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苏东坡的弟弟是啥体验？为捞哥哥一路干到宰相，苏辙：我太难了
唐宋八大家分别都是谁？这大概能算是学生党人人皆知的文学常识了，他们分别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位文学巨匠。
这八位文学家们写起文章来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挥洒自如，不过后世的高中生们在拜读他们的大作时，却往往只能大呼“苦也”二字。
毕竟他们的文章往往意味着背诵全文以及各种诸如文言文翻译、分析文章中心主题等一系列考点，总是能让人有一种被文言文和古诗词支配的恐惧。
不知道那个年代被科举考试、四书五经荼毒过的他们，是否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作品竟也成为让人叫苦不迭的考点。
而在唐宋八大家里，苏家一家就占了三个席位，老爹苏洵、一对儿兄弟苏轼和苏辙，换句话说，宋代的文学界苏家不说承包了“半壁江山”，那也能傲视群雄。
这般的父子相承，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算比较稀罕的现象了，譬如南唐的李璟、李煜父子，与“三苏”同处一朝的晏殊、晏几道父子，而上一对儿可以与“三苏”相媲美的父子组合应该要数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抛开文学造诣不谈，起码数量对的上，三对三嘛。
不过一家之中出现太多文学方面的泰山北斗也未必全都是好事，有句话说得好“文章憎命达”。
历史曾多次证明，有时候文学上的巨人往往是政治上的矮子，越会写文章的人往往在政途上不尽如人意。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譬如唐代的张九龄、宋代的晏殊，那就是文坛、官场双得意。
不过这句话放在苏家还是挺应景的，尤其是放在苏轼的身上。
苏轼的官场“失意”
对于一般人而言，在文学界“三苏”之中最负盛名的无疑是苏轼，不仅在“三苏”之中，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苏轼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大宋的文采风流半在东坡一身，若是没了苏轼，那宋词还是与唐诗并称的宋词吗？
当然苏洵也还不错，毕竟高中生应该都学过他的《六国论》，而苏辙相对来讲就比较陌生了。
不过要是放在政坛上，苏家父子的情况却要颠倒过来，混的最好的恰恰是苏家小弟苏辙，他们的父亲苏洵次之，苏轼混的最惨。
不过真要论曾经获得的官职高低，苏轼是要高于其父的，但无奈他这一辈子实在太跌宕起伏了，大部分官途都是在贬斥之中度过，不如其父安稳。
苏轼的坎坷遭遇与他坦率耿直的性格以及当时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分不开关系。
从个人性格方面来讲，苏轼无疑是一个极其刚直率真的人，具体表现为他藏不住话，也不会委曲求全，凡事直言不讳。
他自己也曾评价自己“直言当时之故，无所委曲”，朱牟在《曲洧旧闻》里也认为苏轼是一个心里有话不吐不快的人，碰着事儿，你不让他说不行，你不让他说完更不行。
这样的性格要是放在政局平稳、皇帝仁慈的时代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可他偏偏处于北宋政治最动荡的时期，新党和旧党围绕变法正斗的如火如荼，争论不休。
宋朝的体制弊病具体表现为“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简而言之就是吃闲饭的人太多，干实事的人太少，上班摸鱼拿钱个顶个的积极，做事效率成果一个比一个惨不忍睹，宋朝政府花的钱不少，但就是出不来成果，所以大宋朝光荣地戴上“积贫，积弱”的帽子。
宋朝的士大夫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早已看出大宋已经渐渐病入膏肓，所以也试图变革旧的体制，具体的行动就是变法，因为主导这场变法的人是王安石，所以史称“王安石变法”。
于是围绕着变法与否以及如何变法，大宋士大夫分为新旧两派，从宋神宗时期开始火热开撕，越撕越激烈，撕到后来新旧两派的争斗掺杂太多的利益因素，逐渐演变为北宋中后期连绵不绝的党争，造成了北宋士大夫集团的大分裂以及北宋国力的严重内耗。
而苏轼作为一个主意极正又管不住嘴的士大夫，充分发挥了其嘴炮的强大战斗力，
他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当中属于旧党，并不支持新党的变法活动，简而言之他是站在王安石等人的对立面。
他藏不住话，碰见什么自己觉得错的事就直言不讳，在变法党众人看来，他就是变法路上最顽固的绊脚石，所以自然不遗余力地打压他，其中最为凶险的一次，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在这次“乌台诗案”之中，李定、何正臣、舒亶以及其他的部分新党人物大兴文字狱，以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为材，捕风捉影、肆意歪曲、罗织罪名，指责苏轼诽谤朝廷和新法，将苏轼下狱治罪，一时之间苏轼几乎生命堪忧。
其后虽然在苏辙、吴充、王安石、曹太皇太后等人的挽救下，苏轼得以保全性命，但却也贬斥获罪，此后时间，苏轼虽然也曾在高太后当政时期得以短暂起复，但旋起旋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官场失意状态。
苏辙的艰难捞人之旅
苏轼管不住自己的嘴，总是祸从口出、多灾多难，而苏轼、苏辙两兄弟关系又好，就连《宋史》都称赞两人的兄弟情“友爱弥笃”、“近古罕见”，
苏辙自然不能对哥哥的苦难袖手旁观，于是只能开启“苦哈哈”的“捞兄”之旅。
在乌台诗案中，当时的苏辙还只是人微言轻的“签书南京判官”，在朝堂大人物的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方小官，为了保下兄长苏轼的性命，苏辙不惜放弃自己的前程，上书请求皇帝允许自己用自身官职为兄长赎罪。
乌台诗案导致苏轼再次被贬，而苏辙也受牵连被贬谪为地方监当官，不过相较于苏轼的坦率耿直，苏辙要更加内敛一些，张方平就曾评价苏辙“谨重”，认为苏辙比苏轼更加适合官场，所以苏辙在此后的时间里，得以扶摇直上。
在宋神宗死后，高太后当政期间，旧党得到重用，而作为旧党中坚力量的苏辙也被召还汴京，得到朝廷重用，直至升为“门下侍郎”，在当时这是名副其实的副宰相，此时的苏辙也能被人称呼一声“苏相公”。
而反观苏轼，虽然因为同是旧党的缘故，得以短暂回京任职，但他直言不讳的性格可不只是只针对新党，很快苏轼在朝堂之中再度“水土不服”，屡遭排挤，只能谋求外任。
公元1091年，苏轼遭排挤出京，苏辙此时的官职远高于其兄，但为了保下兄长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在京城中的一切，连上四道札子请求跟自己兄长一样外放，虽然当时统治者没有允许，但这份兄弟情真的很令人感动，不过话又说回来，感动归感动，但给苏轼做弟弟也真的让人觉得好难啊。
结语
都说“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如果这个知己又是自己的兄弟，那当真是珍贵至极的缘分。苏轼和苏辙既是彼此的知己，又是肝胆相照的兄弟，虽然彼此人生路上都坎坷不断，但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兄弟相互扶持、相互陪伴，这样的感情怎能令人不羡慕。
参考文献：
《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