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出场定型。但凡人物一出来,罗贯中总要以一两个小故事来确定人物形象,并且此后不会更改。如写到了曹操之奸诈,那么关于他的事迹,皆是以这个形象为主进行展开。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脸谱化”特征,使人一看便知曹操的性格。但不可否认,这的确有些不真实,鲁肃便说诸葛亮的智谋太过惊人,便向妖孽一般,这显然不符合人性。
另一个是同而不同。比如张飞与吕布,都勇猛过人。但吕布却是单纯的勇而无谋,最终死在曹操之手;而反观张飞在瓦口关与义释严颜的过程中,则又表现出了有勇有谋、粗中有细的特征。
再回到曹操身上,他在小说中表示奸诈,而这一形象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事件,便是曹操杀死吕伯奢后,还说了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自此之后,这件事便成了小说中曹操的污点,被无数人为之诟病。
那么这件事,在正史中究竟有没有依据呢?可以肯定的是,《三国志》、《资治通鉴》中都没有相关记述,可见这是一桩无头冤案。就连裴松之为其作注时,也拿不准事情的经过,所以直接列了三条说法不一的史料,不妨逐一来看。
首先是《世说新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按照这则史料的角度,曹操多疑的性格一展无余,而且他率先发难,说明他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但在笔者看来,这则史料并不可信。一来,《世说新语》是历史性小说,难免有很多杜撰描写;二来,该书作者是刘义庆,他自诩为汉室后裔,对曹氏父子的形象多有丑化。所以刘氏之语,不排除有刻意抹黑曹操的嫌疑。
其次是王沈《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从这则史料来看,曹操的确在痛下杀手,但却是师出有名,属于一场正义的反击战。
陈寿与裴松之二人所做史书,有不少内容都取自于《魏书》,说明该书有一定历史价值。但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对曹氏一族进行了不少曲笔维护。上文中记述的事实,同样不排除是为曹操“洗白”。
另外,倘若吕伯奢之子真的对曹操生出歹念,他们必是有备而来。而反观曹操,则是孤单一人,即便他武艺不俗,恐怕在猝不及防下,也难以抵挡他们的进攻,更别说从容反击,还杀死八人了。
最后是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显然,小说演义中的那十四个字,便是化用这里的记载。孙盛是东晋时期颇有美名的史学家,向来有“词直而理正”之称,他的角度应当比较客观,但依旧不够全面。
而结合这三条史料,去伪存真,笔者得出了以下这些结论:
其一,曹操的确在吕伯奢家中杀了人,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杀死吕伯奢。试想一下,后者作为一宗族之长,其分量要远比宾客重得多。倘若曹操真的杀死吕伯奢,史书中不可能没有记载。
其二,曹操杀人,是因为多疑。曹操来到吕伯奢家中,是避难而来。他之前拒绝了董卓招揽,担心后者报复,遂“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在此情形之下,曹操的警惕心自然是很高。但他性格中的多疑,却又让他做出了这个糊涂事。
其三,曹操杀人之后的态度,笔者以为孙盛的描写更为贴近曹操的性格。一方面,曹操在得知自己误杀了人之后,感到悲怆是人之常情;而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曹操有为自己开脱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曹操并没有杀死吕伯奢,最贴近当时的情况是:曹操误杀了吕氏族中的几个宾客,担心吕伯奢找他算账,于是便匆匆离去。这个说法,不仅符合曹操的多疑性格,更加符合曹操当时的窘迫处境。但不管怎么说,曹操也绝非是小说中描写地这般“狠辣”与“奸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