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执法“水镜无私”

从《三国志·李严传》看，李严的人品和犯罪事实清清楚楚，他卑鄙自私，贪婪自大，名利心重，对人苛刻，难于相处，对国家缺乏应有的忠诚度，受到惩处完全是咎由自取。相反，从诸葛亮对李严的惩处过程来看，诸葛亮真正做到了“水镜无私”。正如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所说，“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即水平正，歪斜的物体就会以此为准，镜明亮，丑陋的人面对它也不会发怒。水平、镜明，所以能使万物无怨恨，原因是“水镜无私”。诸葛亮善于运用刑罚，自秦、汉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人。

先来客观分析一下李严被刘备托孤的情况。《李严传》载，“章武二年，先主征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先主传》载：“先主病笃，讬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综上可以看出，刘备托孤的人事安排确实是“亮正严副”，刘备托孤之后，全权负责蜀汉的一直是诸葛亮，李严只是偏居一隅，事事都得听从诸葛亮的安排，从来都没能与诸葛亮并列，也不能与诸葛亮相抗衡。

但是，李严却没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与作用，总想利用“托孤大臣”的身份，为自己捞取更多的好处。《李严传》载，“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即我与诸葛亮一同接受先主的嘱托，深忧责任重大，很想得到好的伙伴。强调自己与诸葛亮都是托孤大臣，透露出想拉拢孟达扩充实力，妄图与诸葛亮平起平坐，进而要地位要待遇之念。后来，随着蜀汉局势稳定下来，李严没有获得与诸葛亮相等的权势，随即心生怨恨，开始对诸葛亮不满，在策令上跟诸葛亮拧着干，有三件事最为严重：

一是诸葛亮逐渐掌控蜀汉全局之后，李严竟劝诸葛亮“加九锡”。“加九锡”是晋封为王之前的一个标志性步骤，是权臣明确表露篡位夺权决心的所谓“礼节”。诸葛亮当然对此无比反感，但他为团结蜀汉各方力量，还是忍了，只是对李严加以驳斥。李严同乡、尚书令陈震暗示其心术不正，可能会制造事端。诸葛亮认为“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表示对李严要安抚和褒奖，与李严还是可以相忍为国、并肩合作的。

二是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伐的时候，派李严镇守汉中，李严不仅不去，还想让诸葛亮设立巴州，并且划五个郡给他，任命他为巴州刺史，企图独霸一方为大。诸葛亮驳回了李严的要求。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大司马曹真准备三路进逼汉中，为加强汉中防务，诸葛亮要求李严率两万人赶赴汉中阻击敌军。李严不满被调离江州，在私下对人说司马懿等已经设置了官署职位来诱降他。诸葛亮知其借机要官，于是上表升李严为骠骑将军，又表其子李丰接替江州防务。李严这才愿意北上汉中。

三是建兴九年（公元231年）春，诸葛亮出兵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草。正逢阴雨连绵，粮草运输供应不上，李严派人传话给诸葛亮，让他撤军，诸葛亮答应退兵。当李严听说军队已撤退，又故作惊讶说：“军粮充裕，怎么又退军呢！”以此推卸自己督办粮草不力的责任。诸葛亮将李严的前后文书原本手迹递上去，李严辞穷理屈，只得叩头认罪。

诸葛亮将上述事件上表刘禅，指出李严：“自从先帝去世后，李严所致力的是扩充自家的财产，喜欢施小恩小惠，安身求名，不忧虑国家的事情……允许其滞留下去而不予解决，可能会招致严重后果。”于是，罢免李严的一切职务，作为平常百姓迁至梓潼郡。

诸葛亮对于李严的处罚，真可谓“水镜无私”。

一是处罚适中，不偏不倚。北伐曹魏、恢复汉室，是蜀国的既定国策，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凡危害北伐大业的人，都必将受到严厉惩处。马谡失守街亭，造成蜀军溃败，诸葛亮挥泪将其斩首。李严谎报军情，导致蜀军无奈撤回，在之前诸葛亮的四次北伐当中，此役战果最为显著，却硬是叫李严给毁掉了。但考虑到李严的行为，还没有像马谡那样造成蜀军溃败与重大损失，另外，李严毕竟是刘备指定的副托孤大臣，处罚过重不利于团结，诸葛亮便没有要李严的命，只是将其削职为民予以流放。

二是不搞株连，罚赏分明。按理说，根据李严所犯罪行，诛杀李严及其九族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诸葛亮不仅留了李严一命，更没有为难他的族人，还破例升了李严的儿子李丰的官职，任命其为江州都督，实际上就是继承了李严原来的官职。实践证明李丰还是十分称职的。诸葛亮不是出以公心如何能做到如此！

三是执法有情，受罚者不怨。诸葛亮处理完李严一案后，还给李丰写了长信，希望李丰宽慰父亲要经常反省，这样失去的官位还可以复得，鼓励李丰专心为蜀汉效力。信的最后，诸葛亮深情写道，“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正如清代李光地《榕村语录》所讲，“武侯立法甚严，自律极谨，而权于人情，又极宽明，是为情面即直说，无复遮护。”李丰将这信交给其父，李严从中看到诸葛亮的诚意，终于理解了诸葛亮的良苦用心，心中燃起了会再被起用的希望。以致后来，当李严听到诸葛亮病逝时，悲叹再也没有如诸葛亮这样有胸怀和诚意的人了，自己从此失去被起用的机会，竟激愤发病而死。宋代苏辙读到《蜀志》中这段时，很是感慨，写道：“夫为天下国家，惟刚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刚服天下。”他认为武侯是公和刚相与并行的典范，所以能深服天下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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