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弱小，为什么还能抗过三百年的王朝大限？一个制度作用很大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避暑录话》的记载：赵匡胤在建国之后，非常神秘地在太庙中树立了一座石碑，并将其称为“誓碑”。赵匡胤立下祖制，每逢新君即位，皇帝必须前往太庙祭拜先祖，随后，带着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阅读石碑的内容，“瞻默诵讫”。因为，太庙是皇家禁地，连侍奉在皇帝身边的内臣都无权进入太庙，而唯一能陪着皇帝进太庙的小太监还不识字。
所以，这个石碑的内容，一度成了宋朝内廷的谜团。除了历代赵氏皇帝外，其他人始终无缘一窥石碑的内容。直到靖康之耻发生后，金兵涌入开封，霸占了北宋皇宫，这才使石碑的秘密公诸于众。原来，石碑上刻着两条“禁令”：
一是：赵氏皇帝不得加害柴氏子孙，柴氏子孙犯了罪不得以刑律处罚，就算他们要谋反，也只能赐其自尽，不能将柴氏当街问斩；
二是：所有赵氏皇帝不得迫害士大夫以及言官。
在这两条禁令下，还有一行小字：“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第一条禁令很好理解，赵家的江山是从柴氏手中夺来的，若无后周柴氏对赵匡胤的恩宠，赵氏根本没机会成为皇族。出于报恩的心态，赵匡胤必须优待前朝柴氏皇族。第二条禁令则完全是赵匡胤的个人胸怀了，从古至今，只有赵匡胤通过这样的方式督促子孙善待士大夫和言官。
太祖誓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这是在人治独裁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最开明的、也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切实的执行了三百年之久。
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能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从宋朝后来的皇帝来看，大多数赵氏皇帝都是比较乖巧的，无人敢违背老祖宗定下的禁令。毕竟，在每个皇帝继承大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太庙中起誓，倘若违背了石碑上的祖训，“天必殛之”可不是闹着玩的。
也正是因为宋朝皇帝对士大夫和言官展现了宽宏大量的胸襟，所以，宋朝时期的文士是非常幸福的，不论他们选择登科入仕还是在民间从事文学研究，都会受到朝廷的善待。正式因为赵皇帝们给予言官这一“高危职业”生存的保障，所以，宋朝敢于直谏的言官屡见不鲜。
我们经常调侃山西同胞为“老西儿”，究其渊源，离不开老百姓对寇准这位宋朝明相的尊敬与爱戴。
就是这位寇老西儿，真可谓是胆大包天，《宋史》中收录了这样一则故事：
寇老西儿觐见太宗，打算与太宗商量军国大事，谁知两人话不投机，吵了起来。太宗恼羞成怒，从龙椅上站起身来指着寇老西儿的鼻子大骂，寇老西儿也不甘示弱，扯着皇帝的龙袍，让他重新坐回龙椅，继续与太宗讲道理。
最终，太宗选择了妥协，劝服太宗的寇老西儿这才退下。
寇老西儿的运气不错，后来，太宗在回忆起这件事时，非但没有丝毫责怪，反而，对其倍加赞誉，说他是当朝的魏征。但是，冒死直谏触怒龙颜，还扯着皇帝的衣服讲道理，这种行为若赶上其他朝代的皇帝，估计寇老西儿早就人头落地了。
我国封建史上首个以“仁”为谥号的皇帝，就是宋朝的赵祯。赵祯在位整整四十二年，在此期间赵祯知人善用，善于纳谏，做出了不少实绩。被老百姓誉为官场清流的包拯，就是仁宗一朝的大臣。包拯这个人并不完美，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情商低。
若要让包青天填一份现代的情商问卷，恐怕他连及格线都达不到。根据史料记载，老包为人处事过于直率，在人情世故方面非常欠缺。这样的人虽然是办实事的一把好手，但是，在朝廷里却没什么朋友。包拯对皇帝说话时不留丝毫情面，心直口快，没少触怒龙颜。
在他担任言官期间，经常与仁宗在朝堂上争得脸红脖子粗，搞得双方都下不来台。仁宗宠爱张贵妃，张贵妃恃宠而骄，打算替她的伯父谋个要职，仁宗爱屋及乌，答应了爱妃的请求。自古以来，外戚掌权是国家大忌，包拯对皇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谁知，仁宗却不以为然。
包拯的倔脾气一上来，言辞愈发激烈，连吐沫星子都喷到了皇帝的脸上，令仁宗神色不悦。幸亏仁宗比较有涵养，否则，早让左右将包拯推出去砍了。而仁宗宽以待人的根源，自然出自赵匡胤当年立下的规矩。
赵祯一边用衣袖擦着脸上的口水，一边哭丧着脸听从包拯的建议，这样的皇帝不愧被冠以“仁”的称号。换成是普通人，面对一个咄咄逼人满嘴唾沫星子的家伙，也很难有这份涵养。经历了这件事，包拯的政治生涯不但没有断送，还成就了流芳千古的美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拯的美名是仁宗成全的。
仁宗驾崩时，满朝文武无不当庭嚎哭，举国百姓涕泪满襟。这个消息传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人都为仁宗的离世感到伤心。此时的北宋已与辽国结为兄弟之国，听说赵祯兄弟与世长辞，耶律洪基悲痛莫名，感慨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的确，在赵祯即位后，两个剑拔弩张的国家，竟持续四十二年未动刀兵。所以，为了纪念赵祯，耶律洪基竟在辽国境内为仁宗修建了衣冠冢，并命子孙“奉其御容如祖宗”。由此可见，仁宗的政治魅力已经跨越了国界，足以与圣人先贤的作风比肩。
宋神宗虽然被后人揶揄为宋朝统治者中的“愤青”，但是，他推行改革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除了太祖与太宗之外，宋神宗算是最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他的目标非常远大，所以，才会力排众议，不顾一切反对任用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
那么，皇帝该如何解决朝中对立的两派呢？
朱元璋告诉我们，看哪一派不顺眼，就将哪一派杀个精光。按照宋神宗的脾气，若没有赵匡胤留下的基本国策，早就对他看不顺眼的守旧派大开杀戒了。然而，宋神宗却严守祖训，并未对守旧派痛下杀手。
正因为宋神宗受到祖训的辖制，所以，守旧派的老臣们，肆无忌惮地为难宋神宗的新政。宋神宗在朝堂上屡屡受挫，被以文彦博为首的一众老臣们压制，宋神宗只能屈服于保守派的势力。终有一日，宋神宗忍无可忍，打算杀掉一个渎职的保守派大臣。
然而，此时文臣和蔡确和章惇却站出来，极力阻止皇上对文臣挥动屠刀。蔡确说道：“自太祖以来，历代先帝从未诛杀士大夫，臣不希望看到陛下破例。”神宗听完这句话，心里的怒火已经消缺了七八分。倘若为了除掉一个不顺眼的大臣，背负这样的罪名，未免有些不值当。
但是，大臣渎职在先，若不严加惩罚恐怕难以服众。神宗左思右想，最终决定，将该大臣刺面发配边关。
谁知，章惇却说道：“如果将士大夫的脸上刺字，还不如将他杀掉。”神宗追问道：“为什么？”章惇答曰：“士可杀，不可辱。”神宗恼羞成怒，吼道：“为什么我连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章惇毫不留情地讽刺道：“如果这就是陛下眼里的快意事，那还是不做为妙。”
相同的情况，王安石也遇到过数次。
不过，王安石的立场与守旧派截然不同。我们知道，神宗一朝的变法是由王安石发动的，但是，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王安石及改革派受到了守旧派的排挤，情况一度陷入僵局。
某次，改革派召开秘密会议，几名为首的大臣向王安石提议：“既然青苗法无法实行，不如杀掉几个守旧的大臣，以儆效尤。只需除掉其中一两个‘刺头’，既可震慑所有守旧派。如果能够达成目的，使用些雷霆手段又有何妨呢？”
王安石的大儿子也随声附和道：“是啊，将韩琦、富弼的脑袋挂在闹市中，看谁还敢与我们作对。”王安石听完这些话后，神色大变，说道：“你们全都错了，太祖遗训不杀士大夫。倘若，我们开了这个先河，朝廷就会变成屠场。”
可以说，宋朝之所以走向繁荣，正是因为历代皇帝恪守祖训，这才给士大夫们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保证了国家政治的清明。正如美国人墨菲所说：“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都离不开宋朝皇帝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政治作风。但朝夕之间，大宋文明却在蒙古铁蹄的践踏下荡然无存，令人扼腕叹息。纵观历代王朝，在王朝末期，都是天下大乱各地起义风起云涌。
如：秦朝末年，东汉末年，隋唐之际，五代十国，都是由于内部不稳定才导致国家灭亡，但是，宋朝却在亡国之时，还有十余万军民愿意一起跳海赴死，所以，说宋朝还是很得人心的。其实，这些都跟太祖赵匡胤在祖庙立下的两条规矩有关。
士人都爱宋朝，愿意为其赴汤蹈火，可以说，若不是外族入侵，宋朝国祚起止是三百多年。总的来说，这个开明、包容的赵宋之世，承载了文人与士大夫们的所有希望和梦想，所以，才会如此辉煌和美好，才会让后人无限的神往怀念。
参考资料：
【《宋史》、《避暑录话》、《勒石三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