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废去中宗另立睿宗之后,改元文明。虽然她一再声称自己是代皇帝执政,同时又吸取与李贤斗争的经验,立李旦妃刘氏为皇后,立李旦长子李成器为太子,但她又对宰相班子进行改组,提拔了一批新人,所以这一切都没有平息人们对她的疑虑,尤其是唐宗室人人自危,朝廷内外疑云重重,气氛非常紧张。不久就发生了扬州起兵之事,公开打出了反武的旗号。
一、清除异己
这次起兵是徐敬业领头干起来的。他是唐朝功臣李勣的孙子,李勣原名徐世勣,因功大被唐朝皇帝赐姓李,因此有的书也称徐敬业为李敬业。
嗣圣元年(684),徐敬业坐赃被贬为柳州司马,其弟徐敬献时任盩厔(周至)县令,也受牵连而被免官。兄弟二人与前屋县尉魏思温一同南下,在扬州时遇到了被贬官的前给事中唐之奇、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及临海县丞骆宾王等。大家熟人相见,又同病相怜,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决定以匡复庐陵王为名,起兵反对武则天。
徐敬业的起兵性质属于军事反叛,他们这一批人大都是政治野心家,起兵的目的并不在于讨伐武则天,扶持庐陵王,而是想搞分裂割据,因此完全是一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动。
面对突发的战争,宰相裴炎认为时机到来了,他要利用徐敬业起兵的机会迫使武则天归政,扶持睿宗上台。当武则天召他入宫征询消灭叛乱的办法时,裴炎提出皇帝年长,不亲政事,使得此辈得以为借口。如果太后归政,则叛乱不讨自平。武则天听后怒火中烧,认为裴炎与徐敬业勾结,里应外合,于是下令将裴炎抓起来,并将其处死。
然后她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殿中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率兵三十万南下讨伐徐敬业。
经过艰苦的战斗,击败了徐敬业的主力,斩首七千余级,溺死者不计其数。徐敬业、徐敬猷、骆宾王等逃到了江都,想渡海出奔高丽,因为风阻不能出航。而朝廷大军日益逼近,徐敬业的部将见势不妙,遂将他们斩首后投降,余党唐之奇、魏思温等也被捕获,传首东都。
此次叛乱前后历时四十多天,虽然来势汹汹,但却未造成大的破坏,从而使武则天度过了一生中最大的一场军事危机。
武则天面临的另一场叛乱,便是以越王、豫州刺史李贞为首的李唐宗室的起兵。在此之前,武则天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圣母神皇”的尊号,虽然她尚未公然废去睿宗的皇帝地位,但是几乎所有的李唐宗室都已看透这是“潜谋革命”终将改朝换代的一个信号,因而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保住李唐王朝的江山不至于落入他人之手以及身家性命的安全,在他们看来,除了起兵反抗外已经别无良策。
首先密谋起兵的是唐高祖的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他的母亲是隋朝大将宇文述的女儿,很得高祖的宠爱。李渊的元配窦氏夫人死后,李渊在称帝后一直没有再立皇后,曾打算立宇文氏为皇后,但事情没有办成,从而使李元嘉失去了成为“太子”的可能。
由于他在宗室中辈分极高,所以武则天在临朝称制时封其为太尉,位极人臣,但却外放为绛州刺史,不使其在朝中掌握实权。徐敬业起兵时,武承嗣曾建议除去韩王及其同母弟鲁王李灵夔,因裴炎的阻止而未成。
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使他们饱受煎熬。武则天在革唐之命的道路上得寸进尺,使韩王觉得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尽快举兵,迎还中宗。垂拱四年(688)七月,韩王之子李譔致书于越王李贞,鼓动其早日举兵。
他又伪造皇帝玺书给李贞之子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刺史琅琊王李冲,称睿宗已被囚禁,诏诸王前来救驾。李冲也伪造皇帝玺书,命博州长史萧德琮招募士卒,并分报韩、鲁、霍、越、纪等王,各自起兵,共赴东都洛阳。
除了以上唐朝宗室外,参与此事的还有唐高祖的女儿常乐公主及其丈夫寿州刺史赵環、越王李贞的女婿汝南县丞裴守德、唐高宗的女婿太平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薛绍及他的两个哥哥薛顗、薛绪。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宗室都积极地参与了起兵,比如李贞的叔伯兄弟、鲁王李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但没有积极参与起兵,反而向武则天告密,从而使事情过早地暴露了。
于是琅琊王李冲在没有准备妥当的情况下便匆忙地起兵了。李冲于八月十七日起兵,其父李贞于当月二十五日举兵响应。由于其他诸王尚未准备充分,事出仓促,只好暂时按兵不动。越王李贞父子虽然举事,但兵力寡弱,人心不齐,与武则天一方比较,实力相差悬殊。得知越王父子举兵的消息后,武则天命清平道大总管丘神勣和中军大总管魏崇裕各率大军征讨,迅速平定了叛乱。李冲本人被其部下所杀,李贞不愿被俘受辱,饮药而死。事后穷治越王余党,牵连而死者达两千余人。
事平后,武则天命酷吏周兴审讯宗室诸王,将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公李譔、常乐公主等全部抓到洛阳,然后逼迫其自杀。又将虢王李的儿子申州刺史东莞公李融、薛顗、薛绪、薛绍、江都王李绪、殿中监裴承先等处死。其中薛绍因为是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的丈夫,杖一百,饿死于狱中,总算落了个全尸。霍王李元轨被流放到黔州,行至陈仓时死于半途。
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这次胜利,证明已经无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可以和她抗衡,在改唐为周的道路上已经不存在大的障碍了,剩下的事便是如何弹压反对者,大造舆论,安排程序,风风光光地准备登上皇帝的宝座了。
二、酷吏政治
武则天想要顺利地登上女皇宝座,来自朝廷内部的反对声音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有的人以灾变要求武则天交权,有的人不愿自己的亲人“事女主”,有的谋划如何迎归庐陵王。正因为如此,所以武承嗣提出“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时,武则天也没有表示反对(《旧唐书·武承嗣传》)。
如何才能铲除反对者,除了出兵讨伐公开的反对者外,对于分布在全国各地及朝廷中的反对者,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酷吏,采用残酷镇压的办法了。
从文明元年(684)废中宗为庐陵王起,武则天就开始推行酷吏政治,大规模的滥刑开始施行起来了。这年二月,中宗刚刚被废,有十余名飞骑军士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大发牢骚,说早知道废掉中宗没有赏赐,还不如拥戴庐陵王。其中一人马上出面报告,武则天命令捕杀了这十几个人,除了发牢骚者被处以死刑外,其余人等属于知情不报,也被处以绞刑,告发者却得到了五品官的奖赏。这一事件发生后,告密之风由此而兴起。
垂拱二年(686)三月,武则天在朝堂上设置了铜匦,名义上是征求对朝政得失的意见,主要目的却是接受天下密奏,以了解民间之事,显然是为了加强政治控制。
她还规定:
“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资治通鉴》卷203)
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使得四方告密者蜂起,形成了百官人人自危,重足屏息的恐怖局面。
告密制度实行的结果之一,就是物色了一批酷吏。仅《旧唐书·来俊臣传》就罗列了二十七名酷吏的名字,他们是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丘神勣、来子珣、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窗、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等。
他们有的人各网罗无赖数百人,到处打探,专以告密为事;有的人编写了《告密罗织经》一书,用来教授下属如何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使人无法辩白;还有的人诉讼一人,马上能牵连上百人,致使监狱人满为患,冠盖如云。
他们还创置了各种各样残酷的刑具,用来拷问囚犯,有所谓“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等名目。“
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着树,名日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张酱《朝野金载》卷2)
这些骇人听闻的酷刑,使囚犯见者往往汗流浃背,望风自诬。来俊臣在洛州牧院和皇城丽景门内设制狱,“每鞠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圈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吱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因此丽景门竟被称之为“例竟门”。当时公卿上朝,必与家人告别,“不知重相见不”(《旧唐书·来俊臣传》)。由于酷吏滥用刑拷,所以其所办案件绝大多数都是虚枉不实的冤案,所谓“及其穷竟,百无一实”(《资治通鉴》卷203)。
从武则天临朝称制到正式登上皇帝宝座这一时期,虽然诛杀了大批公卿大臣,但是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对准了李唐宗室,其中高祖、太宗、高宗这三代皇帝的儿子们,凡在世的除李显、李旦外,其余的基本被诛杀殆尽了。至于这两人能被留了下来,一则因其是武则天的亲子,另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都对武则天构不成威胁。尽管如此,李显还是被流放到了房州,李旦实际上被软禁在别殿,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武则天虽然任用酷吏,但并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且通常只给他们执法权,却不给其执政权。在他们闹得实在不成样子时,武则天也会诛杀一批酷吏以平息舆论。因此,武则天时期的酷吏真正有好下场的并不多,尤其是那些为恶甚剧者。
三、拜洛受图
为了证明自己争当女皇符合“天意”,武则天在这方面搞了许多活动,拜洛受图便是其中之一。我国上古时代有一传说:伏羲氏继天而王,有龙马负图出于黄河,乃据其文字,以画八卦,称之为“河图”。
后来大禹治水有功,神龟背负书出洛水,以成九畴,谓之“洛书”。后人认为龙马负图、神龟负书,都是圣人出现的标志。汉代大学者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经汉武帝大力提倡后,这些学说逐渐占据了思想界。在唐代人们更重视祯异灾祥之类的东西,即使像唐太宗这样英明的皇帝也不能避免,尤其是其晚年时期。武则天为了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自然也乐意借助于此类东西,营造出一种天意归之、民心所向的热烈气氛。
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命人在一块白石头上凿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又用紫石杂药物填之,伪造出一种古朴的样子,称之为“宝图”。然后命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给了武则天,谎称得之于洛水。武则天大喜,唐同泰因献宝有功,被任命为游击将军。
五月,武则天下诏宣布,将要亲自拜洛,接受“宝图”,并且下令要求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在拜洛典礼前十日齐集洛阳。七月,大赦天下,“更名‘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候,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资治通鉴》卷204)。
命令修筑拜洛坛于“圣图泉”以北,并制定了拜洛受图的相关礼仪,武则天还亲自撰写了《大享拜洛乐》十四章。
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后,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洛水之滨举行了场面宏大、隆重而庄严的拜洛受图典礼。事后,洛阳父老刻碑于拜洛坛前,号“天授圣图之表”。朝臣们上了热情洋溢的贺表,朝野上下一片热闹的场面。这些活动都为武则天正式登基大造了舆论,增添了朝野一致拥戴的气氛。
四、大享明堂
武则天经过长期的经营,人们都以为她应该黄袍加身了、可是她仍然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再等待,再创造条件,而大享明堂便是她走向皇帝宝座的又一个里程碑。
垂拱四年(688)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武则天拜洛受图之后的两天,由她的男宠薛怀义主持修建的明堂正式建成了。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武则天所建的这座明堂,高294尺,方300尺,有上中下三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气势非常宏伟。那么修建明堂有什么意义及作用呢?武则天花费了巨额钱财兴建它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这就需要认真分析了。
我国自古以来,帝王以能在明堂布政为美,许多朝代的帝王也以能兴建明堂并在其中居住和施政为理想。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帝王来说,兴建明堂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对明堂制度不甚了了,很难具体实施兴建计划;二是由于明堂规模宏大,没有丰足的财力是很难承担修建所造成的沉重的经济负担。
所以即使像唐太宗这样英明伟大的君主,也没有兴建明堂,甚至连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也没有做到。唐朝到武则天统治时期,经过前期六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使武则天有条件兴建明堂。当然也有人对此举提出了批评,认为武则天浪费了巨额的钱财,兴建明堂奢侈过度,是劳民伤财的一种行为。
不过武则天坚持兴建明堂并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处理军国大事的办公条件,而是想通过此举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与高明,人为地创造出一种国富力强的氛围,为了最终登上皇帝宝座营造气氛,争取民心的拥戴。在明堂建成后,武则天曾说过:
“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旧唐书·礼仪志》)
从这种夸大明堂作用的言论中,可以体会到武则天之所以兴建明堂的某种目的。
为了庆贺明堂的建成,武则天下诏大赦天下,赐宴群臣,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并给这座宏伟的建筑起了一个很气派的名字,叫做“万象神宫”。为了展示自己的丰功伟绩,她又下令开放明堂,让东都的妇女及诸州父老进人参观。甚至有吐蕃及许多少数民族的使者,也因此长途跋涉来到洛阳,向武则天祝贺,从而使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永昌元年(689)正月一日,大享明堂的典礼如期举行了。武则天身穿礼服,率领睿宗、太子及群臣在明堂举行规模宏大的祭祀吴天上帝与唐朝历代皇帝的典礼活动。在这次典礼中,武则天为初献,睿宗为亚献,睿宗的长子李成器(时为太子)作为终献。他们依次向昊天上帝、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士彟(当时尊为魏国先王)以及五方帝座等帝王和神祗礼拜,并献上祭品。然后驾临则天门,大赦天下,改元。
武则天花费了巨额钱财兴建明堂,绝不仅仅是为了举行这次祭祀神祗的典礼,而是具有极明显的政治色彩。由于明堂既是祭祀之所,又是布政之地,这种双重性质的存在,也就使它成为最理想的替天行道的场所。大享明堂的活动使武则天代表天意的形象更加高大丰满,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接着武则天布政于明堂,受群臣朝贺,大封武氏诸祖,整饰风俗,改诏为制,改革文字,积极为正式登基做好最后的奠基工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花费了大量百姓血汗钱而修建的宏伟建筑,在天册万岁元年(695)竟被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因为争风吃醋而放火烧毁了。
五、利用佛教
为了进一步借助神佛的力量,为自己顺利地改朝换代服务,武则天又利用佛教制造舆论。在唐代流行的各种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为佛、道二教,道教已被李唐皇室尊为国教,极力抬高道教的地位,武则天要革李唐的命,自然不能利用道教,而只能利用佛教了。
武则天利用佛教主要想解决一个女子称帝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还从未有过女子称帝的先例,无法比附,而中国儒家的经典中也没有女子可以称王的相关内容,也无法加以利用,但是佛教经典中却有女子可以称王的说法,这也是武则天选择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大方等无想大云经》中,有这样一段说法:
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日净光……佛告净光天女言:汝于彼佛暂得一间《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间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汝于尔时,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是天女者……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如是女王,未来之世……当得作佛。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至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无论是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都有大批的信众,因此用佛教经典中关于女子称王的说法来证明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应当说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由于《大云经》中有女子可以称王的说法,所以武则天非常重视此经。为了使这种说法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如何宣扬《大云经》便是一个必须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首先,她指使一些僧侣出面,宣扬这种说法。武则天的男宠僧薛怀义“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旧唐书·薛怀义传》)。东魏国寺僧法明也上表,“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资治通鉴》卷204)。
其次,由这些僧侣向武则天进献《大云经》四卷,然后由武则天颁敕规定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并命高僧升座讲解此经。为了更好地宣扬《大云经》,她还指使一些僧人为此经作疏,进行发挥,使得女子可以称王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关于这一点,敦煌所藏的《大云经疏》残卷中有明确的记录:
经日:“即以女身,当王国土。”.……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经日:“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皆悉安乐……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宣扬“佛”授命圣母神皇,改朝换代,统治天下,并告诫不得违背佛的意志,违者上天降罚的政治色彩。
六、臣民请愿
经过一系列的活动和努力后,武则天终于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全部工作,马上就可以登上女皇宝座了。在全国到处一片颂扬声中,武则天本来可以宣布建立大周王朝,可是她还觉得戏做得不够,还需要再添一些民意的色彩,于是一场场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又拉开了幕布。
据《资治通鉴》卷204武则天天授元年(690)九月三日条载:“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日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傅游艺为给事中。”
我国历代凡权臣篡位,都要演一出禅让的把戏,而且还要三让三辞,然后才接受陈请。武则天也不例外,所以她自然不会马上接受傅游艺的请求,但是却又马上提拔了傅游艺的官职,显然是鼓励他的这种行为。
司马光接着写道:
“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
可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动员的人力越多,场面越热闹,越会讨到即将登基女皇的欢心,这一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先恐后地投入这场活动中去。当然也有人参加不是为了捞取政治上的好处,而是为了避祸,如李唐宗室就属于这一类人。还有睿宗李旦也是此类人,他也赶紧上表,请求放弃帝位并改姓武氏,毕竟保住性命要比帝位重要得多。
上引《资治通鉴》的记载不算详细,据时人陈子昂的说法:
第一次是傅游艺组织的九百人的请愿,第二次是洛阳父老、僧尼道士一万二千人,第三次才是文武百官、四夷酋长、皇帝宗亲以及沙门道士五万余人(《全唐文》卷209)。前后参加请愿者共计六万余人。
他们不仅仅是表示一下便散去,而是“守阙固请”,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只好顺应民心,勉为其难了。
仅有臣民的请愿还不够,还必须有改朝换代的祥瑞出现。九月五日,“群臣上言:有凤皇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梧桐之上,久之,飞东南去,及赤雀数万集朝堂”(《资治通鉴》卷204)。
至此,所有的关于革唐为周的戏全部演完了,武则天于是命令有司准备改朝礼仪,要粉墨登场了。这年九月九日,适逢重阳佳节,洛阳城中喜气洋洋,一片欢腾的气氛。武则天登上了则天楼,宣布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改元天授,大赦天下。又宣布降唐睿宗李旦为皇嗣(太子),赐姓武氏,其名依旧为轮,迁居东宫。对李旦而言,一切又都回到了从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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