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韩都使用汉字，近年来韩国已废除，日本却没有，为什么？
日文使用的是片假字，日本最早是没有文字的，只有语言。后来借鉴他国文字来对应日语发音，形成了现在的文字。主要借鉴中文，所以形成现在的情况，
小底蕴，怕人家说曾是大的臣属吧！
奇葩历史，曾有朝国人说古代他们统治过长江以北。越南人说他们也曾统治过长江以南。中人呢！只能在长江里游泳了！
日本人还算实在一点，承认了历史上中学了不少东西。若把中字他们文字中全剔除掉，恐怕也难的！
为什么汉、晋、唐、宋的大部分皇帝都是单字名？是不是周礼作祟？
仔细回顾古代人名不难发现，汉、晋、唐、宋时期，大部分皇帝都是单字名，其中又以两汉最为严重，不仅有多达23位皇帝为单字名，而且官员、百姓大多也取单子字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长的时间里，单字名如此流行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有学者做专门研究，例如黄清敏的《汉晋人物单名现象试探》，又如魏斌的《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意义》。通过这些文献，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
网上有说法认为，单子名之所以会盛行，源自于《公羊春秋》中提出的“二名非礼”。该理论则源于孔子在删定《春秋》时，经常故意将两字名改为单字名，例如将“仲孙何忌”改为“仲孙忌”，因此战国时期经学家公羊高便认为，这是孔子认为“二名不合礼”。
于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二名非礼”的观念开始渐入人心，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拒二名，使得单字名开始逐渐流行。而到了王莽执政时期，他更是严厉推行“二名非礼”学说，甚至建议汉平帝将“刘箕子”改为了“刘”。
在王莽的大肆推行下，不仅当时汉朝国内掀起了改名热潮，就连匈奴也是深受影响。例如《汉书王莽传》有载，“（匈奴单于）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就连匈奴单于也因此将名字改为了单字。
不过，这种说法似乎很难站得住脚，原因在于汉武帝之前，单子名便已经大规模流行，例如西汉开国功臣之中，萧何、张良、曹参、樊哙、韩信、英布、陈平、周勃等等，几乎很少见到双字名者。
那么，为何单子名在秦汉以后会突然如此盛行呢？汉昭帝本名刘弗陵，却在继位后改为单名“弗”，而原因便是“以二名难讳故”。而黄清敏的《汉晋人物单名现象试探》同样认为，秦汉以来单字名之所以如此多，主要便是秦汉以来避讳制度发展的结果。
我们知道，避讳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开始流行，那么为何周朝时期双字名如此之多，而秦汉以后就少见了呢？原因便在于先秦时期的避讳并不严格，先秦著作《礼记曲礼》有载，“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讳”，意思是说，避讳可以不用注意同音字和读音相近的字，遇到双字名只要不把两个字同时使用，便也不算违礼。
举个简单的例子，孔子的母亲叫做“征在”，孔子平日里可以单独使用“征”字或“在”字，只要不同时使用“征、在”两字便不算违礼。然而，到了秦汉时期，皇帝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威严，避讳制度开始愈加严苛，不仅同音字和近音字不能使用，遇到双字名更是两个字都要避讳，而且就连皇族和外戚的名字都要避讳。例如汉武帝名叫刘彻，民间便只能将“车辙”改为“车通”。又如王政君的父亲名叫王禁，“禁中”便被改称“省中”。再如寿张县本名寿良县，便是为了避讳光武帝叔父的名讳而改名。
然而，由于秦汉以来的避讳制度越来越严厉，这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需要避讳和更改的文字必将越来越多，结果便很容易引发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混乱，甚至连古书名字都得更改，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等。
于是，为了尽量避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朝以后的帝王基本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1、大量采用单名。毕竟单名比双名的讳字要少一半，而从帝王世系来看，两汉二十四帝绝大多数都是单字，曹魏五帝、蜀汉两帝、东吴四帝全为单字，两晋从司马炎到司马德文，十五帝中仅有两人为双字。根据统计，从西汉至东晋的六百多年间，四十九位帝王之中只有五位的名字是双字（其中西汉三位皇帝中两位在即位之后都改为单字），单字名占比达到90%。唐宋两朝同样如此，除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等，绝大多数采用单字。
2、大量取用生僻字。由于这些字平时并不会用到，自然也就起到了一定天然避讳的作用。例如西汉元帝刘、成帝刘骜、平帝刘，又如东汉章帝刘、和帝刘肇、质帝刘缵，再如曹魏明帝曹、曹髦等。这点在明朝尤其体现的尤为明显，以至于大家趣称朱家子孙的名字完全就是个元素周期表。
如上，名字取单名就是为了方便避讳，帝王如此、普通家人也是如此，于是，为了方便百姓避讳和家中晚辈避讳，不仅皇帝开始大量使用单字名，就连普通百姓家中也开始流行单字名。
不过，唐朝以后虽然帝王依旧以单名为主，但民间双字名却开始再度流行，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是东晋后期人们的取名习惯。当时，大家习惯在单名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虚字，例如名字后加“之”字，单名前加“道”、“僧”等字，而这些虚字是不需要避讳的。正如陈垣指出的：“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详、僧绛、僧虔，从孙僧，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而这或许对唐朝以后字辈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同字辈取名时，表示辈分的“字”也不在避讳之列。
二是“永嘉之乱”后，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对汉族文化造成了极大冲击，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大多保留着本民族的名字而不用单名，或者姓用汉族之姓，但名字却仍用本族的多字。如拓跋力微、拓跋沙漠汗、尔朱羽健、沮渠男成、乞伏益州、周昌朱等，正如沈德符说，“（单名）至魏晋后，渐不复然，至五胡盗中原，胡名遂用三四者”。以至于汉族也受此影响，双字名开始逐渐复兴，例如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南齐高帝萧道成等。
综上所述，汉、晋、唐、宋时期皇帝之所以大量取单字名，主要是为了方便百姓和家族避讳，而由于五胡乱华后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唐朝后字辈的开始兴起，唐宋时期皇帝虽然仍主要以单字为主，但民间双字却已经开始再度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