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如何通过防御对策，来有效抑制薛延陀活动的？
唐对薛延陀许婚又悔婚
和亲是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以联姻确立的政治联盟关系，唐朝周边民族政权众多，除征伐、贸易等安边措施外，和亲也是重要的安边措施。与汉代相比，唐朝的和亲政策已经由权宜之计转变为成熟处理复杂民族关系的治国安边政策。
唐与薛延陀的和亲仅有一次，但唐对薛延陀是先许婚又悔婚，和亲并未真正实现。贞观十六年（642）四月，薛延陀针对在诺真水的战事“遣使谢罪”。
同年，薛延陀派遣沙钵罗泥熟俟斤请婚。薛延陀先谢罪后请婚，一方面是想重新维护与唐朝的关系，缓解双方紧张的关系。诺真水之战的失败没有赶走漠南东突厥余众，反而引起薛延陀与唐朝的直面冲突，薛延陀作为唐朝的藩属国，没有遵守唐王朝对藩属的要求，悍然侵扰漠南导致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
另一方面薛延陀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边疆民族政权的主动请婚，除了经济上发展的需要，主要是想通过结交大国，抬高自身的政治地位。
当初漠北铁勒各部归附薛延陀，大多是看到薛延陀背后扶持的唐朝力量，如果薛延陀与唐朝关系的激化，势必会导致汗国内部政权的不稳，处理好与唐朝的关系对薛延陀至关重要。《旧唐书·铁勒传》记载，面对薛延陀的主动谢罪请婚，唐太宗认为解决薛延陀问题有两种手段，“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结以婚姻，缓辔羁縻”。
房玄龄认为战争凶险，国家初定，创伤尚未平复，需谨慎对待，相反和亲是圣人之策，利于天下民众。唐太宗听取房玄龄的建议，愿同薛延陀“捨尔前过，情好如初”，答应将新兴公主嫁与夷男可汗。
贞观十七年（643），夷男派遣侄子突利设出使唐朝下聘礼，唐太宗大宴群臣，封赏突利设。从以上可以看出，唐朝的民族治理政策一贯以怀柔为主，征战为辅，唐太宗选择答应许婚，以宽容的态度解决薛延陀的问题，避免了冲突的再次发生。
利于稳定边疆统治，同时利用和亲，唐朝间接对薛延陀采取羁縻政策，巩固中原王朝的地位。唐朝与薛延陀和亲已定，但契苾何力成为影响太宗悔婚的关键人物。
贞观六年（632）十一月，契苾何力部族民众归附于唐朝。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命契苾何力“归觐”。契苾何力到达凉州时，契苾部人因薛延陀政权的强盛，叛离唐朝投奔薛延陀，契苾何力誓死不屈而被扣押到薛延陀，他割耳立表对大唐的忠心。
唐太宗听闻契苾何力的忠烈之举，以释放契苾何力为要求，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晓谕薛延陀答应许婚，这是制约唐太宗答应许婚的外在原因。
贞观十七年（643）六月，薛延陀履行约定，释放契苾何力。契苾何力返回唐朝后极力反对与薛延陀和亲，认为“不可与婚”，并叫停公主出塞。契苾何力反对和亲的原因，首先出于自身被薛延陀扣押的经历对薛延陀不满，其次是扣押期间打探到薛延陀汗国内部的真实情况，契苾何力认为唐朝只需静待一两年便可“坐制之矣”。
无须通过和亲来解决双方的关系。为避免天子食言，契苾何力提出，可召夷男亲自到灵州迎亲，夷男不敢亲自前来，便以此拒婚。唐太宗听从其意见，下诏夷男到灵州“亲迎”，开始有意为难薛延陀。
事与愿违，夷男听说唐太宗亲自会见于灵州大悦，不听部落中大臣的劝谏，准备亲迎公主。但薛延陀受单一经济的限制，积蓄库存不多，需从各部征调聘礼，因路途遥远，聘礼“耗死将半，失期不至。”
朝中部分大臣认为薛延陀此举不周，假如与之通婚，会使各族轻视中国，唐太宗本意上就想在不违背承诺的基础上拒婚，所以借此机会下诏停止巡幸灵州，回绝其婚。
和亲是唐朝重要的安边政策，但此次唐太宗拒婚受到以褚遂良为代表的朝臣反对，认为唐朝一直“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唐朝悔婚的做法有悖于大国形象，既然许婚，接受了聘礼，就不应该失信于薛延陀。唐太宗则认为薛延陀请婚是为了“倚我以服众”。
唐太宗清楚的认识到，薛延陀和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依附在唐朝强大的势力下，发展自己羽翼。况且，契苾部众的叛逃，说明薛延陀一直在暗自扩展势力。实力决定地位，在自身十分强大、对方实力一般的情况下，不必牺牲女子去维系民族关系。
更关键的是，和亲只会助长对方的气焰，漠北各部都在观望，答应与薛延陀和亲，必然会“假中国之势以威服之”，提升薛延陀的号召力，加剧唐朝边地的安全隐患，从根本上违背了以和亲稳定唐王朝边疆的宗旨，与许婚本来的目的背道而驰。
相反，以绝婚挫其势，薛延陀的北方霸主地位势必有所撼动。之后李思摩多次攻打薛延陀，薛延陀被漠北各部合力打击，证明了唐太宗的先见之明。唐太宗许婚又悔婚的决定沉重的打击了薛延陀。有些学者认为，薛延陀与唐朝的和亲是薛延陀的一厢情愿，唐朝一开始就没有履行诺言的想法。
有些学者认为，唐对薛延陀从许婚到拒婚其实是唐朝想要瓦解薛延陀的计策。诸如一类的观点，将唐太宗的许婚与悔婚都当作是唐朝为抑制薛延陀而制定的计策，但此观点有待商榷。根据史料来看，唐太宗在和亲、战争两种手段虽有过犹豫，但犹豫后果断答应许婚，并讲“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
况且当薛延陀下聘礼时“群臣四夷，宴乐终日。”唐太宗大摆宴席，设十部乐款宴薛延陀使臣，唐朝安排隆重的接待仪式宴请薛延陀的使者，可见唐太宗出于对薛延陀与唐朝关系的大局考虑，确实想和亲薛延陀，悔婚是在契苾何力返回唐朝后才做出的调整。
和亲失败所反映的问题
唐朝与薛延陀的唯一和亲以失败告终，但此次和亲反映出如下问题：第一，薛延陀对唐朝依赖性大。诺真水冲突后，薛延陀主动谢罪请婚化解矛盾。
唐朝悔婚后，薛延陀也继续保持了与唐朝的藩属关系，据《资治通鉴》载：“上之伐高丽也，薛延陀遣使入贡”，“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谢，且请发兵助军”。《册府元龟》载：“十七年十一月薛延陁遣使献方物”，“十八年正月朔，薛延陁遣使献方物”，“十九年正月延陁遣使来贺，各贡方物”。
根据史料记载，薛延陀于贞观十八年、十九年向唐朝派遣朝贡使者，谢罪使者，并请求协助唐朝出兵高丽，履行藩属国助国讨伐的义务，说明双方关系并没有出现极端化，薛延陀需要与唐朝保持关系。
第二，实力决定话语权，国力强盛是唐朝实施和亲政策最有力的保障。与唐立国之初和东突厥和亲相比，唐太宗对薛延陀的和亲的主动性更大，因势而变，出现了从许婚到拒婚政策的调整。
唐对薛延陀的防御
北方政局暂时得到控制，薛延陀与唐朝继续保持了藩属关系，唐朝将目光放到辽东地区。在唐朝拒婚薛延陀后，薛延陀仍与思摩“数攻伐”，唐朝站在思摩一方，以“玺书责让”薛延陀。其实薛延陀与唐朝的关系早已由名义上的属国变为了敌国。
薛延陀依然是漠北地区不稳定因素，因此唐太宗为了保证辽东战事的推进，不分散兵力，对薛延陀进行积极防御。首先，威慑薛延陀。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准备率军出征高句丽，正值薛延陀使者入朝朝贡，唐太宗亲征属于朝中大事，避免不了薛延陀使者知晓。
自贞观十五年后，薛延陀与唐朝的关系早已不如从前，为防止薛延陀趁唐朝兵力向东调配之际，于漠北发兵侵扰唐朝，避免两线作战，唐太宗先发制人，直接让薛延陀的使者转告夷男可汗“我父子并东征高丽，汝若能寇边者，但当来也。”
唐太宗将此事搬于明面，实则故意为之，试探薛延陀。之后夷男可汗“遣使致谢，且请发兵助军”。其次，唐太宗派军队驻守在战略要地。夏州（今陕西省白城子村）处于关内道北部防御的重要军防阵线上，地形缓和，便于骑兵战斗，是薛延陀南下进攻的方向之一。
总的来说，在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率领主力部队出征高丽时，为稳固北方军事防线，派执失思力“屯夏州之北已备薛延陀”。以夏州为主要军事防御要地，避免薛延陀军队直入关内，唐朝通过积极的防御对策，有效的抑制了薛延陀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