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因削藩引起“七国之乱”被景帝腰斩，是替罪羊，还是咎由自取

导语：晁错，颍川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成为太子刘启的启蒙老师，因其能言善辩，善于分析， 深得太子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誉为“智囊”。

《汉书·袁盎晁错传》：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晁错在文帝时提出了大量政治、军事、经济政策。其中《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被文帝所采纳，《言兵事疏》和削藩诸侯的改革法令却被搁置，文帝的看法是操之过急，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

注：《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主张对待匈奴应该主动出击，而不是一味防守的策略。

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三公之一）。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景帝从之，因损害了诸侯王的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 腰斩晁错于东市。

后世对于晁错之死，有些认为晁错是景帝的替罪羊，他只是皇帝思想的执行者；而有些人认为他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争议不断。

一、景帝之喉舌，替罪之羔羊

1、晁错提出“削藩 ”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

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晁错的《削藩策》只是前人政策的延续，皇帝也执意如此做，只不过是在朝堂上找一个重臣做喉舌，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得以实施而已。

2、皇帝与诸侯的矛盾愈加尖锐。

文帝时，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吴钱遍布天下。贾谊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导致了吴王的强烈不满。

之后一盘棋引发的太子刘启杀吴王世子的血案，直接使吴王对文帝、以及当时太子景帝的关系降到冰点，吴王从此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礼节，称病不朝。

《汉书》：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吴。吴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是怨望，稍失籓臣礼，称疾不朝。

吴王是当时最有实力的诸侯王，在其他诸侯王中的威信很高，从他叛乱时有许多诸侯王跟从就可看出，他带头不尊皇帝，如果不及时处置，以后谁还会再听皇帝的命令？长此以往，就会形成周朝时期的，周王封天下诸侯，而诸侯称霸不尊王室的结果。

二、谏帝亲征，咎由自取

1、晁错“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

吴楚等七国叛乱后，当景帝问计与晁错时，他未能做到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拿出一套景帝满意的合理化建议。而是建议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关键时刻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却躲到京城，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为自己留下祸根。

2、性格冷峻，被人怨恨

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描述晁错时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严厉、刚直、苛刻、心狠。

在朝中为官时与周围大臣关系并不融洽，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大臣袁盎等都与晁错有怨仇。

晁错与袁盎甚至到了不死不休的局面，晁错任御史大夫后，就派人调查袁盎收受吴王刘濞贿赂的事情，吴楚等七国既反，晁错准备趁机至袁盎死地，袁盎得到消息后恐惧万分，星夜拜访窦婴，表示愿晋见皇帝以当面陈述解决七国叛乱的对策。

汉景帝召见袁盎，袁盎便献策：“今计独斩错”，可平定叛乱。故晁错之死，直接原因就是袁盎的计策打动了景帝。

3、帝王权术——为了皇权其他都可舍弃，哪怕是肱骨和帝师。

七国之乱开始时，实行郡国并行制，诸侯国的政治地位远远高于郡。诸侯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并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且拥有强大的武装，由诸侯王随意调遣。诸侯王国领郡42个，而中央直辖郡只有15个，两者总体实力还是有差距的，景帝当时的心里是非常惧怕的，因为一旦开战，谁也不知战争的最后结果如何。

七国之乱是削藩引起的，诸侯王反叛的借口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杀了晁错，七国叛军就失去了反叛的旗号，如果再继续叛乱，就失去朝中大臣、其他诸侯王的支持。

再者朝中重臣周亚夫、郦商 、栾布、窦婴等都肩负与叛军作战的任务，他们的政见都与晁错不和，诛杀晁错，可以让大臣们安心后方，团结一致抵御叛军。

就在丞相陶青 、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之时，景帝权衡利弊后，对斩杀晁错的奏章批曰：“可”。

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景帝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结语：晁错为大汉削藩而身死于效忠的帝王之手，可悲可叹！虽然身后争议不断，但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之情，千年以来一直为人赞颂，司马迁评价：“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班固也说：“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参考文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汉书·袁盎晁错传》、《汉书·吴王刘濞传》、《汉书·食货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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