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国丞相范雎以辩士自居，为何又要把辩士比喻成恶狗？
不少朝代都有“四公子”的组合，这要追根溯源到“战国四公子”，即活跃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信陵君魏无忌、春申君黄歇私人。《史记》曾描述战国四公子为“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春申君列传》）。四公子因其显赫的身份与势力，在战国这个“士”的时代“养士”，看似是理所应当。可事实上，战国贵族养士的局面也是有其历史原因与发展过程的，这还与“士”阶层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
战国初期士人阶层崛起，成为了新的知识阶层，他们掌握着并解释着“道”（万物变化的规律）。而许多士人不甘于仅仅被贵族供养，仅仅做个“门客”“舍人”之类。同时身居高位的公卿也没有大规模养士的行为，反而君主本身对贤士的热情更加强烈一些。其中比较为人熟悉的便是魏文侯礼贤的故事，据说魏文侯尊子夏、段干木为师，甚至在求见段干木时“立倦而不敢息”，还引得其他大臣的不快。正是魏文侯的礼遇，子夏居于西河之时，西河之民视之如孔子，魏文侯给学士们创造的环境可见一斑。
后世的注释家称魏文侯有“好义之心”，但魏文侯对士的渴望绝不仅仅是学术上的。魏文侯不仅重视子夏，段干木这样的饱学之士，还吸引了翟璜、李克、吴起这样发挥更强政治功能的士人。战国早期的君主普遍意识到“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有礼贤下“士”举措的君主不在少数，比如鲁缪公就想封孔子的孙子子思做相国。而且当时不仅仅是君主主动礼贤，战国早期的思想家们均在自己的理论或实践中劝君主尚贤。
在民间知识分子阶层中，墨子首先提出一套成体系的“尚贤”理论，他主张君王应以高位厚禄来吸引“有能之士”。在他的理论中，士阶层是丝毫不掩盖自己的贪欲的，他们需要权力来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自身的理想。这一思想也因为战国这一时代的环境而显得非常有普适性，出土的竹简中如《唐虞之道》、《容成氏》、《治邦之道》这些大约在战国前中期写成的文本中都带有“尚贤”思想。我们似乎可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士都因为他们所掌握的“道”吸引着君主。
然而，在士与诸侯建立以“道”为链接的关系时，“道”与“势”（国君的权势）关系的对立也会浮现，有一部分士人们会认为“道尊于势”，君主需要以师弟的身份来向士人请教君主所需要的“道”；可君主养士的出发点恐怕更多的是想咨询士人们“何以利吾国（家）”。这一矛盾可以被子思与鲁缪公关系恶化的故事来体现。当时鲁缪公把祭祀用的肉赠给子思，但子思却认为这只是拉拢自己来效犬马之劳，而不是把自己当作真正的贤人，所以自己拒不加入鲁缪公的政府管理。
不过，在战国前中期，君主们也对平衡这一关系想出了更巧妙的办法。据记载齐宣王就因为非常喜欢有知识、文化的士，将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著名的思想家与学士聚集在稷下学宫，并赐予“上大夫”的爵位。据《盐铁论》记载，稷下学宫鼎盛之时，聚集饱学之士数千人之多。不过齐宣王尽管赐予士人们以高位，让他们能得到应有的礼遇与供养，但并不一定给予实际的权力，让他们“不治而议论”，尽可能最大化的发挥学问上的功能，显然更受士人们青睐。
余英时先生指出，稷下学宫很可能与秦汉时的博士官有着一定渊源，所以他称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尊贤”，且得到了其余六国的效仿，这确是可以被验证的结论。君主们将尊贤“制度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着士的认识，就连提出“贫贱不能移”的孟子也表示，士出仕的理由最低程度是为了生存，即“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在当时的环境下，士并不缺少“待遇”，出仕得到君主的任用，已是当时思想家眼中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了。
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孟子说的那样，士也有为了生存而出仕者，这也就意味着士不仅因其所掌握的知识、文化而被看重，在面临生活问题时，士也需要向诸侯进一步的妥协了。在这一时期，像子夏、段干木、子思那样只想做诸侯老师的士已一去不复返了，士阶层的“自尊”也大大退化了。所以到了战国后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或许是“制度化的尊贤”太容易被士人接受，名士为君主效力已成了常见的事，国家愈发强大，君主反而对贤士的兴趣越来越淡薄。
应侯范雎在求仕于秦昭王时还以“辩士”自居，却在后来将同样是“辩士”的人们比作恶狗，这一粗鲁且直接的比喻，完全忽略了前代士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他竟然确实用这种手段，解决了秦国的困境，这就说明彼时一众士阶层确是受到了诸侯间的冷落。由此，部分士人便走向了托身私门的道路。
据《战国策》记载，孟尝君的门客投入孟尝君门下后，依赖孟尝君的推荐便得到了卫国国君的重用，并且在后来帮助了孟尝君与齐国。在战国末期，“大阴人”嫪毐在秦国的权力地位达到巅峰时，他的门客竟然达到万人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想通过他来得到任用的。不仅如此，像蔺相如、毛遂、李斯这样的风云人物，其出身都是公卿们的“舍人”。他们在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后都得到重用，可毕竟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可以“为诸侯师”、可以直接爵“上大夫”。
不可否认的是，越到战国后期，士与君主之间的裂痕便越大，私门养客仿佛是君主与士之间的一个缓冲，士再不能因为道而“以布衣谒诸侯”了，而君主也越来越具备着“权威”了。
史家常说战国是“士”的时代，而我们也往往将“四公子”、吕不韦、嫪毐这样的人，动辄养士数千、门客上万来说明战国的“士气高涨”。可如果我们就士这一“知识阶层”的历史来观察的话，当“私门养客”之风兴起时，我们似乎不便再说战国仍然是“士”的时代了。
参考文献：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以）尤锐：《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
作者师砚之，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专业，主攻早期中国史与中国思想史，对历史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