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打脸皇帝的清朝奇案：单纯善良和过度热忱，往往收获一地鸡毛
嘉庆二十年四月，河间府宁津县人迟孙氏，向大清都察院提交控状，称：
本县无赖贾克行强奸其十四岁长女迟二姐，贾克行之侄贾九儿强奸其十岁幼女迟坤姐。
宁津县知县不仅予严查，反而胁迫迟孙氏与贾克行和解息讼。迟孙氏不服，竟遭知县掌嘴之刑。
于是，迟孙氏不得已，只能京控督察院，请求皇帝做主。
强奸幼女、知县压案、苦主遭刑，这种案子简直挑战人伦底线。于是，都察院不敢耽搁，立即根据案情写成奏折，连同状纸一起奏报嘉庆皇帝。
苦主，的确够苦；案子，的确够冤。然而，说破大天，这也就是一起刑事案件，而且没出人命。那么，一起刑事案件，为什么能够一口气递到大清皇帝面前？
一个原因是清朝的“京控”制度。
老百姓可以绕开县、府、道、省各级衙门，直接到北京向皇帝告状，而且地方官员不得阻拦。当然，老百姓向皇帝告状，也不会直接把状纸递交到皇帝手中。但是，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是两个专门受理京控案件的朝廷机构。也就是说，老百姓能到北京告状，而且北京也有专门的受理衙门。
另一个原因是善良的嘉庆皇帝。
“长途跋涉，远至京师，自必有迫于不得已之苦情。若地方官秉公研审，不稍回护，小民冤抑得伸，岂肯远涉控诉”。嘉庆皇帝自登基以来，便对京控案高度关注，认为老百姓不是冤得不能再冤，就不会跋山涉水地跑到京师告状。所以，其严令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对于京控大案，务必做到随时上奏。即便是一般案件，也要定期汇总上报。因此，凡是京控案件，善良的嘉庆皇帝一定会亲自过问。
说到这里，我们一定会感叹古代司法制度的精妙以及大清皇帝的善良。这里不仅包含仁义的统治理念，而且包含了高明的统治艺术。
但是，这种统治的仁义和统治的艺术，马上就会遭遇真实世界的无情打脸。
嘉庆皇帝接到都察院的奏报后，简直怒发冲天：我大清的子民到底有多悲惨、我大清的官员到底有多混蛋。于是，严令直隶总督那彦成亲自督办，诏令：
务即提同全案人证，严切根究，按律惩办，毋稍瞻徇。如那彦成不能将此案实情剖判明确，朕即将此案交刑部提讯，并将该督加以惩处，决不宽待。
嘉庆皇帝身在北京，直隶总督身在保定，案子却发生在河间府。所以，嘉庆皇帝再怎么着急，也没用。受通讯和交通条件所限，没有个把月的时间，他根本不会收到新的案情汇报。
于是，怒不可遏加内心急切的嘉庆皇帝，同时要求直隶总督那彦成“先将大概情节迅速覆奏，以慰廑念”。简单说，就是先把手头资料加急汇总，然后赶紧汇报，同时赶紧查案。
皇帝发了天怒，那彦成不敢怠慢，连夜召开直隶总督所属衙门的联席例会，同时搜集各方资料档案，必须先给嘉庆皇帝攒出一份“前情提要”。
也是凑巧，这个迟孙氏，曾于当年二月，到过直隶总督衙门控告。对于这种案件，“善良”的嘉庆皇帝怒不可遏，但“老辣”的那彦成竟完全没当回事。他只是批令按察司（专门负责邢狱的省级衙门）转交河间府审办此案。
官僚制低头走流程。你迟孙氏举报县级衙门不作为、乱作为，那总督府就批转府级衙门审办。而这就是流程。
不要对官僚制抱有太多敌意。首先，因为它只认流程，所以难免不讲人性；其次，也因为它只认流程，所以效率最高。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大清帝国，你根本找不到其他治理方式能与官僚制相提并论。
但问题是这个那彦成不长眼，完全没有汉人科举官僚为官水准。这家伙竟然如实汇报了。报告说，这个迟孙氏在二月份来我这报案了，我批给了按察司，按察司又批给了河间府，河间府还在工作、还没汇报。
这个操作，彻底惹恼了善良的嘉庆皇帝。
没收到汇报的时候，嘉庆皇帝只对宁津县的生气。收到汇报之后，嘉庆皇帝才真正领教到手底下的官员到底有多没人性。
嘉庆皇帝当即下旨，痛斥那彦成，甚至狠批那彦成为“因循疲玩”。简单解释就是拖延不干活加玩忽职守。而且，又批到“犯此四字，朕必不恕”。
为什么嘉庆帝对“因循疲玩”如此深恶痛疾？
嘉庆十八年，即公元181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天理教攻入紫禁城。而此次事件的主观原因就是大清各级官吏都在“因循疲玩”。天理教虽然各种闹，但各级各地的衙门统统“因循疲玩”，能不上报就不上报。即便个别衙门上报了，但其他衙门和上级衙门仍旧“因循疲玩”，普遍不当回事，甚至也不想当回事。最后，竟然是一伙不要命的天理教信徒冲到紫禁城搞了一场恐怖活动。
那彦成看见“因循疲玩”这四个字，估计已经吓得发抖。于是，赶紧抽调司、道、府、县的一众精干官吏组成专案组，同时把此案的原告、被告以及相关人员统统提到省里，一并会审。别管是与不是，这起案子一定要往大里整。
但是，原告迟孙氏没来。因为生病所以暂缓提审。真正的原告苦主没来，那这个案子还怎么审？
没关系，可以审。
因为强奸犯贾克行、贾九儿叔侄来了，被害人迟二姐、迟坤姐也来了，同时迟孙氏的老公爹迟子礼，也就是迟二姐、迟坤姐的爷爷，也来了。此外，还有一众迟氏族人以及相关证人，也全来了。
古代审案，尤其是官府高度重视的大案，一定是这种排场。不仅原告要来、被告要来，而且双方的有关族人，以及可能知情的证人全都要来。关键是不问你是否同意出庭作证，衙门都会派人全给薅来。
为什么要整这么大的排场？因为技术手段有限。不全叫来，案子就审不清。所以，凡是牵连进来的人，谁也别想置身事外。而且，案子审不完，大家谁也别想回家，全在大牢里押着。所以，一起案子下来，就能让很多人生离死别、让很多家庭家道中落。
同时，这迟孙氏没来，反倒更容易把案子审得清楚。因为此案的罪魁祸首，恰是所谓的原告苦主迟孙氏。
直隶诸衙门大堂会审，而审得结果却让大小官员瞠目结舌。
首先，被告贾克行和贾九儿叔侄，承认与迟二姐、迟坤姐通奸，但拒不承认强奸。
其次，被害迟二姐、迟坤姐两姐妹，不仅承认与贾克行、贾九儿叔侄有奸情，而且还承认与迟柱儿、迟梦龙等人有奸情。但都是奸情，不是强奸。
还不算完，两姐妹还说自己的母亲迟孙氏，也与贾克行、迟梦云、迟梦龙、迟象明等等很多人有奸情。
第三，最为关键的证人，是迟孙氏的老公爹迟子礼。迟子礼不仅不追究贾克行、贾九儿的罪责，反而要求官府把儿媳迟孙氏抓起来。
迟子礼供述称：
迟孙氏淫荡泼辣，经常召集一众奸夫在家饮酒作乐。自己的两个孙女，早被其糟蹋；自己的儿子，也被逼得离家出走；而自己一个老人，更是长期被迟孙氏虐待殴打。
嘉庆十八年六月，迟孙氏曾用镰刀将自己砍伤。所以，当时就到县衙控告。在古代，媳妇殴打公爹，是重罪。在被族人劝说后，自己将状纸撤回，但宁津县留有案底。
嘉庆十九年六月，贾克行与迟孙氏打架。次日，迟孙氏就命令自己带迟二姐和迟坤姐前往县衙，控告贾克行叔侄强奸二女。
但是，自己途中生病。于是，与贾克行不和的族人迟梦云，带两姐妹到县衙控告喊冤。
知县尚未审结，儿媳迟孙氏又命令自己和族人迟梦云带两孙女到河间府和按察司告状。
迟二姐、迟坤姐的供述，与迟子礼大体不差。同时，两姐妹还交代说：嘉庆二十年正月，祖父迟子礼、母亲迟孙氏和一众族人带着两姐妹，总共7人，到保定府告状。途中，母亲迟孙氏与宁晋县的代书李有俊、仵作王某二人，又生奸情。
后来，迟孙氏“得理不饶人”，见直隶各级衙门“不作为、慢作为”，于是又把诉状递到了北京的大清都察院，直至上达天庭，官司打到了嘉庆皇帝的面前。
迟孙氏的这个奇葩神操作，彻底惊呆了直隶总督府的各级官员。这些人根本不敢相信。如果是这样，那嘉庆皇帝会不会信？还有，嘉庆皇帝的面子往哪摆？皇帝的一通天威，到底发给了谁？
但是，皇帝催问急切、事实又不容争辩。所以，直隶总督那彦成据实上奏，尽量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尽量给皇帝找台阶下：
现将本案仍督同司道等秉公虚衷研审，按拟具奏。总期无枉无纵，不敢稍存成见，自蹈重咎。至该县陈鸿猷如此昏聩糊涂，阘茸废弛，臣平日毫无觉察，未能及早参劾，实切悚惶，容俟定案时请旨将臣议处，以为不能察吏者诫。
那么，嘉庆皇帝会是什么反应？
嘉庆皇帝这次就批了一个字“览”。然后，啥也不说了，就等直隶方面继续追查详情，怎么也得把迟孙氏抓来再说。
又过了一个月，迟孙氏抓捕到案、案件水落石出，跟先前迟子礼与迟氏姐妹的供述一致。于是，直隶总督府拿出处理意见：
迟孙氏通奸、诬告，肯定有罪。但这个罪远不如殴伤公爹迟子礼的罪过更大，所以从一重罪就够，即依“妻殴夫之父母者斩”律，拟斩立决。
族人迟梦龙，诱奸还是幼女的迟坤姐，虽属和奸但视同强奸，这才是一起像回事的强奸案，所以，拟绞监候。
贾克行，比照“凶恶棍徒屡次生事、行凶扰害”例，贾克行那就不是强奸案，所以，拟杖一百，发配四千里安置。
其余人等依律或杖或徒，该收拾的，必须收拾。否则，对不起皇帝的关注，大案就要往大里整。但，再怎么整，也就只能这么大了。因为相关人员就这么多。
但，案件发生地的宁津知县陈鸿猷，必须要为整个官僚制“埋单”。
这家伙没有及时审清迟孙氏告贾克行一案，导致一起诬告案竟诬告到了皇帝面前。最后，直隶大小官员全都灰头土脸。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是迟孙氏殴打公爹迟子礼一案。这可是违逆人伦的大案要案。然而，你个知县竟给调解了事。这才是必须加重处置的问题，所以，知县陈鸿猷，不仅革职而且发配新疆。
嘉庆皇帝接到直隶总督府的奏报后，也彻底没了脾气。当初怒不可遏，现在怒不知所往。
要对官员发怒，但官员办得没错，不仅程序合法而且实质正义。关键是程序合法，按照官僚制的程序一步一步走，这起诬告案早晚会水落石出。
要对迟孙氏发怒，但迟孙氏已经是个“死人”，你还怎么发火？关键是迟孙氏一个刁蛮淫妇，值得皇帝发火吗？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教于硕儒之案，嘉庆皇帝想不善良都不行。但是，善良的嘉庆皇帝，却严重地低估了社会之复杂、人性之险恶。天理教攻入紫禁城，是官僚制“因循疲玩”。而迟孙氏控告贾克行案，则是他这位皇帝过度热忱了。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以前读到这句话，总觉得孔子不讲公正。圣人怎么能和稀泥呢？凡事必须得分出个是非对错，这才叫公正。“使无讼”，是什么鬼逻辑？
黄仁宇在《万里十五年》中讲到的海瑞判案，完全就是孔子和稀泥的现实操作。
海瑞根本不想当什么福尔摩斯，就拿两条原则判案：富人跟穷人争名分，那必须是富人赢；富人跟穷人争财产，那必须是穷人赢。
名分案件，穷人赢了，穷人就会目无尊长。财产案件，富人赢了，富人就是锱铢必较。所以，海瑞不讲法制，也不讲公正，他只要和谐。海瑞的逻辑，跟孔夫子大体不差。
但是，年龄大了、书读多了，才真正感叹古人的智慧。
为什么古代中国会是“使无讼”的操作？
像嘉庆皇帝那样不行吗？“严切根究，按律惩办，毋稍瞻徇”，这么做不好吗？“因循疲玩”，“犯此四字，朕必不恕”，这样做不行吗？
答案是不行。
因为社会之复杂远超古代皇帝的想象，也远超古代官僚制的司法行政极限。你想把所有的案件都弄个水落石出，根本做不到。所以，最好是“使无讼”，正义的规则让老百姓在儒家意识形态下自然演化。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因为案件没有终局，所以老百姓遇不到县青天，就要找府青天、省青天，甚至还要找到终极青天，即皇帝大人。那么，然后呢？
不用到皇帝那里。一套在官僚制的司法流程走下来，什么人家都得家道中落、甚至家破人亡。在整个流程的运转过程中，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全都要破产，甚至死得死、伤得伤。此外，还有大量的证人，也是同样的遭遇。
这就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终局。
最后官司肯定会不打了。但往往不是正义伸张、是非辨明，而是原告、被告熬废了。要么原告熬不住了，于是不告了；要么被告熬不住了，于是认怂了。甚至，原告和被告全在监狱里关死了。最后的终局，还是“使无讼”。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就不是彻底的理性动物。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世界中反例多多。为了一文钱的争执，有的人会倾家荡产地打官司。
如果皇帝和官僚制热忱过度会怎么样？
明清之时，流行的一句话，叫“图准不图审，包准不包赢”。打官司，不为打赢，只求获准立案。但凡官府立案，那目的也就实现了。至于官府审不审、官司赢不赢，根本不重要。因为官府立案，就是最大的杀伤性武器，被告往往会倾家荡产。所以，打官司成了乡间无赖的惯用伎俩。
而嘉庆皇帝对京控案件的高度关注，这不仅为无赖兴风作浪创造了条件，而且导致临近京师的各级官员无所措手足。（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反倒不怕，因为进京打官司的成本太高）
真实世界是不可约的复杂。看得到的人性往往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所以，我们需要拒绝那种过度的热忱，让自己谦卑下来。“吾犹人也”，这就是孔夫子的谦卑；“必也使无讼乎”，这就是孔夫子对过度热忱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