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注定就是一场失败的改革，因为它服务的本质就是错的
新政前的北宋政局
为了防止君权旁落，宋朝削弱武将实权，同时以科举制度向社会开放仕途，培养庞大的文人官僚集团以实现对全国之统治。为了稳定文人官僚集团对赵宋王朝的忠心，宋廷给予高级文人官僚优厚的待遇，允许他们在皇帝的生日、重大的祭祀日、大臣退休或去世时，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子弟、亲属或门客做官，这称为“恩荫”；又规定，官员任内每年勘验其政绩过失，合格者寄禄官阶定期迁转，实际操作中勘验成为形式，不管政绩如何，文官三年升迁一次，武官五年升迁一次，这被称为“磨勘”。这种政策，导致官僚集团臃肿而行政能力低下，吏治十分腐败。赵恒统治后期热衷于迷信活动，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
乾兴元年(1022)，赵恒死，其子赵祯继位，赵恒的皇后刘娥以太后身份掌权，直到明道二年(1033)刘娥去世，赵祯才得以亲政，改年号为景柘。这段时期，宋朝内政外交相对平稳。但刘娥擅权，隐埋赵祯的身世和其生母身份；赵祯平庸，为后宫嫔妃的争执而焦头烂额；而丁谓、吕夷简等宰执大臣勾心斗角，结党营私，排挤异己，宋朝政治风气庸腐堕落。直到宝元元年(1038)，元吴称帝，继而攻打宋朝，这才刺激了宋廷。为了应付西北战事，赵祯调整了宰执班子，用章得象和晏殊为宰相，用范仲淹和贾昌朝为参知政事，用杜衍为枢密使，用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
宋夏战争，宋军接连大败。庆历二年(1042)，辽国又趁机勒索。这期间，各地士卒与平民暴力反抗不断发生。庆历三年(1043)五月，沂州士卒王伦率众起事，九月，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起事，所到州县，宋朝官吏或作鸟兽散，或以兵甲为礼，迎接起事者入住县衙，最后宋廷派出大军才得以围剿。内忧外患，使赵祯感受到了统治的危机，九月，赵祯颁布手诏，要求他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解救的办法。数日后，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章，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范仲淹十事
范仲淹所说的十件事是：(1)明黜陟，即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2)抑侥幸，即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3)精贡举，即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4)择官长，即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5)均公田，即调整官员的“职田”多寡过分悬殊，防止和减少贪污；(6)厚农桑，即组织和奖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7)修武备，即招募京畿卫士，并组织他们务农；(8)减徭役，即裁并州县，减轻农民徭役；(9)覃恩信，即督责地方落实赦令等恩泽；(10)重命令，即严肃中央政令。
范仲淹所论的十事，包括整顿吏治、改革教育考试制度、加强武备和发展生产四个方面，赵祯对其中的大多数内容予以采纳，并参考其他大臣的建议，颁布了多道诏令，实行所谓的“新政”。
七道召令开启改革序幕
十月，赵祯根据《十事》之“择官长”和欧阳修的建议，颁布了新政的第一道诏命，命各路转运按察使按察本路州县官吏。范仲淹亲自圈选各路长官(监司)，见到不合格的，立即以笔勾去。富弼提醒说，一笔勾去一个监司是很容易，只恐怕这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回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第二道诏命是改革官吏升迁制度，规定官吏要经过严格的政绩考察后才能升迁。
第三道诏命是禁止宰执大臣的子弟亲戚索要作为皇帝文学侍从顾问官的“馆职”。
第四道诏令是改革恩荫法。官僚的恩荫权利，只能传留给他们的儿子和直系亲属，除长子、长孙外，其他人恩荫要限制年龄。
圣节日的候补官恩迁，一律取消；郊祀等重大祭祀日的荫补也要通过考试。
第五道诏命是削减宗室高官的职田，按新标准重新分配职田，使各级官员的职田不至于过分悬殊。
第六道诏命要求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各地考生需在州县学校学满三百日，才许报名参加地方的科举考试。同时改革了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先考“策”，即对政治提出自己的见解并阐述理由：再考“论”，即对某个论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形成论文；最后考传统的诗赋。
第七道诏命是将河南府的五个县减并为五个镇，并调整了另一些县的行政隶属,等等。
改革渐行，阻力却强
这些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因循守旧的行政秩序，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比如范仲淹派出按察使，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并要求朝廷立即罢免他们的官职，使赵祯感到十分头疼；官员们更不欢迎范仲淹新举荐的各路监司官；新的科举科目使原来只知背诵经义和诗赋的举子感到不适应。于是改革不到半年，朝廷中对新政的措施便议论纷纷，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更是千方百计地攻击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
由于改革派被当时舆论认为是道德君子，而他们又喜欢攻击反对派成员为道德上有问题的“小人”，因此在朝廷中形成了非此即彼的派别之争。这样，反对派就攻击改革派结党营私，试图控制朝政。君子不党，是传统儒家的道德标准之一，赵祯对于范仲淹等道德君子会结党营私的说法感到十分奇怪。他问范仲淹，自古以来只有小人结为朋党，难道也有君子之党?范仲淹回答说，朝廷官员有正有邪，两派都会结党，如果结党是为了做好事，就没有害处。欧阳修还写了一篇《朋党论》认为朝廷中如果罢斥了小人之党，而由君子之党当权，那么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改革派的这种态度等于不赞成将改革的官员都斥为“小人”，从而激化了与反对派的矛盾。
夏竦更策划阴谋来整治改革派。改革派的石介在赵祯提拔范仲淹等人入朝时，对原本有机会当枢密使的夏竦改判亳州一事感到非常兴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将改革派入朝称为“众贤之进”，将夏竦出贬毫州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对此怀恨在心，他唆使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尹、周公连称是指辅佐天子的贤臣，而伊尹、霍光连称则成了废立国君的权臣，等于诽谤改革派的势力已威胁到君权。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十分恐惧，请求出朝巡边，不久分别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改革在混乱中失败
这时，宋夏和议形成，各地的叛乱与起义也已镇压平息，赵祯感到统治危机已不存在，似乎天下又是太平盛世，于是对于纷争不断的“新政”产生厌烦。不久，富弼的岳父、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引荐人晏殊被罢相，改革派谏官蔡襄和孙甫等人自求外放，改革派的领袖与骨干几乎全被排挤出朝。
然而反对派并不罢休，一次改革派追随者苏舜钦等十余人宴会，席中有王益柔吟出“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反对派得知此事，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赵祯立即逮捕了全部与会者，罚苏舜钦永不叙用，其他人贬官处分。反对派对此得意忘形，声称“一举网尽”。
接着，赵祯下诏，批评了官员相互支援、结为朋党的行为，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还不点名地批评“阴招贿赂，阳托荐贤”的行为。之后，范仲淹、富弼等人被罢去朝中宰执的职位，贬为知州，朝中支持新政的杜衍被罢相，韩琦也被排挤出朝廷，改革派官员被悉数赶出朝廷。同时，新政的各类措施也在反对声中被基本废除。
庆历新政始终是为皇权服务
宋朝提拔文官之本意，在于为皇帝培养忠实的官僚以巩固皇权。比如赵恒即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庸俗观念激励士人读书为官。因此宋初的士大夫往往因循守旧。但是士人以研读儒家经书为科举途径，毕竟有机会秉承儒家文化传统，进而培育独立的价值观念。
11世纪中叶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新兴政治派别，就是宋朝第一代独立探索儒家文化价值的士大夫群。他们自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批判汉唐经学，融会儒、道、佛三家思想，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全新的创造，提出了儒士对君主、对社会、对道德世界所担负的崇高责任。他们一旦有机会主导国家政治，即提出全面的政治改革方案，并不畏世俗，鄙斥志气不投的同僚。庆历新政与当时的政治风气格格不人，匆忙失败，但所开创的道德风尚，竟成为宋代士大夫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