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向列强宣战有传教士欺压和列强得寸进尺的因素
这份诏书被称作宣战诏书，但是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宣战必须要到所在国大使馆递交照会，没有照会是不能算宣战的，这只是个内部动员令而已。就像我国是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局部抗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开始全面抗战，但是按照国际惯例，真正的中日开战时间却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9日，这一天我国国家主席林森发表对日宣战布告，才正式对日宣战，内容为：“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所以宣战诏书之说只是习惯称呼，而真正的宣战公文则是那份照会：“为照会事：现据直隶总督奏报，称本月二十一日，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内称，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即当以力占据，等语。闻之殊为骇异。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拨队伍沿途保护并知会地方官放行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
不管怎么说，反正清朝确实是对列强开火了，那慈禧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只要我们把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就自然明白为什么慈禧一意孤行要对联军宣战。
来自外国传教士的欺压与屈辱
鸦片战争以后，来中国传播基督教的西方传教士，既是宗教团体的宣讲师，又是侵略中国的先遣队，更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寄生势力。由于他们的活动受到各国政府的庇护，这股寄生势力往往表现得比其他势力更特殊，力量也显得更为强大。所以一些教民在教会的庇护下，霸占田亩，干预政治，敲诈勒索，为非作歹，深受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痛恨。
甲午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又积极为列强瓜分中国服务。他们为配合本国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积极搜索中国的各种情报。
晚清传教士
“神父把教民都列入户口册，严加控制”,“每年向他国家汇报发展教徒情况”,“对本地的自然面貌，物产情况，风俗习惯都摸得很透，记在日记本上，向本国汇报”。他们还挑选适当时机，制造各种武装侵略借口。
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说：“除非用恐惧唤起他们的正义感，是什么也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们属于最胆小的民族之一——他们像其他异教徒一样，既残酷又自负。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听话的话，就必须以武力作为后盾。”
为列强侵略中国做准备工作，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便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政府预谋夺取胶州湾时，他多次向政府强调：“占领胶州湾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
后来巨野教案发生，他又向德国外交部建议：“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个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几天后，他会见德皇时更露骨地说：“这是德国在亚洲谋取地盘以确立我们曾失去的威望的最后机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胶州。它在经济发展和工业方面都有前途，这种前途比今天的上海更大，也更有意义。”德国政府出兵强占了胶州湾，开列强租占中国领土的先声。安治泰之后，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人也如法炮制。
传教士除利用其特殊身份为本国政府搜集情报，为侵略中国出谋划策外，还利用其在中国传教时享有的治外法权，插手中国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首先，传教士为了与中国各级官吏抗衡，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1899年3月4日）强迫清政府拟定了《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其中规定：“各级传教士在中央和地方获得与中国政府官员平起平坐的地位和特权。此规定提高了传教士的身价，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尤其是一些主教俨然与督抚并行，甚至以地方官的上司自居，公然命令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示。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坐公案的现象。地方督抚大员凡不能满足传教士要求的，传教士就要挟清政府将其革职。”
李秉衡
四川总督刘耒璋、山东巡抚李秉衡就是在传教士的强烈要求下曾被清政府革职的地方大员。巨野教案后，教堂迅速发展，教民人数增多，受到清政府追捕的匪徒、强盗和在官府受到压制的人纷纷加入教会，教会势力迅速增长。“习其教者率皆无业游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
山东汶上县的教民在传教士的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各地方官员在处理民教冲突时，由于受到列强的压迫，往往“祖教抑民”，造成了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怪现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民教冲突的不断加强，最终使华北地区的农民加入到反洋教斗争中去。
可见十九世纪末期，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直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传教士成为列强在中国进行侵略的先遣队。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时期，凡帝国主义抢夺出海口，划分势力范围的地方，往往就是教会活动最猖獗的地方。
清政府的软弱和各国政府的得寸进尺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完全暴露了它的软弱无能。列强就把他们贪婪的目光集中到中国这块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土地上，于十九世纪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企图从政治上、经济上和领土上对中国进行全面瓜分。
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尚未完全成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八月（1898年6月至9月）间，在光绪帝的支持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革新，史称“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就是戊戌维新派失败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为主的各阶层群众掀起的挽救民族灭亡的斗争。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不断高涨，列强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列强不断警告和压迫清政府，要求其尽快绞杀义和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英、美、法、德四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联合照会，指出当前义和团“还没有达到采取迅速有力行动不能扑灭的阶段，但如不立即采取此种行动，暴徒们便将得到鼓励，认为他们有政府的支持，并继续犯下更严重的罪行，从而严重危及国际关系”。
义和团
他们要求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镇压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二（1900年3月2日）对五国公使（意大利于2月21日参与）做出了取缔义和团的答复。二月初十（3月10日），五公使声明：一旦中国政府拒绝镇压，他们便各自建议政府对中国进行联合海军示威。
到光绪二十六年正月（1900年2月）下旬，义和团的反帝怒火越烧越旺，列强为了保住并扩大其在华利益，除继续威逼清政府取缔义和团外，开始组织军队准备武装干涉。五月初一日（5月28日），各国公使向清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声称：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提供运输便利。”到十二日（6月8日），所有驻华公使提出的联合侵华政策都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批准和鼓励，列强已做好出兵入侵中国的充分准备。
列强各国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积极组织军队到北京保卫使馆。五月初二日（5月29日），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代表各国领事致函直隶总督裕禄，声言英、法、德、俄、美、意、日各国商定各调100人到北京保卫使馆。
初三日（5月30日），在京的各国使馆又派代表到总理衙门，强调他们派兵进京的决心，并且表示:“此事系各国公使立意已定，不无改移，各兵今日均已到津，无论总署准否，定准明日赴都。”“若火车不载，亦自行起早前往。”在列强的威逼下，清政府于初四日（5月31日）同意各国调兵入京，要求入京人数各国以30名为限，且一旦恢复平静应即撤退。
接到总理衙门的答复后，各国公使商议决定，把在天津已准备就绪的军队立即开进北京，并将进京兵数扩大到以75人为限。初四日（5月31日）下午7时左右，列强的第一批军队，“计英国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美国兵官七员，兵五十六名，意国兵官三员、兵三十九名，日本兵官二员、兵二十四名，法国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俄国兵官四员、兵七十一名，共计各国兵官二十二员、兵三百三十四名，均随带枪械”。
携带枪械由天津乘火车冲入北京。随后各国不断增兵，到五月十二日（6月8日），各国到京的军队总计达1000人。按国际公法和惯例，保护使馆的安全本是驻在国政府的责任，外国军队调兵自卫是对驻在国主权的侵犯。使馆卫队进京，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也是对清政府的蔑视。所以说，第一批使馆卫队实际上是八国联军的先锋队。
使馆卫队的入京，不仅没有阻止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反而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恶化。义和团对京津之间的铁路进行大规模的破坏以阻止八国联军的入侵，并不断反抗清军的镇压。义和团活动扩大使清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的态度更加不一，洋务派一意主剿，一部分顽固派则主张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抵御外侵。“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故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
叶赫那拉·杏贞
掌握清政府政策决定权的慈禧太后以确保手中权力为出发点，既怕义和团的发展危及统治，又怕列强对她的权位造成危害，一直处于战和摇摆不定的状态之中。当列强要求派兵入京保卫使馆时，慈禧太后下令对义和团要区别情况进行处理，并于五月初九日（6月5日）派出中央大员到义和团聚集地做抚慰工作，企图用缓和的方式平息义和团的斗争，使列强失去武装入侵的借口。
宣战决策的过程
当义和团大批涌入北京时，慈禧太后又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下午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使主战派占据舆论上风。
为敦促慈禧太后宣战，主战派于二十日（16 日）晚伪造了一个列强的“归政照会”，即要求慈禧太后把政权归还给光绪帝。
归政照会促使慈禧太后采取强硬措施。二十一日（17日）的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命荣禄备战，令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同时派大臣前往使馆，表明中国态度：“若必欲开衅，即可下旗归国。”
二十二日（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召开时，主战派已完全占据了优势，攻打使馆的建议获得慈禧太后首肯。主和派则群起反对，认为“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且攻打使馆，必将危及公使的安全，日后联军入城，北京必会“鸡犬皆尽矣”。
由于阻力过大，虽然慈禧太后开战决心已定，还是不得不强忍怒火，派使臣同各国公使相商，希望各国公使能尽力劝阻联军进犯北京。二十三日（19日），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震惊朝廷内外，慈禧太后害怕联军入京后逼她归政，立即举行了第四次御前会议，认为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实属情理之外，乃各使干预听政之权，殊系狂悖已极"。
因而决定对外宣战，并派人向各国使馆送去照会，限其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二十四日（20日），慈禧太后又召开枢臣会议，会上荣禄曾向她说明中外对抗的危害，希望她能放弃攻打使馆的决定，但她认为“洋兵腐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遂于21日正式发布宣战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