捣毁。然而有形的庙能毁掉，民众心里的庙却毁不掉。他们依然在岁时节令之际，在野外或道路上为诸葛亮设祭。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蜀汉就诸葛亮一个贤人，民众只认诸葛亮而不认后主。百姓这种行为，其实是社会文教落后条件下对强权的一种盲目崇拜，寄托了一种希图贤明之士佑护生民的理想。
后主这道令人寒心的诏令，不仅对不起诸葛亮二十余年鞠躬尽瘁，也严重伤害了朝野士庶的心。故而有些官员出于良心向后主上奏，不如在成都为诸葛亮立一座官庙，听由士庶致祭。
后主本就对诸葛亮自作主张葬于汉中耿耿于怀，这个建议无异于火上浇油，他断然将之否决。
围绕已故丞相的丧葬祭祀问题大动干戈，真真切切地反映出后主内心的纠结与怨怼，他或许没有胆气像西汉宣帝那样，对武帝的顾命大臣霍光搞事后清算，毕竟诸葛亮在主相之职分上还是比较讲究的，既没有像霍光一样随心所欲地废立皇帝，也没有像霍氏一门公侯尽逞私欲。对诸葛亮清算，于公于私，都有累于统治权威。
然而如果祭祀问题一直这么僵持下去，也会影响到后主的名声。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揣准后主的心理，上书建议在汉中沔阳为诸葛亮立庙，一来可以禁绝民间野祀，以正肃朝廷的礼制，二来可以照顾天理民心，不至于落下冷落功臣的口实。后主这才同意。
其三是罢废丞相之职。诸葛亮在刘备时便拜官丞相，不过彼时权柄在主，诸葛亮不过是佐臣的身份。但刘备死后，诸葛亮以受诏辅政的身份得以开府治事，权力一夜之间急剧扩张。
开府的意思是诸葛亮可以单独建立一套行政班子，并以此为基础掌握全部权力，皇帝则沦为不问庶务的虚君。这在古代封建制度发展史上是一种倒退。丞相的职权，自汉武帝时代已经逐步退缩，皇帝通过组建秘书班子伸张皇权，国家权力构成模式从主相二元分野向皇帝一元化统治转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有利于国家统一发展的。西汉中期以至东汉一朝，都没有出现强势如诸葛亮这样的超级丞相。
后主对这种情况非常无奈，等到诸葛亮死了之后，他再也不敢将大权假手于人。他罢丞相之职，诸葛亮推荐的继任者蒋琬仅被任命为尚书令，虽说实际相当于丞相，权力却已无法与诸葛亮同日而语。
尚书令也有下属机构尚书省，但尚书省是皇帝的内朝机构，不像丞相府是丞相的直接下属，权力范围不同。
诸葛亮之后，蒋琬、费袆、姜维等人相继秉政，但多数时间都是三人或两人分掌大权，一人专政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特别是姜维执政时期，后主纵容宦官黄皓弄权，姜维向后主上书一言不慎，竟然十分畏惧，可见彼时后主的权威已经相当强了。
后主虽然终于摆脱了诸葛亮的影响，摆脱了那份无法言说的怨念，可是没有了诸葛亮的庇护，他终究没有摆脱亡国的命运。
君子之悲，如黍离之伤、蹇叔之哭，皆为国也。
庸人之悲，但计于身，而损乎公。正后主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