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清军一直在作战,并把长期与农民军作战的洪承畴纳为己用,对李自成农民军的了如指掌。多尔衮又拉来了吴三桂当帮手,上阵时又是以逸待劳,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占,清军胜利属于必然。
李自成在崇祯十五年末到十七年初横扫北方的时候,野战加地方的作战部队不是只有六万人。所谓精兵六万勤务兵近百万,现在看是以江南文人为首的家伙们,综合了甲申之变在京亲历者们的入京流贼不过六万,和农民军在河南打开局面三攻开封时的号称百万的脑洞、脑补。
事实上崇祯十五、六年农民军夺得稳固地盘后,那些流动作战时期不得不随营行动的眷属、非战斗人员已经安置在襄阳、西安等地不再随营,直到顺治二年才又转为流动状态。
在甲申入北京的“流贼”老本作战部队六、七万人,二十多天后发兵六万东征山海关打的吴三桂、高第部五万关宁兵几乎崩溃,面对满洲、蒙古八旗三分之二,汉军八旗、三顺王全部及蒙古外蕃兵共十万大军的主力的突袭下完整退出战场。
明末清初文人们的说法,基本是农民军直到西安建国攻占北京,还是一支主力跟着李自成流动,所占地方没有野战部队镇守,敌人反攻即丢失。
而事实上甲申时“流贼”野战主力在北方边防线(党守素、辛思忠、张天琳)和湖广河南(袁宗第、马世耀)及华北(刘汝魁、马重僖)镇守、反击明军的就超过六万人。
山海关之战时,三四月间袁宗第率领的右营主力在河南,刘芳亮在三月末已经领左营主力自保定北上与北京主力汇合了。
渡河东征北京的顺军主要是中、后、左三营(不知道有没有小透明前营)的主力十余万人(各营都有部分兵力留守陕西三边),在宣大、蓟镇沿边重镇和太原、真定等内地要分兵驻守几万“老本”,到北京的农民军“老本”不过七八万人。
山海关之战顺军的损失一般有说步兵损失殆尽,只剩数千骑兵昼夜奔到北京的,有说损失巨大一蹶不振的。但事实上当事人的说法,佘一元:“凡杀数万人,然所杀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糗之民,非尽寇盗也”。多尔衮的报捷文书说缴获马骡五千余头,这样看顺军的损失(死亡、重伤等)大体在几分之一也就是一、两万人的的范围。
李自成没有朱元璋的领袖魅力,而且左右没有文人智囊的管理集团,而自身组成都是大小武装集合成的武装流寇集团,没有根据地不会治理,队伍人才结构单一,没有长远整治目标和达成理念。
以前历史书上将李自成定义为农民起义是义举,我认为是不对的,历史上无数次起义,政权更迭,农民都是主力,起义成功了利益就归某个人,某个集团。比如朱元璋,起义不成功我们就称之为农民起义,比如李自成,其实李自成还没成功就想称帝,而且比别的皇帝更加残暴。
大顺这帮农民军远不能跟朱元璋打天下时的红巾军比,就是一帮缺乏战略的流寇,乌合之众,简单说就是没饭吃,被迫拿起锄头就干的那群人,之所以能灭亡明朝,是因为明朝能打的正规军基本打没了,剩下的也根本调不动了,一遇到清军自然就崩溃。
追根究底,是因为李自成缺乏大局观和谋略思想,像这种起义历史上太多了,没有一个成功的。跟刘邦、朱元璋这种存在本质性差别。
李自成最大的失败是流寇思想从未改变过,没有培养出一批真正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骨干力量,打到哪吃到哪,也没有深耕厚织属于自己集团的根据地,侥幸打到北京,依然有裂土封王之想。
可见李自成并无天下之志,连战国诸侯也不如,更无法与朱元璋、李世民、刘邦这样的人物相提并论了,山海关外决战的战略意识不清,战败后又匆忙放弃北京西逃,典型的流寇草莽军队,属乌合之众,实难与清军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