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是怎么去西藏的？

说起西藏，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去希望仅仅只需要做个充分应对高原反应的准备便可以去了。对于如今科技发达的今天，一个火车，一个飞机就能到了。然而大家有没有想过，对于没有火车飞机小轿车的古人而言，进藏之路又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是进藏之难，难于上青天，所幸青云有路，尚可一试。今天小编带大家研究一下，清朝人是怎么去西藏的。

事情首先要从康熙五十九年的秦蜀滇剿匪说起，云贵总督蒋陈锡因运粮有误，被责令入藏效力以戴罪立功。这位前总督一出发，马上就体验到了世事无常，人走茶凉。

“藏故险阻，非人所行，从者皆散去。”

只有一位年轻人留了下来，他叫做杜昌丁，说要用一年的追随来报答蒋陈锡的知遇之恩。一年期满，杜昌丁返回家乡，就将这一年的所见所闻撰写为《藏行纪程》一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今天研究滇藏交通最为珍贵的史料之一，现代藏学家吴丰培就说“非独记入藏旅程罕见之作，亦研究云南民族者所必须参考者。”

话说回下台干部蒋陈锡和青年作家杜昌丁，这两位由滇入藏，从昆明出发，向西到香格里拉，转向德钦，随后进入西藏左贡，沿着八宿，一路向洛隆进发。等到了洛隆，此时杜昌丁已经一年期满，泪别蒋陈锡后沿着原路返回昆明。

杜昌丁所走的这一条滇藏路，穿越横断山区，一路上山高谷深，还需要翻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小河流，并且经受绵延百里的白马、梅里两座雪山的考验。而且途中路况更是堪称艰险，有些路段宽不及尺，马四蹄不能并立，沿河谷而行，下游河流湍急，上流狭长寒冷。

之所以说这条路非常之可怕，各位恐怕没什么感触，我试举一例来说明，六月份这两位经阿墩子雪道过澜沧江，当时过江有两种方式，一是索道渡江，二是索桥渡江。这二位哪敢和当地人一样用索道渡江呢，于是等了三日，待到索桥建好后，从索桥渡江。当他们踏入索桥后，波涛直接灌入桥中，蒋陈锡好几次被水浪直接打翻在地，等到他们过桥不到片刻功夫，索桥就在风雨中轰然倒塌。此时桥上尚且有四位行人，三人直接落水身亡，剩下的一个死死的扒着桥边，这才被杜昌丁救下。

而这仅仅是他们旅途中比较危险的一段罢了。

当然，大清人想要入藏并不只有这一种选择，还有一条北线，从西宁出发，经日月山、木鲁乌苏河、唐古拉山口、藏北那曲等地到拉萨，总路程3700里；

总的来说，入藏的道路就是北线和杜昌丁所走的南线，不过有人南线的出发是自蜀入藏，而杜昌丁是从昆明出发。

具体的来说，首先康熙年间的焦应旗所写的《藏程纪略》记载的是自西宁入藏的路线，杜昌丁的《藏行纪程》记载的是自云南入藏的路线，等到雍正年间，王我师的《藏炉总记》则开了全面记载进藏线路的先河，它分别记载了从四川、青海、云南三条入藏路线。光绪十二年，西藏交通文献的集大成者出现了，这就是黄沛翘编纂的《西藏图考》。

以上的提及的各个书籍，其实比起地理图志，更像是文人的游记，另外一边，在杜昌丁返滇之后不久蒋陈锡即客死异乡，令人唏嘘。

清人对于西藏地理上的了解，开始于康熙年间。这个时间，康熙自认是盛世人间，要堪舆测绘每一片土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开展了对全国轰轰烈烈的地理测绘。在这一场运动中，西藏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资料非常稀缺。仅有的几份地图，往往也只是曾经军队所用的简陋图纸。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在1715年派出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人前往西藏地区测绘地形。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这个名字非常之绕口，由于作者打字时打错了很多遍，所以满怀情绪的在这里留下吐槽。

这一次测绘的成果，就是《康熙皇舆全览图》，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并命名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时候，比外国人的测量早了135年。

在清人心里，虽然西藏地处边陲、气候严寒、甚至语言不通，还略带神秘的色彩，但他们永远乐意用一颗炽热的心，去认识这片神秘的土地。

说回正题，对西藏的地理测绘其表现成果就是地图。在当时，测绘的工作主要由掌握专业知识的传教士来进行，针对西藏的第一次测绘是1709年，在完成工作后于1711年将成果交给雷孝思，但因为并未标明经纬，被雷孝思认为无用。康熙得知此事后派遣数人去学习专业的测绘知识，前文提到的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就是这批人中的两位。不过由于突发战事，这两位从冈底斯山匆忙返程，还没来得及对所绘地图进行复核，并且，地图中的部分资料也仅是两人根据传闻所绘，并不精准。

等到乾隆年间，绘图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低谷，地图制作水平大为衰退，甚至众多图考中仅绘地图，不标经纬，最过分的是很多地图采用了山水画的形式，不说经纬，就连比例尺都是错误的。

不过，虽然问题多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的地图却越来越多，例如《卫藏全图》、《西藏全境道里图》、《西藏全图》等等层出不穷，虽然不甚精确，但这表明内地的众人对西藏的认识是渐渐的越发开阔。

关于清人研究西藏的动机，其实这些去西藏进行考察的人员，往往只是官员，由于科举制的存在，这些人具有良好的文史素养，因此将所见所闻编写成书，就有了对于西藏的各种游记。要论起他们的出发点，《西藏图考》的作者黄沛翘曾说过“盖昔之卫藏只滇蜀之藩篱，今则西南攘印缅，西北御俄罗斯，正北又为新疆之后障，坤维大局，斯其咽喉，未雨之谋，履霜之戒，其可忽耶？”

可见其目的是爱国主义和经世致用，不过，就算如此，这些相关的著作依旧丰富了国人对祖国大西南的认知，在学术的角度上，尤其是中国地理学，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他们笔下记录着关于西藏的高山、河流、人口、山川、疆域、交通站、民族分布、灾害分布，还有那里的气候、道路、物产、居民、建筑、民风以及宗教。

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都在他们的笔下鲜活着展示着，这就是最初清人对西藏略带温度的认识，也构成了我们对西藏神秘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