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一个共同嗜好

01

北宋最有名的政治家王安石晚年归隐江宁钟山，读书著作，不问政事。

每每在山路上独行，自言自语，手在空中反复画写着“福建子”三字。

据说是指福建（莆田）人吕惠卿，恨为惠卿所陷害，又悔为惠卿所误。

熙宁变法，王安石是总指挥，时人称为孔子；

吕惠卿是急先锋，时人称为颜回，一对圣人师徒嘛。

俩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推行了一大批新法，引起大宋大变革，也引起新旧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

后期吕惠卿当政，为阻止王安石回来威胁到他的地位，百计打压。

甚至拿出当年王安石与自己的通信中“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的字句，让王安石彻底失去皇帝的信任，也让吕惠卿自己彻底成为一个告密小人，为士大夫所不齿。

王安石虚空写字这一幕，可以说是大宋朝期间，中原士大夫对南方人特别是福建人存在敌意的偏见之缩影。

有一回王安石和吕惠卿在家里谈事，悠悠笛声后院传来。

老王知道是弟弟王安国在捣蛋，派人过去说：“愿学士远郑声。”

不要再沉迷这种靡靡之音喽！

料不着王安国让人带回一句话：“愿相公远佞人。”

老哥你离小人远点！吕惠卿气得吐血。

后来得志，把王安国往死里整。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是新党中的又一个代表。

年轻时和苏轼（子瞻）是好哥们，一起游山。

一独木桥下临深渊，对面是一绝壁，章惇说，子瞻，咱们到对面去留个字？

苏轼吐吐舌头：“我不敢。”

章惇从容不迫地走到对面，挥笔写下：章惇、苏轼到此一游！再施施然回来。

苏轼拍着章惇的背说：“子厚啊，你以后一定会杀人。”

不把自己的性命放心上的人，当然更不会再乎别人的性命。

最后两个好朋友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

新党章惇曾被旧党打压得非常狼狈，重新掌权后，对旧党的报复也毫不容情。

他把苏轼远远地发到天涯海角——海南儋州，因为苏轼字子瞻。

同时把苏辙（子由）发到雷州，黄庭坚（鲁直）发到宜州。

不但惩罚你，还用你的字来定你发配的地方，就是要玩死你！

——心态很阴暗。

02

宋朝立国之初，据说有一块石碑，写着宋太祖赵匡胤的话：江外人（南方人）不得为相。

宋初有名的才子晏殊江西人，七岁就被宋真宗召见，陕西人寇准非常不喜欢南方人，打着呵呵说：可惜啊，小晏是江外人（南方人）。

真宗实在看不下去，怼了一句：“张九龄不也是江外人啊？”

老张可是大唐的名相。

真宗朝有一期状元在山东人蔡齐和江西人萧贯之间摇摆。

寇准大力替北方站台，对皇帝说：“南方那种地方，不能有太多人成为士子之冠！”

硬是把状元争给了小蔡。

逢人就得意洋洋地吹嘘：“我又为中原争了一个状元！”

寇老西是个典型，司马光更是个死硬北方派。

神宗朝时，司马光上奏章：

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宰相是建阳人陈升之、泉州人曾公亮，副相是江西人王安石、湖北人唐介。

其实这四个人的官声都很好，能力也不差，但司马光就因为地域偏见，直接下定义了。

为南方人争得第一个宰相的是江西人王钦若，他被北方人王旦、寇准等人压制了很久，王旦眼看挡不住钦若上升的路，拿出了太祖皇帝的遗训：南方人不得出任大宋的宰相！

又把钦若拦了十年。

最终王钦若是当了宰相，但他的历史定位也不好，品德低劣，不算“奸臣”的话，也属于佞人的行列。

福建人的上进之路更难。

开闽第一进士是唐朝的薛令之，终唐一世，进士屈指可数。

因为当时的福建，就是穷乡僻壤，文化的荒原。

0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宋朝初年，江南经济大发展，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

福建也在其中崛起。

一者是北方时有战争，闽中百来年不见刀兵，普通老百姓出生到白头没见过打仗，人口稳定增长。

长期社会安定，环境允许，有条件办学兴学。

二者福建经济大发展，许多指标都位列全面前茅，比如银矿产量居全国第一。

其特产荔枝、龙眼等许多都是抢手货，荔枝东京街头就有卖。

蔡襄抱怨说福州人都吃不到好荔枝了，荔枝苗全被外商包订，果实成熟后都拿船装走，远销北方乃至西夏。

盐、茶、海上贸易都是福建的强项，加上兴修水利、鼓励农桑等措施，福建迅速富欲，也有能力加强教育事业的投入。

两宋，福建的官办学校和私立学校雨后春笋般遍布八闽。

福州城学风兴盛，有诗为证：

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

蔡襄同学说，年轻人不读书，大家看不起。

好人家的子弟交往的是书生，研究的是儒学。

大环境越来越好，出人才就是必然的事了。

两宋300多年时间，福建出了进士5900多人，按人口比例，居全国之冠。

并且出了十九位状元！

这是福建历史上最牛的时节，之前比不上中原，明清比不上浙江江苏。

进士成倍成倍地出现，进入仕途，就形成闽人这一势力范围。

与传统的洛党、川党等等相抗衡，有了一席之地，有了话语权，自然就引起争斗。

越到中后期，北方士子全面败退。

宋神宗元丰年间，北方进士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

这让原来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北方士大夫集团非常难堪，非常恼火。

司马光提出：科考要按每个省的人口比例分配名额，保证北方士子入围。

江西人欧阳修反对：科考本来就是“糊卷”，只有评完卷子，才知道是哪里人。

这才是唯才是举的正确方式！

王安石支持欧阳修，他当政时，就全国统一考；

但司马光后来当政，就采取分省考试，确保北方士子占一席之地。

04

新旧党派的斗争

王安石变法，新党基本都是南方人。

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这批福建人，是主力军，全是重量级人物，推动着改革，也就与代表旧党的北方士大夫：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之间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政党之争。

拿两个诗案来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新党舒亶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

宰相王珪对神宗皇帝说：“苏轼对陛下有不臣之心。”

神宗不以为然：“苏轼有过错，但不至于这样吧？”

王珪举例苏轼的诗《桧》：

根至九泉不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

来说事。

龙本飞天神物，老苏却要到九泉地下去找，这为是诅咒皇上吗？

章惇在傍，反对说：“龙并不一定指君主，有时也指大臣。”

神宗说：“对啊，诸葛亮不是‘卧龙’嘛！这是诗人写诗，他歌咏桧树而已，和我有什么相干？”

王珪语塞。

和章惇一起下朝，老章问：“相公你为什么这样说，这是要灭了苏家嘛！”

王珪其实是个好好先生，人称“三旨宰相”——“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

听领导的话就行。

半天才应道：“这是舒亶说的。”

章惇冷笑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

王珪大红脸。

王安石也替苏轼说话：“哪里有盛世杀天下大才的道理？”

最终苏轼逃过一难，下放黄州为团练副使。

事件中，新党对旧党的打击面不大，王安石、章惇等人也为救大苏出力。

离开东京开封的旧党大佬文彦博、司马光、富弼等在西京洛阳过着歌舞升平的悠哉生活。

1086年，神宗去世，十岁的儿子继位，是为哲宗，由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重新启用司马光等旧党，新党全面被贬，凡是新党赞成的，旧党就反对。

其领袖人物蔡确的遭遇，就是党争愈演愈烈的写照。

蔡确被罢相，贬至安州，游车盖亭，写了十首绝句。

被旧党抓住辫子，攻击蔡确的诗中讽刺高太后有武则天的野心，对新党开展全面性的清算。

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

史称“车盖亭诗案”。

蔡确一路被贬，最后贬到新州这号称“人间地狱”，最为边远的地方。

这相当于就要整死他。

旧党范纯仁、吕大防等人也觉得过分了，以蔡确母亲年老为由，请高太后把老蔡改贬近点的州。

没想到太后痛恨蔡确，说出：“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这样的硬话。

范、吕大为叹息，说：“岭南的路几十年没人去，都长满荆棘了，这一回再次开路，只怕将来我们也免不了走一回的命运喽！”

——党争已进入白热化。

新党人物全部被贬到远方。

蔡确居然死于新州，这是北宋宰相级的人物被贬岭南的第四人——寇准、卢多逊、丁谓、蔡确。

新旧党争已经到了不论主张对不对，只要是对方做的事，我方一定要全面搞跨他的地步。

数年后，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又全面恢复新法，再启用新党。

这些年新党人士受的委曲，遭的罪，让他们的反扑更加不留情，新旧党争也变得更加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