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英日合并成一国？康有为这项大胆的计划，为何没有付诸实施？
同治、光绪年间（1861-1909年），腐朽的清王朝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内忧外患，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甚一日，国外则面临着列强的肆意欺凌，稍有不慎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虽然内忧外患如此严重，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依然我行我素，不仅强力阻挠各项改革事业，还继续过着奢靡无度、闭目塞听的生活，令有识之士看在眼里，心中万分焦急。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不仅惨败给昔日的“学生”兼藩国日本，而且通过屈辱的《马关条约》，要向对方割让台湾岛、赔偿白银2.5亿两。消息公布后，举国为之哗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十八省千余名举人们集体上书给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并没有帮助中国挽回领土和经济损失，但自此以后，“变法图存”便成为全社会的呼声。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光绪帝在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并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持其事，史称“维新变法”。
《明定国是》诏
然而康有为等人深知，光绪帝只是个傀儡皇帝，手中并没有实权，而真正掌权的慈禧太后是著名的顽固派，如果不诉诸于非常手段，变法恐有中途“流产”的危险。正因如此，康有为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希望实行“中日美英合邦”的方案，即将中、美、英、日四大国合并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借助其他三大国的力量，在保障中国内外部安全的同时，逼迫慈禧太后同意推进各种变法措施。
在这项计划中，康有为之所以坚持把敌国日本拉进来，是考虑到该国跟中国“同文同种”，但能通过维新变法实现脱胎换骨般变化，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若能以其为师来实行改革，远比照搬西方模式更切合实际。至于英美两国，前者是日本的盟友，而后者的势力非常强盛，将它们拉进联邦，无异于给中国的变法事业加上“双保险”，意义不言而喻。
为推动变法，康有为提出“中日英美合邦”计划
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七月二十四，康有为借刑部主事洪汝冲之口，首先向皇帝提出“中日联邦”的建议，声称“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同年八月初五，康有为在发觉皇帝对“中日联邦”的建议很感兴趣时，便又授意御史杨深秀奏事，正式提出“中日美英合邦”的设想。
由于兹事体大，光绪帝对杨深秀的奏折并没有马上批复，而是与老师翁同龢一起讨论此事。康有为见皇帝迟迟不发表意见，便又授意信徒、御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中日美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伯鲁在奏折中提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近日来京，并向康有为出示俄、德、法、英4国计划瓜分中国的地图，意在向皇帝说明形势危急，切不可再犹豫。
光绪帝画像
紧接着，宋伯鲁又在奏折中指明“中日美英合邦”的益处，声称“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与此同时，宋伯鲁还建议朝廷聘用李提摩太、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等人为特别顾问，必能推动维新变法事业的顺利实施。
随着宋伯鲁奏折的“出炉”，“中日美英合邦”的设想最终成型，其核心要点在于将中、日、英、美四国合并成一个联邦制的超级大国，并从4国中选出百余名官员组成联邦政府，统一管理四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及外交等事务。一旦这个设想能够成功，不仅俄、法、德等国家再不敢窥伺、侵略中国，而且还能化解中国国内顽固派的阻挠，推动维新变法事业的顺利进行，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中。
慈禧太后画像
可惜康有为高估了光绪帝的权势和日、英、美三大国的意愿，也低估了为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反弹的能量，就在他为这个大胆的设想积极奔走之际，顽固派已经决定实施反击。就在宋伯鲁正式提出“四国合邦”计划的同一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悍然发动政变，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并宣布重新临朝听政。至此，戊戌变法运动仅进行百余日便宣告夭折，而“四国合邦”计划自然也“胎死腹中”。
史料来源：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戊戌变法史研究》、《戊戌变法史事考》、《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