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

自打澶渊之盟议成，宋辽两国缔结“兄弟般”的友谊以来，这一南一北的两大帝国已经在和平中共处了近百年。不仅如此，为了表达友好和善意，两国之间还进行了频繁的互动，比如每逢对方君主生日来临之际，都会派出贺生辰使前往探访和祝贺。这种友好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北宋第八任皇帝赵佶时代，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生日前夕，他也循例派出了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的贺生辰使，只不过这次在惯例中略微有点小破例：他还任命宦官童贯作为副使。

虽然有着检校太尉、武康军节度使、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等诸多光环的加持，但对于当时大多数的宋辽两国主流精英人士来说，童贯官衔再大，可终究也不过是一名赘阉。任命这种人为国家正式外交使节，任谁看都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轻佻行为。果不其然，童贯遭到了辽国君臣上下集体的鄙夷，甚至还在朝堂上公开对童贯和其所代表的宋帝国表示不屑和嘲弄：“南朝乏才如此！”

不过，当事人赵佶可不认为这是什么有失国体的事情，对这位艺术家皇帝来说，他甚至真心认为自己是在下一盘充满艺术美感的战略大棋。童贯是他亲信中最懂军事的“军事家”，刚监督西军收复河湟，挟胜利之威出使，或许能对辽国起到一定的威吓震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来自这位皇帝继承自列祖列宗最隐秘的心结：燕云十六州问题。就在看上去睦邻友好、天下太平之时，他已经密令童贯这位亲信中最懂军事之人，前去伺机探查辽国内情，看辽国是否有机可乘，能通过一些手段夺回燕云十六州。

北宋的心理创伤：怕辽，但想夺回燕云十六州

北宋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视收复燕云为既定国策之一。但太宗在对辽作战中，连续遭遇了高粱河和雍熙北伐两次惨败。这两场失败给北宋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模式：自太宗以后，历任北宋统治者都对辽朝有一种难以启齿的畏葸情绪。庆历年间，辽朝以收回关南领土为借口威胁入侵，宋朝上下居然都没有人敢出面交涉谈判，最后富弼仅仅是愿意出面进行外交交涉，仁宗就为之感动到哭出来。不光是他们，就连颇思振作的神宗，在内心深处也是忌惮辽朝，熙宁七年（公元1074），辽朝又一次要求重新划界，宋神宗惶惶不安地问执政大臣：“若遽交兵如何？”冯京就宽慰皇帝说公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应该理直气壮不用怕，结果宋神宗口不择言地来了句神回复：“江南李氏何尝理屈？为太祖所灭！”由此可见，当时宋代统治者深藏内心的恐辽情绪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北宋开国初期的惨败，不仅打掉了统治者的自信和从容，还彻底地打垮了他们复仇的意志和勇气。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年高粱河一战败得极为惨烈，让北宋的皇帝们刻骨铭心，进而谈虎色变。此战之后百年，当政的已是当事人太宗玄孙的神宗，给手下重臣讲起当年高粱河之败时，都还如历历在目：“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可见此事在北宋诸帝之中代代相传，相互告诫作为惨痛教训，使得其不敢轻易对辽动武；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来自更重要的现实，其实这些皇帝心中未必不清楚，在压制防范武人的祖宗家法之下，宋军的战斗力是一蟹不如一蟹，再现国初那支兵强马壮，猛将如云强大的禁军已不可能。而即便是那支北宋最强军队，在和辽军作战也只是惨败收场，那么又怎可能指望现在这支战斗力远不及的军队去收复燕云呢？

天祚帝耶律延禧剧照

对宋人这种念兹在兹偏偏又无可奈何的“燕云焦虑症”，其实辽朝心里也清楚，只不过作为两国关系中的强势一方，他们一向是抱着“就是喜欢看到你超级讨厌我，又偏偏奈何我不得”的态度作为外交指导方针，在两国交往中占尽便宜，想方设法给北宋添堵：北宋在宋夏好水川一战中惨败，辽国趁机派遣萧英和刘六符前来和宋朝漫天要价，张口就要求归还后周时代收复的瓦桥关以南十县，虽然此事最终以宋增加岁币十万两、绢十万匹的就地还钱而解决，但是辽人狂傲地要求北宋在誓书将此事描述为“献”或“纳”，最终迫使北宋朝廷不得不屈辱地接受“纳”岁币十万的说辞。

面对这样的“兄弟之国”，北宋君臣就是脾气再好，心中也憋着一股邪火。在内心深处，宋辽两国领导层其实都清楚，这种和平只是一种限于国家实力均衡而不得不维系的脆弱和平。而奉命秘密寻找机会的童贯则似乎找到了动摇和平的突破口，一名叫作马植的辽朝光禄卿在夜幕的掩护下前来燕京郊外的驿站拜访，向他透露了重要的内幕情报：辽国自从天祚帝即位以来，国政日益腐败，国家控制力也江河日下，危机四起。而且他还向童贯透露，在辽国东北边境上，有一个叫作女真的民族正在崛起挑战辽国霸权，或许大宋可以与这个同样痛恨辽国的民族结盟，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