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唐朝在军事部署上的截然相反，反映出统治者心境上的变化
唐朝名义上亡于藩镇军事内乱，实则亡于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宦官、外戚、节度使都是左右唐朝政治格局的重要势力。不过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之后，中原王朝对于中央集权的向往与日俱增，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北宋整体呈现出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藩镇节度使逐渐被历史淘汰，而宋代积弱的局面也开始形成。
所谓的守内虚外，无外乎就是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削弱边防地区的军力，地方上一般只有厢军，战斗力弱，只能用于维护地方治安。
而中央军队占绝对优势，是吸取唐朝的教训，防止出现拥兵自重的将领，再加上统兵、调兵权上的分离，财政上的转运，让中央更加富庶，地方更加平庸，不过这也给外来势力提供了机会。
见惯了群臣之间的尔虞我诈和时代轮转的快速更替，传统的群为臣纲的政治理念遭受严重冲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反倒是深入人心，不过历史总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在取代后周并逐步建立起北宋王朝的赵匡胤对建立政治新秩序有着自己的看法。对于经历长期战乱的赵匡胤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牢牢掌控手中的兵权。
自己本是将领出身，自然害怕手底下的将领效仿自己，拥兵自重，再来个黄袍加身，那可真的是吃不消，毕竟当时的北宋还没有完全统一。
在蚕食完各路藩镇之后，朝廷便迫不及待地收回了兵权，并任用年轻的将领来取代资历深厚的老将，至于新的兵权结构，自然是分而治之，兵部三衙、枢密院分掌统调兵权。
兵权被分割之后，相当于皇帝牢牢掌控了兵权，再加上内重外轻的格局，即使地方上出现武装叛乱，其能力对于中央来说也不足为惧。不止是对军队管控严格，北宋时期对于武器的管理也是很严苛的。
武器制造必然是官方直营，并修建特定的武器库进行储存，只有战时或是特殊时期才可开放，同时，对于兵器库的管理，当地主要官员负全责，一旦发生情况则要追究官员的责任。
当然，守内虚外不止体现在军事上，经济上也体现地更加淋漓尽致，自汴梁被设为首都之后，北宋便设立转运使负责将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头运抵京师，经济重心虽已南移，但宋代经济重心依然通过运河输送到北方。
经济上内重外轻的格局，也让中央强化了对地方的管控，对于北宋的帝王来说，吸取唐朝的教训，把财政紧紧握在手里是同掌握军事权一样重要的事情。
事实证明，北宋严控财政权的做法虽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尤其是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会造成很多农民起义的事件发生，不过总体上还是控制住了局面。
既然农业承载不了这么多的人口，就必须带动商业发展以容纳这些劳动力，北宋时期，掌握朝局的不再是贵族门阀、外戚宦官，而是逐步崛起的士大夫阶级，也就是文人集团。
太祖皇帝曾喊出过“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口号，奠定了文人集团的核心地位，在各领域，文人都掌握了话语权，甚至在军队指挥上，也需要由文官来进行调度批准。
至于社会政策，士大夫阶级对商业发展秉持了开放的态度，传统的小农经济格局在宋代并不是唯一的发展之道，以民为本的发展理念也在宋代得以体现。
宋代守内虚外的国策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在经济领域同样适用，究其根源，还是前朝的教训历历在目，外戚、宦官、藩镇节度使，都是瓜分权利的势力、
皇权式微是宋代加强集权，守内虚外的重要原因，长时间的秩序冲击，让王朝稳定的成本进一步加大，必须强化中央、弱化地方才能维持大一统局面。
兵权统调分离，任用文人进入部队管理层，是中央遏制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的重要手段，而设置转运使则是加强对地方经济控制的一大举措。
守内虚外对于宋朝来说，可以迅速稳定国内的局势，并且可以轻松应对国内出现的各类起义，不过却把自己的软肋暴露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经济发展虽可圈可点，但一直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束缚。
加之士大夫阶级的迅速崛起，冗官现象难以遏止，军事上的严重缺陷并不能靠经济来弥补，不过宋代强化皇权的尝试确实取得了不俗的进展。
参考文献：《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