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为何那么多大型宴会？是真的盛世，还是徒有其表
宗室宴：在乾隆朝以前，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历朝都发生过室诸王之间的激烈斗争。康熙、雍正两朝，这一斗争显得更加激烈。乾隆朝宗室之间虽也有矛盾，但没有发生过争夺皇位的激烈斗争。世宗共有十子，其中长子弘晖、次子弘盼、三子弘昀、七孑福宜、八子福惠、九子福沛均早殇。四子弘时也于雍正五年(1727年)去世。世宗逝世时，在世的皇子仅三人，即五子(后排为四子)弘历，六子(后排为五子)弘昼，十子(后排为六子)弘瞻。
而弘昼、弘瞻从未对弘历的皇位构成威胁，而且弘昼还是弘历执政时的得力助手。因此乾隆朝的宗室关系较和谐，这是有别于康熙、雍正两朝之处。高宗在乾隆九年(1744年)、四十七年先后举行过两次宗室宴。乾隆九年这次规模较小，高宗在丰泽园宴请王公及近支宗室百余人，高宗还更其殿名为“惇叙殿”,以系宗族情谊。第二次宗室宴在乾清宫举行，参加这次宗室宴的有王公宗室3000余人，“极为一时之盛”。
大蒙古包宴：乾隆年间，先后经历了对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的战争、对厄鲁特蒙古辉特汗阿睦尔撒纳的战争以及对回部布拉尼敦、霍集占的战争，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从而最终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这不仅是乾隆朝的盛世，也是整个大清王朝的盛世。对此，高宗津津乐道，不仅言表于文字。
而且自乾隆中期以后，每当回部、哈萨克、厄鲁特等诸部首领入贡时，都要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等处设大黄幄殿，可容千人，其势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及新降的少数民族诸王、贝勒、伯克都要与会，俗称“大蒙古包宴”。如，乾隆三十六年(171年),当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之后，是年九月，高宗于木兰围场接见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回到避暑山庄后，又多次在淡泊敬诚殿、四知书屋等处接见渥巴锡，并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赐宴于万树园，设灯宴，观火戏。高宗还赋诗祝贺，其中有一首的诗句称：“西陲平定已多年，宴费频施毕后先。孰意新归额济勒，山庄重看设灯筵。”
千叟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圣祖六十大寿时，开千叟宴于乾清宫，与会者1900余人。宣称向其祖父学习的高宗，对于千叟宴之设也完全继承了下来并有所发展，不仅次数增多，而且规模更大。高宗先后举行过两次千叟宴。第一次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乾清宫前举行，参加者3900余人，各赐鸠杖。第二次是在嘉庆元年(1796年),这一年高宗正式让皇位给自己的儿子颙琰，即仁宗嘉庆皇帝。
是年，高宗已86岁，他在皇极殿再次举行千叟宴。与会者均为60岁以上的老人，计5900余人，其中有百岁以上的老人十多位，均赐酒联句。这些参加千叟宴的老人，既有朝廷老臣，也有退仕官员以及绅士，但更多的是一般平民百姓，他们从全国各地齐集京师，共祝世间的安定和昌盛，共祝老人们的长寿、幸福。因此，昭称：“百余年间，圣祖神孙三举盛典，使黄发鲐背者欢饮殿庭，视古虞庠东序养老之典，有过之无不及者，实熙朝之盛事也。从圣祖到高宗，举办这活动，体现出太平盛世君与民同乐，共享太平之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繁荣、物资丰富。诚如昭裢所评：实为盛世之“盛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