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家应该和我一样,认为唐代大诗人杜牧仅仅是个诗人,可是你不知道的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军事家,他所注的《孙子兵法》被称为历代第二,仅次于曹操的注。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军事家杜牧的军事造诣:
一、京兆杜氏和杜牧的经历
提起京兆杜氏,大家可能有些陌生,但是说起京兆杜氏的人物,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西晋时期著名将领和注《春秋左传》的杜预、唐初著名宰相有“房谋杜断”之称的杜如晦、大诗人号称诗圣的杜甫、著名宰相著有《通典》的杜佑、大诗人号称“小李杜”的杜佑之孙杜牧。
以上人物都是享誉史书的大家,他们都来自京兆杜氏。
唐朝人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在今西安东南(故少陵原)有唐代长安杜氏家族墓葬,著名宰相杜如晦、杜佑、晚唐诗人杜牧均埋葬于此。
京兆杜氏的世系可以追溯到西汉御史大夫杜周。杜周本居南阳(今中国河南省南阳),汉武帝时期以豪族迁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子杜延年又迁于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所以,京兆,襄阳,河南杜氏本一家,故诗圣杜甫自称少陵野老,祖籍襄阳。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宰相杜佑之孙,唐代后期著名诗人,在兵学理论研究上也颇有造诣。在家族排行第十三,故时人称其为杜十三。
杜牧20岁已经博览群书,尤其擅长治乱与军事。23岁即以作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阿房宫赋》。太和二年(公元827年),26岁的杜牧以进士擢第。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使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擢监察御史,移疾分司东都。
以弟颛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使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累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改膳部员外郎,历黄(治南安,今湖北黄冈)、池(治秋浦,今安徽贵池)、睦(治建德,今浙江建德)三州刺史,入为司勋员外郎,改吏部,复出为湖州刺史。逾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这段时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别墅,并且闲暇之时经常在这里以文会友。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终年49岁。
《唐书》杜牧传说: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慨然最喜论兵”。著有《注孙子》。其外甥裴延翰编辑的杜牧诗文集《樊川文集》中有论兵多篇,其中《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周相公书》、《注孙子序》等,均为很有见地的军事文论。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
二、杜牧的军事思想造诣
1、杜牧的军事主张
杜牧论兵的主要军事观点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同以刑律惩处罪人一样,“俱期于除去恶民,安活善人”。
从当时实际出发,他强调以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诸藩割据。提出统治者必须高度重视军事,对士大夫耻言兵的现象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轻视军事会使国家“亡失根本”。他认为平藩的上策是朝廷“自治”以图强。
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根治军队中“不蒐练”、“不责实料食”、“赏厚”、“轻罚”、“不专任责成”等“五败”。反对实行“姑息之政”,认为姑息政策乃是“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在治军上,杜牧强调将领的作用“民之性命,国之安危,皆由于将也”,优良将帅的基本素质应该是“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主张以“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主兵,反对任用“壮健击刺不学之徒”为帅。
这是针对安史之乱以来在任将方面的教训提出的观点。强调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要注意平时养成,“居常无事之时,须恩信威令先著于人,然后对敌之时,行令立法,人人信服”。在战争指导上,主张“计画”应“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
为达到平藩的目的,朝廷要控制河北,如此,则可北御寇,南却敌,“出则胜,处则饶”,从而在战略上掌握主动权。
在武宗平刘稹时,他提出了扼险、“捣虚”、“速擒”等谋略,为宰相李德裕所采纳,史称“泽潞平,略如牧策”。
在防御回纥、吐蕃扰边方面,杜牧主张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在敌人自恃天寒地远,认为唐军不会进攻他们时发兵进攻,“击其空虚,袭其懈怠”。这一主张体现了积极防御的思想。《樊川文集》论兵,多着眼于现实对策研究,体现了经邦致用的精神。
2、杜牧的主要著作
杜牧关于军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在他的《注孙子》一书中。此书大约在大中三年(849年)四月前完成。
杜牧在《上周相公书》中讲到,自己曾将所注孙武十三篇献给周墀。周为相在大中二年五月至三年四月,可知其《注孙子》问世时间当在此间。《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皆著录为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通志·艺文略》则作一卷。
此注后被收入《五家注孙子》、《孙子十家注》中。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看,杜牧之注不但数量多,且质量亦较高,故后人又称其为曹操之后第二大注家者。杜牧对《孙子兵法》这部古代兵学圣典从总体上认识比较全面准确,认为“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较有些学者只见《孙子兵法》其诈不见其人更为有见。
他注意从现实出发,总结新的经验,对《孙子兵法》进行注解,多有发明。注中大量征引史例及其他典籍之言,以阐发《孙子兵法》本旨,弥补了曹注过于简略的不足。
如《作战篇》“杀敌者,怒也”句,曹注只有“威怒以致敌”5个字,杜牧注:“万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势使然也。田单守即墨,使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坟墓之类是也。”不但较曹注具体,且对如何实现《孙子》提出的军事原则做了进一步阐发,对人有启智益慧之效。
欧阳修《孙子后序》称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但杜注也有不足,有的不够准确,陈皞认为其注“阔疏”,在己注中间或攻中其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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