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苏东坡光环的掩映下，他走出了别人的眼光，书写人生精彩

苏辙：少年气难回，老者百事衰

都说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存在感最低的是曾巩，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在数这八人时，往往在曾巩处卡壳，其中最讨巧的当然是“三苏”，一下便背去了三位，绝无弄错的道理。

但是我在想，如果没有苏东坡呢，这苏洵和苏辙是否可位大家之列，这就很难说了，至少可以认定，如果只举“四家”，那必定是韩柳欧苏，当然，这“苏”是指苏轼，断然不会冠在他人头上的，尽管我认为写政论文，苏辙要高出一筹。

苏辙是苏轼之弟，但他的声名与乃兄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于诗词，数千首中，竟无一首能让人熟背之作，于文章，想必读过的人也不会太多，观其兄长，于诗词，“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家吟户诵之句数不胜数；于文章，谁又不识得那前后《赤壁赋》及《石钟山记》、《留侯论》等等，可以说二人就不在一个层级上相比较。

但是，苏辙的官却比他哥做得大多了，苏东坡最多是做到知制诰、翰林学士，充其量算得上是朝廷秘书长级别，而苏辙不仅代理过太尉，那是国防部长，而且还任门下侍郎，这可是相当于副宰相级的高官，妥妥的国家领导人，二人的差别有点像曾巩和曾布两兄弟的关系。

这其实真不能怪苏辙，苏东坡乃旷古奇才，诗文书画都是顶级人物，不说综合项，即使是单项成就，随便放在哪个类别，也都是神级的存在，再加上“东坡肘子”等趣闻逸事助阵，说个空前绝后绝非过誉。

那么，除了在才情上的差距外，这兄弟二人还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其实如果看他两人的文章诗词，感觉并无太大的差距，要说苏东坡于政治敏感度不足，可是看一下这苏辙的文章，过激之处远超乃兄，但于声名上却总是差了不少，可以说，他是在哥哥的光环照耀下，只剩下一个模糊身影之人。

但是，相对于兄长那如太阳般耀眼，苏辙恰似一轮明月，他不慕荣利、精诚守拙，恬淡寡欲，在大宋文学的星空中散发着清辉，我读他有一句诗为“乱山环合疑无路，小径萦回长傍溪。”不知是否暗合此意，不过，倒是觉得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有盗版之嫌。

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四川眉州人，进士出身，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外放，哲宗时入朝，不断升迁，位列执政，又因上书谏事被贬，及蔡京弄权，再降再贬，以太中大夫任致仕，闲居许州，年74逝世，孝宗朝追謚“文定”。

19岁时，他与父兄同时赴考，父亲苏洵落榜，而他与苏轼同时高中，想必老父亲在高兴的同时，心中必定也有些酸意，但他这两个儿子当时廷试时的文章却是轰动整个朝堂，以至于仁宗高兴地说，“从此朕得了两位宰相之才！”

但是，后来真正成为朝廷宰辅的是苏辙，而苏轼则在赢得巨大声名的同时跑偏了，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最终是死于常州。

相比于苏轼的外露和豁达，苏辙要内敛了许多，如果说苏轼是一个豪放的文人，苏辙就是一位儒家正统文士；但是，对苏辙来说，这并不是他的全部，他豪放起来，比起苏轼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比之更为激烈。

但是，人们现在一提起苏辙便会说是苏轼的弟弟，他似乎一直是活在兄长的光环之下，其实这也太小瞧了苏辙，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在政论文上取得的成就比其兄长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绝对不是靠着哥哥的声名上位的，不然，那曾布如何没有如此之殊荣。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

这是他的《六国论》，着重探讨了六国当时应采取的自安之计，全文抓住一个“势”字，站得高、看得远，从大处着笔，高谈阔论、说短论长，颇具战国策士纵横捭阖之风。

苏辙不仅政论文写得是极好，并且他的散文游记也是独树一帜的，但与苏轼《前赤壁赋》中寄内心与山水日月的阔大不同，他是在欣赏周遭景致的同时，将人生哲学深嵌其中，虽说在欣赏性方面不及苏辙，但如细品，还是能看出二者有异曲同工之感。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

……

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这是他的散文名篇《黄州快哉亭记》，也是我读他不多的文章之一，此文笔力之劲堪称极品，他先从建亭之意到目及所至而阐发历史之联想，议论加推理，环环紧扣，张驰有度，围绕“快哉”二字，畅加洗发，风格雄放而雅致，笔势纤徐而杨达，叙议结合，清景交融。

文章如他的为人一样，从容缓慢，情韵十足，将写景、叙事、抒情和议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高山流水，顺势而下，磊落跌宕，分外远致，体现了他汪洋澹泊的文风，又是他人生哲学的抒发。

此文作于他贬官之时，在艰难困境中依然随时感受美，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的瞬间，他秉持洒脱达观的人生态度与世沉浮，无往而不乐，无处而不快，快哉快哉！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他的本色，他的性格淡定守直，一生从未因环境改变而有过变化，仕途畅顺之时，他无“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狂放；落魄失意之际，亦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人生中既有积极进取的入世激情，又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理慧根。

众所周知，他同兄长苏轼的感情深厚，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对情感笃厚龙凤，一生相互敬重，相互帮助，夜雨对床，思念无尽，苏轼所写作品中，提及“子由”的多达百余首，兄弟情深可见一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的《水调歌头》让人们竟相传唱，引发多少人为之挥泪，他思念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远在他乡的弟弟苏辙；作为不世之天才，苏东坡是幸福的，少年时有弟弟作伴，成名时有弟弟对酬，失意时有弟弟安慰，危难时有弟弟扶持。没有苏辙的支持，苏轼走不下来他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故而林语堂曾说：“往往为了子由，苏东坡才能写出最好的诗。”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这是苏辙收到苏轼中秋词作后，于第二年中秋同兄相聚之时所写，亦是一首《水调歌头》，其中是否有同兄长比试的心理是可以猜度出来的，然而，“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这高度几人能攀比一二？

所以，苏辙的这首词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相比，那对兄弟情谊的美好向往及人生哲理的思考，肯定是相形见绌的，但是，他的词意集抒情、写景和说理于一炉，也自有其出彩之处。

苏辙的一生虽然写有两千余首诗词，但重点还是放在古文上，他提倡“养气说”，认为文章是人精神气质的表现，最重要的是内在情感的丰富，而“气”则是要通过自身的修养获得，是一种展现自我的精神状态，表现在文中就会形成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然而，他的文章却又显得平和淡然，呈现的是“冲和淡泊，遒逸疏宕”，内心汹涌澎湃，化为文字却又似波澜不惊，故而明代文学家茅坤说他的文章是“片帆截海，澄波不扬……”，显出的是一派的沉静和淡定。

苏辙的一生其实是很坎坷的，高中进士后的他也是意气飞扬，任职中廷，与苏轼的保守不同，苏辙是趋向改革的，他在《臣事策》中曾言：“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势，而变吏不如变法。当今之世，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这立即引起正在积极筹备变法的王安石的重视。

于是，王相将其安排在专门为变法而特别设置的三司条例司中，要知道，这个机构是变法的核心机构，也就是大宋经济改革特别委员会，掌管新法条例制订和颁布，不是高才和王安石信任之人，是肯定不可能在其任职的，此时的苏辙刚年满30岁，可谓春风得意之时。

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些措施有很多的不妥，尤其是青苗法，严重地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于是，便上书朝廷反对此法的推行，这当然引得王安石不满，苏辙也自知在京师呆着定是难过，于是，他自乞外放，随后便离开了京城，一手好牌被他打得个稀烂。

京师三日雪，雪尽泥方深；

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

西斋书帙乱，南窗初日升；

展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

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

客从远方来，疑我何苦心；

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

说是外放，其实是贬官，他干脆远离官场的是非中央，这首《南窗》便是他递上辞呈后在家候命时所写，以淡远之笔，抒愁苦之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苏辙诗风的最佳体现。

苏轼对这首诗有着高度的评价，据传手抄百份送人，“以为人间当有数百本，盖闲淡简远，得味外之味。”后人称其大有“王维辋川遗意。”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苏辙一直在地方上担任品阶很低的小官，当苏东坡在黄州高歌“大江东去”时，他正在筠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高安当盐酒类的收税官，成天拿着个算盘去市场同小商小们贩理论收税。

其自述为：“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好悲催，好讽刺。

再后来，因受到哥哥乌台诗案的牵连，一直是处于被打压的闲置状态，直到47岁上，方才被授歙州绩溪县令，好歹也算是一方土地的最高长官了，其仕途之坎坷，在那个时代的进士中也算是极少的。

作为一名来自巴蜀之地的士大夫，他对民生的艰辛还是有所了解的，苏辙本身就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所以，在他的管辖之地，他一心为民，清廉为官，深受士民爱戴和拥挤，史载，“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社民甚乐之。”

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高滔滔听政，启用旧党，尽废新法，苏辙迎来了春天，他被调任京师，先是任职右司谏，然后便一路飚升，6年时间便做到了尚书右丞，行宰相之职，他呕心沥血，勤于政事，是他一生最高光之时，以至于后人有说“元祐之政实为苏辙之政。”

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有些过誉了，不说这时的他远达不到左右朝政的地步，那包括文彦博在内的重臣才是朝堂上真正的大佬，何况，自仁宗以下，大宋王朝无论在哪方面，都呈下滑趋势，说勤勉为政足矣，要说政绩如何，却无什么能拿得上桌面的。

及哲宗亲政，任用新党，重启新法，苏辙又遭贬谪出京，去汝州任职，他一如既往地亲民勤政，廉洁奉公，以民为本，大力发展经济，取得显著的成效，离任时竟呈万民流涕相送之状。

哲宗短命，徽宗上位，任用蔡京等人为政，党祸复起，接下来的苏辙便再无翻身之日，在一贬再贬之后，任一个闲官迁居颍川，即今河南禹州一带，过着田园隐逸般的生活，时年约65岁。

他自号“颍滨遗老”，闭门谢客，不关心世事，终日只以读书著述为乐，且对佛家产生浓厚的兴趣，时常静坐参禅，直到9年后撒手西去。

《宋史·苏辙传》曰：“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

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

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

这是苏辙写的一篇《自写真赞》，也就是一幅自题小像，我们从中就能看出他随遇而安的秉性，他一生的偶像并不是兄长苏轼，而是“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尽管他在文字上努力追赶苏轼。

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的道士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家弟子，而是孤高超世的闻道者，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也许，正是这道统存心，一直伴随着他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初心不改，安贫乐道，即使“此身已分长贫贱，执爨缝裳愧老妻”，他也无怨无悔，一如既往，也是苏辙一生的精神追求。

苏辙虽然是位文学家，他也极有文才，也极有使命感，也极豁达，从各方面都可以看作是小一号或N号的苏东坡，但相对于苏轼27卷著作，苏辙竟高达近百卷，如《老子解》、《诗论》等等，那可以说是秒杀其兄的。

但与其兄长相比，政治色彩要浓太多，而且在对朝廷的责任感上，他比苏东坡要执拗得太多，一生所上奏章150多篇，其谏文语言之激烈超乎寻常臣子，这似乎同他的性格有些不符，也说明他内心儒家以民为本对其的影响力。

他虽然内心平和，但却怀有强烈的爱民之心，对有损民众的措施会不顾一切进行批驳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而且不管是在上升之时或低谷之际。

平心而论，苏辙的奏折中很多都带有偏激的倾向，言语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幸好他是处在宋代优渥文士之时，不然，这脑袋怕是早就保不住了。

苏辙虽然并无突出的政绩，但从有限的记载来看，他是一位勤政为民、刚正方直的官员，一生宦海浮沉，历经坎坷，但他时刻保持恬淡虚静、忠直简朴的品格，处逆境而浑然如常。

以“辙”入名者极少，其父希望他如车辙一般，既能负重又不引人注目，成人之美，低调务实，暗合厚德载物之意，而苏辙的一生，也正是与他的名字一般，不避劳苦，隐忍前行，有车过处必有辙，大宋朝堂上，他是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