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第一次见光绪发挥失常，场面一度尴尬，梁更糟糕
光绪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希望通过这次政治改革，在短时间内改变大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从诏书的发布到政策的实施，从新官的任用到旧臣的黜免，基本出于圣裁。
清德宗光绪皇帝画像
1898年5月底，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化；首先是恭亲王奕病重；第二，在这位老亲王临终前，极力建议两宫开缺了“误国害权”的翁同龢。光绪皇帝终于摆脱了年长叔父的束缚，抛弃保守、缓慢的改革思路。除了与身边的心腹商量外，光绪皇帝征询慈禧太后的意见。慈禧太后擅权、在意实质权力和满洲权势，不在意具体什么政策，也表示：“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自制也。”应该说，若无慈禧太后的同意，光绪皇帝不可能实施任何改革，也不可能贸然发动全面系统的体制改革。
有了慈禧太后的首肯，光绪皇帝在奕去世后的第十三天，发布《明定国是诏》，向中外宣布大清变法改革的决心，宣布建立京师大学堂，这份诏书成为整个维新变法的总纲领。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变法持续103天，被称为“百日维新”。整个变法伴随着诏旨的频繁发布、党争的再次兴起、派系的重新组合，时间很短但事情很多。
当天，光绪皇帝又下了一道圣旨，指出当今各国之间交流增多，征选外交人才是当务之急。各省督抚要保荐一批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人才，交总理衙门，以备政府选用。两道圣旨宣誓的意味很浓，真正的实效并不大，与之前要求大小臣工体察朝廷、保举优秀人才、共赴艰困时局一脉相承。
第二天，光绪皇帝披览朝臣上奏的《请特设商务大臣及选派宗支游历各国折》时，发布一道上谕，命令各省督抚妥善筹备，联络商情，毋得虚应故事；宗人府查看保举的宗室人才，听候其他部门的选派。这份诏书在满洲内部掀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是有意改变祖制。此时整个八旗实在太保守，总担心年轻的皇帝无限制地选拔和任用同样年轻的汉人官员，改变“首崇满洲、满汉平等”的统治策略。实际上，选派宗室出洋考察，多少有些模仿日本岩仓使节团的味道，扩展见闻总是很好的事情，但在当年，出国可不是什么肥差。
第三天，光绪皇帝批阅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折》时，对保举的通达时务人才甚感满意。宣布三天后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同时命令湖南长宝盐法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由总理衙门查看具奏。据康、梁后来记述，这个时候的很多奏折都是康有为及其门生弟子草拟的，包括这个保举自己的奏折。
很快的，光绪皇帝陆续接见了这些变法新锐。令人失望的是，康、梁面对皇帝的垂问，回答得并不好，整个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尴尬。大清朝用人一般是取其所长，所以康有为被任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获得专折奏事的特权，梁启超仅获得六品顶戴。这是康、梁文人性格和文人习气的必然结果，他们本来就不是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作为政治的边缘人，缺乏行政长才，只适合编书、译书、写书、著书，坐而论道尚可，无法起而行之，渴望得到政治垂青又无法步入决策核心，只能通过活动御史和其他理念相同的官员一起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