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郑和远航，一场繁华终成了脆弱的喧嚣，一切其实早已注定

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的一项空前的盛举，它是中国古代航海史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重大成就。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作为15世纪以来最庞大的船队，横渡了西太平洋与印度洋，遍访了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在航海史和中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郑和其人

郑和本姓马，初名为三保，明成祖赐姓郑之后，改名为郑和。对于郑和的家世，郑一钧先生根据墓志铭和一些文献记载，推断出郑和祖先出自西域，世代王侯，信仰伊斯兰教，对西方文化有所涉猎。这种渊源对郑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的先辈都曾是掌管一方的领袖，他们的才识为郑和所继承。[1]

明朝初年，朱元璋兴师云南梁王时，郑和被明军掳去做了时为燕王的朱棣的近侍。在靖难之役中，郑和因屡建奇功而成为了明成祖朱棣的重要亲信。靖难之役后，朱棣为郑和赐姓并将他提升为内官监太监。郑和因自己的家庭熏陶、明成祖的赏识以及自己的才干而成为下西洋最合适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二、郑和为什么能下西洋？

能够促成郑和七下西洋的原因除了郑和本身的才识之外，与明朝初年的政治、经济形势、航海技术以及统治者的个人目的息息相关。

在政治方面，明朝初年采取了废除丞相制度，采取内阁制的重大措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经济方面，明朝初年实行了一系列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如释放奴婢、减免徭役、开垦荒地、种植经济作物、鼓励发展手工业、减轻商税等，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

在对外政策方面，明成祖重视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在朝贡体制中为了凸显自己的政治权威而采取了“厚往薄来”的政策，海外诸国都乐意与明朝进行交往，出现了中外交流史上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航海技术方面，明朝继承了宋元以来的丰厚遗产，掌握了全天候的磁罗盘导航技术，他们能够通过观测天体的方位与高度来判定船舶所在的纬度，这种天文定位技术与地文定位技术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运用到了极致。

郑和下西洋目的是寻找建文帝以及宣扬政治权威。《明史·宦官·郑和传》载：“帝疑建文帝遁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乃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靖难之役中，建文帝下落不明，明成祖认为他避往海外了，因此要去寻找建文帝。能够促成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宣扬政治权威。明成祖即位后，想要威至万方，确立起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

三、郑和下西洋的过程

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率领着27800多人，乘坐长约138米、宽约56米的声势浩大的船队，开始远航西洋。[2]他们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入海至福建，从福建五虎门（今福建长乐）南下至占城、爪哇、苏门答剌、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亚齐）至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在古里，郑和立有石碑，是中印友好往来的象征。永乐五年，郑和回到南京，一起随行的有古里、苏门答腊等国的使臣。

同年，郑和开始了第二次下西洋的活动，他率领舟师到达了占城、爪哇、南巫里、锡兰山、柯枝（今印度柯钦）、古里等国。郑和在锡兰山用汉文、阿拉伯文、泰米尔文三种文字立碑勒文，用金银织锦、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布施锡兰山寺。通过此次的访问，渤泥国遣使来华，明成祖赐以银缸、银盆、白罗伞、白罗扇以及绮罗、绫绢衣等豪华依仗。

永乐七年，郑和率领船队前往占城、爪哇、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等国开读赏赐，赐其国王锦绮纱罗。占城国王“下象、膝行、匍匐，感沐天恩，奏贡方物”[3]。在锡兰山，俘获了不听劝告的锡兰山国王阿列苦奈儿，另立耶巴乃为国王，为郑和继续西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满剌加，郑和代表明成祖对拜里迷苏剌举行了封王仪式。满剌加在明朝的庇护之下独立有117年之久。

永乐十年，郑和开始了第四次远洋航行，他统领宝船前往西洋诸国开读赏赐，这次航行的国家大大增加，除了前三次访问的国家，增加了彭亨、孙剌、比剌、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三年，郑和回国。

永乐十四年，郑和五下西洋，他先护送各国使臣回国，他先到占城、爪哇，经旧港、满剌加、彭亨、南巫里、苏门答剌，向西至锡兰、柯枝、古里。再由古里向西北行至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再横渡阿拉伯海至剌撒（今也门亚丁附近）、阿丹，经曼德海峡至麻林等东非国家。再由麻林东航，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剌等过回国。[4]

在柯枝国，赐可亦里印诰，并封山勒铭，碑文由明成祖亲自题写。忽鲁谟斯、阿丹等国进献了狮子、麒麟、骆驼等珍贵禽兽。苏禄国王来华访问，在归途中去世，明成祖命祭葬如王礼，赐谥“恭定”，并亲自写了祭文。墓碑在今德州陵县，象征着明朝与苏禄的珍贵友谊。

永乐十六年，郑和六下西洋，护送十六国使者回国，并对沿途国家进行了访问，置办珍宝，与祖法儿等国进行了贸易往来，用丝绸等换取香料、医药、珍贵玩物等等。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明仁宗即位。洪熙元年（1425年），郑和归国，由于明仁宗的反对，郑和船队被封。明宣宗即位后，于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率船队从南京龙江开船，经刘家港、长乐港南下西洋，访问了忽鲁谟斯、古里、锡兰、苏门答腊等24个国家。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归国。

四、脆弱而短暂的繁荣

郑和历时28年七下西洋，开辟了中国历史上最远的航路，他从东海之滨出发，横跨印度洋直通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沿东非海岸到达了南半球的麻林等地。郑和率领的船队可以通过多条航线到达古里、锡兰、苏门答剌等地。这说明了在明朝时期，我国已经充分的掌握了西太平洋和被印度洋的航路，为世界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东方航路。

郑和船队的下西洋之行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中国与亚、非国家得以友好往来，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化，促进了当地发展。明朝皇帝一直追求的“德泽洋溢乎天下，施至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视，执圭捧帛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即使前代所不宾者，亦皆奉表献琛，接踵中国”[5]的万邦来朝的理想终成现实。

郑和下西洋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宣扬政治权威以祈求万国来朝而进行的官方外交活动。他所进行的贸易都带有藩属的特色。也就是说，“尽管中外人民之间都有扩大彼此间贸易往来的需求，但明朝政府处于‘宗主国’的地位，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可以不顾‘藩属国’方面的这种要求，将中外贸易控制在官方贸易的范围之内。海外诸国……却要尽量迎合郑和使团的需要，为郑和使团充分开展贸易活动大开绿灯”[6]。这种基于政治活动的经济贸易是脆弱的，在郑和船队停航以后，这种贸易关系也就结束了。

注释：

[1]参见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2]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考古发掘了明代太监洪保墓，这位太监曾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副使。里面发现了非常完整的墓志，上面刻满了铭文，介绍到了郑和下西洋。铭文写到：“永乐纪元，授内承运库副使，蒙赐前名。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赍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洪保作为郑和船队的副手，乘坐的应该就是郑和宝船了。这艘宝船叫“大福号”，能容下“五千料”。料在古代是一种容量单位。五千料，相当于现在排水量2500多吨。

[3]费信：《星搓胜览·占城国》。

[4]参见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5]马欢：《瀛涯胜览·序》。

[6]参见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作者：浩然文史·古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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