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一半魔鬼一半圣人！事功典范，苛法极致

聊一聊商鞅。一个凭一己之力，让当时还是属于边陲弱国的秦实力直线飙升，为后来的嬴政统一天下贡献了绝对的底蕴，有些东西甚至影响到至今。

看到他的成就，真是牛掰得不得了，毕竟那个年代，提升国力可没什么科技生产力之类可依赖的，完全通过管理体系对国力进行极限挖掘。商鞅是一个在2000多年前就深谙管理学精华的天才，可是翻开他的变法内容又会被他那暗黑不堪、残酷无情的手段吓退。

商鞅对人性有着极深的洞察。如他曾说，大多数人才质平平，德行一般，智不能料事，德不能担事，力不能任事，眼光不能看得远，胸襟不能容得多，这些人不是依靠的力量，恰恰是需要抵制的阻力，凡是反对我们的都是庸者，反对我们的意见都是没有价值。

因此，他变革的核心一点，就是对普通人的人格无视，极限挖掘和拉伸普通人潜力。他的做法归纳起来就两招：一切有碍秦国强大的事情一律禁止，一切有利于秦国变大变强的事情强制推行。

比如他提出了著名的

驭民五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还有奸人管理论：以善民治奸民，国削至乱；以奸民治善民，国治至强。

所以彼时的普通秦人就做三件事：种田，生孩子，打仗。什么读书，唱歌，人民幸福、自由通通不重要，一律禁止！

在执行过程，提出了三不原则，凡是秦国要做的事，第一，不容置疑，第二，不得抗议，第三，不许议论。谁违反，轻者砍手砍脚削鼻子，重者杀无赦，而且不是杀一个，而是连坐法，杀一窝！

同时商鞅还认为要让秦国强大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动战争。他提出“外杀强敌，内杀强民。”即战争有两大好处，可以杀死别国的有生力量，同时自己的国民旺盛的精力也可以在战场上消耗掉，国家强大了，一定要战争，因为国家强大了不战争，国家这么大的力量不发泄出去很麻烦，变成祸害，而国家弱小了也一定要战争，总之无论国家强弱说到最后都是战争。

为了提升这些农民兵的战斗力，推出了军功爵位制和“亏欠补偿制”。这里的爵位更多是种名誉还有具体的赏金，而不是真正给官做，谁杀敌多，谁就可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

而“亏欠补偿制”，主要因为刑法太过严苛，动不动就砍手砍脚，如果都立即执行，那满城都是残疾人了，不利于秦国的强大。所以，他们做了些变通，一些轻罪罪行，可以先亏欠，到时上战场用军功来偿还。

这样通过国力的极限挖掘，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20%，而那时的而古罗马共和国仅仅动员到1%，希腊人也只有5.2%。所以在和赵国的长平之战中，秦国把16岁到60岁的男人大部分都送上战场。而且为了算军功，原来秦兵是砍敌人耳朵，后来改算头颅了，脑补一下这个画面，跟秦军对垒时，一眼看去，秦兵一溜都是腰上別着数个脑袋在晃荡，气势上已然胜对手一筹。

当然有利于国家强大的事还包括，六个统一，即政权统一，军队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等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户籍改革和郡县制度影响到至今。

说他是魔鬼，因为他在他不懈努力下，

整个秦国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大兵营，普通人就是一个工具人，打仗时是兵，平时只能拼命种田生孩子。而且他杀人如麻，一点人情味都无。

说他是圣人，因为从事实的成果，他建立的事功和法家体系都是无与伦比的。陈启天先生曾评价：“中国之得以在亚洲大陆造成一个大一统的大帝国者，实受法家之赐为多。近二千年中，中国偶遭外侮或内乱，伏流的法家便有跃起的倾向，即由于法家学说较为切合实际的需要，而能产生实际的功效。我们可以说，中国没有法家，中国便从来不能统一为一个大国匹配，或至今如欧陆一样的小国林立。我们今天有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是法家所遗留下来的，我们应该感谢法家。”

尹桐阳出版《商君书新释》，直呼“因治而终始之天下大治也。此法治国也。商君其为之先河乎”

但他的祸害也是深远且绵长。他为专制集权提供了整套方法论，法家的法治越彻底，君主的权力就越得到强化，专制程度就越发深厚，法家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执行，只为君主利益服务，法家理论为历代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古代文化专制主义和反智开了先河，是古代法律虚无主义的渊源。以至于后面的帝王不断进行推崇和强化。对他思想的法抗和抵制，儒家一刻也没停止，这就是儒法之争。儒家的仁政和道义思想与法家天然冲突，在2000多年的对抗中，也达成某些程度的妥协。

而商鞅个人的结局也是很悲催的。他的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最后被诬陷死在自己的法下，被车裂而死，连同家人连坐被屠，留下了“作法自毙”的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