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晚期以后，灶具在墓葬中出现的概率很低，这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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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画面简单，但诸多例子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的厨事活动和庖所布局。至于墓葬中经常发现的陶瓷材质家居模型则有灶、磨、井、碓等多样组合，其中灶的出土数量当属第一。这些模型灶是古代家用灶具的缩影，为我们了解古代家庭灶具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江西新干金鸡岭南朝6号墓出土有瓷灶模型—件，挡火墙上部为阶梯状，下部为弧形拱门。火门口放置有柴火，门右为一男俑，门左有一水缸。灶上有两个火孔，前后分别放甑和锅，灶后端有一个通烟孔。灶旁还立有一位正在烹饪的女俑。
福建松源M834南朝墓出土两件模型灶，形制却各不相同，其一为三角形灶台，灶上放置有二釜一罐，罐上有一勺，灶的左侧站立着一双髻女俑，正伸出双手打算去操作罐内食物。灶门旁则站立另一双手交叉于胸前的女俑，而另一旁则置有一缸；
其二则为船形灶台，前开一个鸡心形出烟孔，后有挡火墙，灶上置有二釜，挡火墙下为一方形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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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门一侧坐着一双髻女俑，另一侧则蜷。除上述所及，诸多南方尤其是福建、江西地区的模型灶表现得多比较丰富，既有灶的形象，又塑有釜、罐、勺、缸等庖器，还会有正在劳作的女俑或站、或跪的形象以及家养犬类蜷缩于灶旁的生动场景展示。
福建地区发掘的若干唐墓，尤其是唐早期墓葬中，还有船形灶身的模型灶出土。如福建泉州河市镇梧宅村发掘的贞观廿二年（648）唐墓中的陶灶即为船形灶身，灶上置有一口盆形釜，灶口上部起圆形风火墙，尾部有出烟孔，底部则呈微平马鞍形。
另一座福州仓山区万春一三区唐墓中的陶灶亦是船形灶身，只是灶口稍有不同，上部是山形风火墙。此外，在灶口一侧还蜷卧着一只犬俑。
唐代河北地区的模型灶则多为覆斗形，如河北南和县发掘的唐故鲜州宾徒（或为“宾从”之误）县令郭祥及妻柴氏合葬墓（688年下葬）墓室东侧放置有陶器模型灶、磨、井、碓各一。其中，陶灶：灶台整体呈覆斗形，灶门拱形,灶面方形。灶台上置一侈口、卷沿、斜腹、平底大陶釜。灶面两侧还置有扫帚、铲、勺等常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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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龙门发掘的李敬彝及妻弓氏合葬墓（708年下葬）与郭祥墓的年代相近，李敬彝墓志述其官职为宣州宣城县令，与郭氏同为县令。李氏墓中同样出土有井栏和灶,灶在整体上呈方形，且是一件三彩灶，显然在规格上更高一些。
同时，李氏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三彩俑类，大概是因为其出生于赵郡李氏这一世族大家，曾祖是李孝贞，故而受了祖产的荫庇吧。
有关唐墓出土的相关厨具明器，苏瑞晨在《唐墓出土的炊厨模型明器研究》中作了不完全统计：97座随葬有炊厨模型明器的唐墓中，河南地区尤其是洛阳出土数量居首，其中灶有44件；河北、山西次之，出土灶12件；东北地区仅在辽宁有所发现，灶共出3件；而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陕西，出土的模型灶亦少，仅有5件。
至于南方地区，数量和质地都逊于北方，共出土模型灶18件，且与磨、井、碓等其他炊厨模型组合更为单一，成套炊厨模型出土的概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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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虽然从己经刊布的考古报告来看，灶、磨、井、碓等模型作为陪葬明器，其在种类和数量的使用上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仍存在阶层差异，这主要与墓主及其家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相关。
与南朝和隋代南方地区的模型灶相比，唐代墓葬中的模型灶塑造的更为简单，亦很少有司灶、掌厨女俑的形象出现。不过从前代所见此类女俑的塑造来看，在时人的普通认知中，富足之家的炊爨工作当是由侍婢完成。至于唐代，则更是如此。
不过，唐代中晚期以后，此类明器在墓葬中岀现的概率已然很低，这与晚唐五代社会形势的动荡不无关系。
女性与侍馔。在食物生产和制作之后，即为食物的食用阶段。在这方面，女性的参与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主要体现在侍膳方面。不过，在古代社会，女性的这类参与也存在着阶层差异。
上层社会的主妇往往并不亲自参与侍馔，而一旦亲自参与，则更多是为了体现某种妇道，特别是孝道；下层社会的侍婢，方为奉食进馔的主体人群。本节即围绕这两类人群，分别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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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妇侍膳：围绕孝道展开。《仪礼•士昏礼》曰：“舅、姑入于室，妇盥馈。”此即表明妇女行盥馈之道，是为执妇礼。
单就卢氏“精乎珍馔，能调烹饪”而言，并不能表明其孝顺舅姑之妇德。但若是从其烹饪的目的，即以此供于舅姑并恭敬侍膳的行为来说，就可理解了。故而，烹饪一事仅在于“食物制作”，侍膳一事则在于“奉食行为”。换言之，前者指向“妇功”，而后者则指向“妇德”，更具体而言，则是指向“孝道”。
唐人重孝，孝道教育亦是闺阁女训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出嫁从夫”的女性往往会因严奉舅姑而收获赞誉。譬如，魏国太夫人刘氏，“孝于舅姑，恭于盥馈，寒暑不易其道，风雨靡愆于时，始终一心，朝昏罔殆，虽古之纯和德行，无以过也。”
又有京兆澹氏，“始初逮事先姑，每进餐粥，未曾不躬亲调味，以取适口。”诸如此类，在唐代墓志记载中，经常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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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亲侍汤药，也是孝道的体现。元稹为其姊所撰志文言：元氏“及太夫人之沈痼也，夫人亦不利行有年矣，然而药不尝于口则不进。”平原郡君陆氏，“先姑寝疾数年，夫人亲侍汤药，事感中外，屡移寒暑。诗人哥淑女之行，学者寻孝妇之书，喻于夫人，未为全德。”
显然，上述二人的行为获得了亲眷族人及文人士大夫们的认可，并作为其妇德的具体表现彰于志文。不过，史料记载，从夫而居的公主数量在唐中后期显然增多，那么公主们侍奉舅姑的行为自然也就更为日常了。需要指出的是，侍奉长辈饮膳、汤药并非女性的“专利”。侍膳的行为是体现孝道的重要方式，不拘男女。
侍膳、侍药的行为，作为孝养双亲的具体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了凸显孝道的典型描述，较之其他形式更为频繁地出现在文献记载之中，尤其是在唐人墓志中，诸如“侍膳问安，竭孝尽敬”,“慈亲待馨膳之资”的记载更是普遍。此即表明志主王媛在室未嫁时和出嫁从夫以后，一如既往地贯彻了孝顺之道。
她的这种孝道实践主要源于“家人宅心以潜化”，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子女的品行。因此，在她進疾之后，诸儿女侍奉进药，坚持照顾。这种关心和照顾，最后演变为她与子女的互相体谅，所谓“强为汝饮之，知无益也”，正是这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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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媛的志文体现了唐人家庭之中，孝道在两代人甚至多代人之间的传承。此外，在这些中上阶层的唐人看来，侍奉父母舅姑的行为，不单是对其身体健康的照顾，更为重要的是日常陪伴和心理关照。
二、侍婢进馔。唐代侍婢中，家婢数量实为庞大，她们在日常劳动中皆有职事细分，分工明确。大体而言，家宅之内的家务劳动及日常服侍是最为普遍的，当然也包括炊疑和进馔等活动。
中古时期的墓室壁画往往绘有宴饮场景。河南打虎亭一号东汉墓南壁一块画像石上所绘《送膳图》当中既有双手端案者，又有端小盘者，又有两人共抬一直与魏晋时期墓室壁画中宴饮主题的表现手法不同的是，唐代墓室壁画中的宴饮图与庖厨图已经分离，很少作为整体同时出现。
但是仆婢进馔尤其是侍女侍食图仍然是宴饮图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判断侍婢宴饮奉食的依据，重点在于其手中的器物。《急就篇》载：“橢、杆、槃、案、梧、閘、盘。”颜注：“无足曰槃，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盘和案等都是用来承举食物、食器的承具。唐代墓室壁画中即有不少仆婢捧持食案、食盘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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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长公主（634-663）墓第三过洞东壁所绘一名侍女侧身向北，左手托举一件盛有圆形果品的黑色浅腹圆盘至齐肩位置，正神态自若地往前走。而墓室东壁南侧和中间的两个开间则绘有八名侍女,她们或是持扇和杖，或是手捧盛有食物的盒、盘，或是执壶，其形象应该是“公主府内掌食，掌筵、掌严等各种内官”。
房陵长公主（619-673）墓前室东壁北侧所绘托果盘（或为圆案）侍女身着石榴裙，双手端持着一件盛满柿子、佛手等果品的五足圆盘，似乎正缓步向主人或宾客走去。同样是托盘、执壶的侍女，在房陵长公主墓中还有三位。
此外，燕妃（609-671）墓《捧食盒女侍图》、李爽墓《托盘侍女图》、李震墓《提壶托盘女侍图》、阿史那忠墓的《捧果盘男装女侍图》等贵族墓室壁画中皆有奉食侍女的形象。
此外，李寿墓石椁内壁还绘有两组数十位或抄手，或持物的侍女。从侍女所持筌蹄、胡床、托盘、食案、牛角杯等物件来看，这是对一场大型游宴场景的侧面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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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处男侍的缺席并不能表明墓主生前家庭宴饮的进馔者必然是女性，但既然“墓葬被想象为灵魂在彼岸的居所”，则或可推测，由侍婢进馔应该更为贴近现实，或更为普遍。
唐墓中还出土有数量众多的女侍俑，其中不乏有捧食侍女俑。2002年西安长安区郭杜镇三十一号唐墓出土了一件三彩女立俑，该俑面部圆润丰满，衣着华丽,其双手合拢于胸前，上搭一条蓝色绢帕，端一盛有食物的花口盘，“俨然一位有修养的宫廷女性的形象”。
结语
此外，洛阳红山唐墓中出土有相关的女侍俑，她们大多为站姿，双手或是平托水罐，或是错位抱托瓷壶或瓶，神态自若，相当传神者多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