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娇纵儿子造成同治读奏折都费劲，对光绪疾言厉色致其性情压抑
光绪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希望通过这次政治改革，在短时间内改变大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从诏书的发布到政策的实施，从新官的任用到旧臣的黜免，基本出于圣裁。
作为一代有志于改变大清命运的皇帝，我们不能怀疑他的发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家国一体，皇帝与王朝的命运关联度最大。换一句话说，皇帝是王朝的象征，芸芸众生是跪拜在皇帝面前的臣民，带领这些臣民和这个王朝走向繁荣富强是皇帝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大清衰落了，或者分裂了，甚至灭亡了，最有亡国之痛的是皇帝。光绪皇帝正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才开始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从变法的顺序和过程来看，光绪皇帝毕竟太年轻，政治经验不足，很多政策不得要领，用人存在重大失误，把很多倾向改革的朝臣推向对立面。当时，大部分朝臣还是希望有限度的改革。改革是个共识，但采取哪种方式、走向哪个方向则各有分歧。比如荣禄，他希望两宫合作，进行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让康有为这些政治边缘人走向前台。毕竟，康有为动辄叫嚷要杀几个朝廷重臣，不符合大清朝的政治现实。
《戊戌前夕》，油画，现藏常熟翁同龢纪念馆
政治家在从事政治的时候，有感情因素，但很多具体的政策层面要超脱个人的情绪和情感。单纯以个人好恶来进退朝臣，绝非成熟政治家的行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主导者，光绪皇帝热情、躁进、冲动，全无成熟政治家的深沉与谋略，作为一个年轻人无可厚非，作为一个君临万民的皇帝，尤其是要带领国家实现重大变革的皇帝，就十分不合适了。无怪乎伊藤博文曾隐晦地批评大清改革——用部分年少人也可，必须才识胆三者兼备。用新进而退老成不可太骤，太骤容易引起政争。最好还是以老年人主持，年少人辅佐。变法也应该有轻重缓急，不可杂乱无章。这些看法都点中了要害。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确实有责任心，希望有番作为，领导大清朝走向富强，可是他性格的不沉稳带来了政局的动荡。特别是光绪自己识人不明，用人不当，尤其是提拔不适合在行政官僚体系生存的康、梁、谭等人，让本来无权的自己陷于全面被动。
说起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在培养同治皇帝时，慈禧太后或许是过于骄纵了，造成了同治皇帝亲政后披览奏折断句都很吃力，结果皇帝干脆懒得处理朝政，跑到妓院风流。痛定思痛的慈禧太后，在培养光绪皇帝时，则始终以圣明君主的标准要求新君，不但规定繁重的学习任务，还时时疾言厉色，以免重蹈同治皇帝的覆辙。这造成光绪皇帝性格很压抑，甚至见到太后都会哆嗦，听到太后训斥后甚至会抖成一团，极端压抑之下，时时刻刻又需要一个突破口，造成了他情绪的不稳定。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再次训斥光绪皇帝时，是否想到自己是造成光绪皇帝不成熟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