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有人提出两套方案，要让大明绝处逢生，但无奈他们遇到了崇祯
在崇祯如履薄冰的十七年的皇帝生涯中，大明王朝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翻盘。其中就有两位重臣提出过两天，挽救大明财政的方案，任何一条实现，都足以助明朝续命一波，可偏偏崇祯确实急于求成，将事情办得一团糟，最后让自己挂在了歪脖子书上。
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两条建议，看看它们如果得到贯彻执行，到底能不能救大明，崇祯皇帝又是怎样对待这两套方案的。
一：卢象升提出的“因粮”
明朝末年悲剧，主要是由于关内，关外战乱不断，外加小冰河时期的加成，造成了崇祯政府财政崩溃，而财政崩溃，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缺粮。
崇祯六年在国内流寇和关外清军的来回冲杀下，明王朝的缺粮，越演越烈已经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这时亲眼目睹了大明缺粮惨状的宣大总督卢象升，向崇祯帝提出了：因粮。
常年在地方为官的卢象升，是个文武双全人物。他清楚的知晓，大明朝之所以缺粮，并不是因为没有粮食，而是粮食都到了少数士绅手上。而造成这种状况，就是因为大明的粮食税收政策不合理，穷困的农民交粮交到破产，富得流油的官绅们，宁可粮食烂在自家仓库里喂老鼠，也绝不拿出来赈灾济民，是典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于是卢象升，想到了改革税制，按照交税者的实际经济状况，分层划分赋税比重。凡是交赋税在五两以下的普通百姓，并不加派任何赋税，赋税五两以上，按照收入的多少，来承担不同比例的加派税粮，这就是 所谓的“因粮”，它和我们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分级制度有点类似。
虽然这个政策也并不完美，有关系门路的官绅仍能逃避赋税，但却可以保证底层，苦哈哈的百姓不在承担高额赋税，能有效的制作农民起义的恶性循环。卢象升在山西时，就在其治下狠推“因粮”，实施的第二年，粮食就实现了大丰收。崇祯帝仿佛看到了希望，当做榜样准备在全国推广。
但是，到了崇祯十年，崇祯帝却是不想再等了。为了实现快速剿灭流寇和镇压关外清军的计划，崇祯突然加征了“剿饷”和“辽饷”总数超过了五百万两，而且在杨嗣昌等政敌的攻击下“因粮”也被崇祯改成了“均输”，意思就是大家平摊。要知道明朝可以有着“有功名的人可以免税”的畸形政策，这个平摊一来，其实就只是向全国各地的农民们来加收这几百万两的赋税。
如此一来，恰如以火浇油，本来就活不下去的农民，更是纷纷逃离土地参加农民军，这以后农民军四处流窜，各地流民纷纷跟随。恶性循环，局势就此失控，李自成麾下“百万大军”，开始席卷中原大地，皇帝做到崇祯这样低智商的地步，人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如果说卢象升的“因粮”能够贯彻下去，大明固然无法立刻剿灭农民军和八旗，但至少能为大明打上一卷“止血绷带”，为大明续命一波。
二：痛心的“清屯充饷”
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自认天才的，创造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军户制度，好不花一分钱养百万大军。但是他错估了人性，这个制度发展到明末已经成为了大明朝的一大毒瘤，账面上明朝两百万大军，不说能战的，就说还存在的估计都还没有一个零头。
崇祯九年，孙传庭赴陕西担任巡抚，在明朝末年，陕西就是个“大火坑”，动乱最为严重，李自成、张献忠这些流寇大佬都出自陕西，连年的折腾，陕西已到了一片残破的地步。当时赴任的孙传庭，急需一只嫡系力量来稳定局势，在无钱无兵的窘境下，他就拿出了一个比卢象升还要狠的铁腕办法：清屯充饷。
所谓“清屯充饷”就是把大量成为军官私田的军屯，统统收回，集中管理把屯田的收益，充做军队的饷银，好用此来招兵买马，组建可战之军。
终于在付出了得罪满朝文武代价后，孙传庭的“清屯充饷”三年里清理出四十五万两白银，令萎靡多年的陕西官兵，终于在粮草充足后焕然一新。然后孙传庭带着这支满血复活的队伍，先擒高迎祥再打李自成，将席卷天下的闯王农民军，一度只打得只剩十八人。铁腕的手段，换得大明朝铁腕重振，形式一度有所好转。
可谁知道，清屯充饷这个富国强军的政策，在哪个年代是捅马蜂窝的事情。当时霸占军屯的，基本都是官僚豪门，他们和朝廷的关系，用简单点的话来说，就是“上面有人”。孙传庭其实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要动军屯的人，只要一动土地，还没有正式宣布政策，就要得罪一方大佬，甚至还牵连着京城高官出手，谁敢动手？
毫无意外，孙传庭的举动，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官员。本来看到形式好转的还暗自高兴的崇祯皇帝，看到“铺天盖地”的弹劾奏章，打起来退堂鼓。而且以崇祯的个性也没法相信一个“千夫所指”的人。崇祯十二年，孙传庭因为政见不合，得罪了崇祯皇帝，本就失去了信任的孙传庭被崇祯下了大狱，“清屯充饷”也就停了下来。
后来随着复出后的孙传庭和他的秦军，在潼关殉国，被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大明朝，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了湖广的左良玉和山海关的吴三桂了，而这两个人什么货色，相信熟读历史的人都也应该了解。
所以欠缺战略眼光和改革决心的皇帝对国家影响多大？大明的崇祯皇帝，就用他的故事，为我们做了一次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