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谁的经济政策更正确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和司马光谁的政策更正确，进一步来说，二人谁更懂经济。现在一种说法是，司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变革派。正是由于二人巨大分歧拉开的北宋中期的党争，也埋下了北宋覆灭的祸根。
现在都说司马光是奸臣，将收复的西夏的领土又退给了西夏，以及有名的阿云一案，种种行为都在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的保守。而王安石则是变革派，变法的原因是北宋经济疲敝，国库空虚。宋神宗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就在于此。更是为了收回燕云十六州，平定西夏，王安石变法首先是军事原因，而后才是经济原因。这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政治背景。
“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13条举措，6条是经济变革，2条兼具理财和强兵的功能，另有2条直接与强兵有关，余下3条是政治变革。具体措施就不说了，但不得不说的是，王安石变法有很大的理想性，进一步来说，就是过于超前，北宋的政治体系无法接受这一经济政策。而司马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早就看到王安石变法措施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好阴暗面，也看到了在整个变法实施过程中，官员的政绩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冲突。王安石变法的确是让国家收入增长了。变法第一年，国库增收20%。但民间经济立即萎缩，百姓不堪重负。当然也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在司马光看来，就是把一个口袋里的钱换到另一个口袋而已。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王安石是经济学家，司马光则是学者。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司马光和王安石虽然私交不错，但政治上极度对立。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王安石肯定懂经济，而司马光根本不懂经济。实际上，二人对经济理解都差不多，区别在于，司马光注重节流，而王安石在于开源。用王安石的话说就是：“国家财力不足，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才。而司马光则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皆为盗，非国之福”。意思就是，天地之间的财富是一个定数，要百姓富足，官府就必须让利。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王安石的变法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至于变法成不成功，措施是否得当，另当别论。但司马光惧怕失败或质疑效果而因循守旧不变法就是他最大的错误。
在过去王安石的评价很低，很多历代帝王都以王安石为戒。司马光的形象很正常，而20世纪以后，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变好了。而在司马光变成一个极为负面的形象。司马光的问题在于。他的怨气蒙蔽了他的双眼，只剩了意气之争。所以高太后启用司马光短短半年时间中，尽罢新法、尽黜新党，北宋党争从此开始。司马光也是一个“拗相公”。王安石的气魄，能力，眼界，在两宋都是顶尖的存在。司马光显然不如王安石，挑问题永远都能挑出来，任何一个政策都会有不足的一面，坐而论道容易，作为政治家没有历史贡献。司马光作为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只能说王安石变法太急了，不够稳，太超前，其经济水平和眼光远超当时很多人，但不适合北宋的体系，司马光也许也懂经济，但是他是一个完全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维护的是他的自身利益。只能说立场的不同和对经济的理解不同，才是二人最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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