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子产”到“歌子产”，他不毁乡校铸刑书，被称为春秋第一人

子产成为郑国执政，在外交上和晋国、楚国等大国交好，为郑国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又开始了对内政的治理。

子产认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墨守成规者将被困境所困，顺应世界变化的才能更好地生存。

因此，子产顺应时局，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旧有的有很大不同，甚至许多都是前无古人的首创。

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加强国防，子产“作丘赋”，让人依据丘陵、水沟的走向将大块的田地划分为“丘”，规定每“丘”每年上缴固定的军赋，余下的归百姓自己支配。

这样百姓要想减轻军赋，只有在“丘”里多开垦新田来分摊军赋。此举自然鼓励了耕种，但客观上也加重了郑国百姓的税负。

亩丘

改革触动了许多郑国人的利益，郑国人民普遍不高兴，因此子产的政策在国内遇到激烈反对，一些大族甚至要发动政变推翻他，而许多老百姓也开始了激烈的抵制。

但子产不改初心，他认为没有国哪有家，没有整体哪有部分，他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正是为了让国家更好、更有尊严地生存下来，只有这样做，才是保障全体族人长远利益的根本。

因此子产毫不犹豫地坚决推行，即使被骂被杀也不退缩。

国和家

执政一年，他就被老百姓作歌咒骂说：“子产取走了我的衣冠啊，子产取走了我的田地啊，他的父亲（被杀）死在了路上啊，谁要杀子产可别忘了叫上我啊！”

大夫子宽将这些议论告诉子产，子产无奈地说：“晋、楚两国像强盗一样索取无度，我们给他们贡赋的同时，必须得加强我们的防务。现在虽然难过一点，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郑国就要灭亡了。可惜大多数郑国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恨我、咒骂我，我早就预料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只要有利于国家的事，即使面对死亡，我也要去做。

子产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国家和人民利益冲突时，他认为，只要有利于国家，那么人民就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他自己都把生死抛之度外了。

这时候，许多大夫包括子皮都建议限制乡校，不许百姓非议国家的政策和法令。

所谓乡校是春秋时期人们游玩聚会的场所，也是国人议论国家政事的场所。

虽然遭受国人的非议，子产却大力反对禁锢言论，他为乡校辩护说：“人们劳累了一天，到乡校去游玩，顺便议论政事的好坏，不是挺好的事儿吗，这可是真实的民意啊。人们认为好的，我们就推行它，人们认为不好的，我们及时补救，这样我们才能得民心啊，为什么要毁弃呢？如果依靠权力压制言论，让百姓积累的怨气无处发泄，对国家的伤害会更大。”

郑国大夫们听了都由衷地佩服子产，说：“您是可以成就大事的人啊，您的做法，不是只对个别人有利，而是有利于国家啊。”

因此，即使非议满天，子产始终保留着乡校，不加干涉。

鲁国的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感慨地说：“有人说子产是不仁不义的人，从他不毁乡校这事儿来看，我不信。”

春秋时的乡校（配图）

子产的举措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外交内政硕果累累。

国外没有了大国的祸乱，国内也治安稳定，百姓富足，郑国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时候，人们又“千里农桑歌子产”，作歌称颂子产说：“我家的子弟全靠子产谆谆教诲啊，我家的衣食全靠子产鼓励种植啊，假如子产不幸死了啊，还有谁能来替代他呢？”

当局者迷，有些东西只有交给时间，交给实践，交给人民来检验才能证明真伪。

千里农桑歌子产

此时，需要时间验证的还有另外一项重大的举措，那应该是子产一生中最被人铭记的一件事，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意义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子产“铸刑书”一事。

公元前536年3月的一天，郑国都城发生了一件异常轰动的大事。人们一大早发现宗庙的广场上放着一口硕大的金鼎，金光闪闪余音袅袅，上面竟然刻着郑国的法律条文和惩治罪犯的刑罚。

人们围着金鼎细细观看，震惊不已。

因为直到看见这个，老百姓才豁然开朗，终于明白对与错、是与非的界限，才知道犯了什么错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

而原本这一切，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完全被随意滥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是非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上层贵族认为刑律不能公之于众，这样人们不知深浅，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保证贵族的权威和神秘，保证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

铸刑书

将法律条文公之于众，让一切行为有法可依，这在现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当时，这样的做法确是对传统“礼”的一种挑战和否定，因此一经颁布，马上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不止郑国，也引起了当世所有国家、所有贵族的激烈反对。

其中有个激烈的反对声，来自于“古之遗直”的叔向。

叔向是晋国的权臣，是晋君的老师，也是子产的好朋友，他在信中对子产说：“从前先王以衡量事情的轻重来断定罪行，不制定刑法，就是害怕百姓有争夺之心。百姓知道了刑罚的依据，将会丢弃礼仪而争用刑书，刑书的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你现在把它公之于众，礼会随着消亡，贵贱等级也会随着消亡。这还怎么治理国家呢，我看，用不了多久，郑国就要灭亡了！”

配图

子产无法争辩，只是在回信中说：“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我是用它来挽救当世的。虽然对你我不利，但这却是必须要做的。如若不然，将再也无法维持郑国的秩序了。”信的结尾仍然是那句“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子产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觉得这件事对国家有利，自己的生死他都可以不顾。子产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结果如何呢？我们照样把它交给时间来检验吧。

时空遥感：穿越春秋改历史

先来看郑国铸刑书后的效果吧。

由于法制的透明，贵族不能随意处置百姓，特权也受到了限制。人们敬畏法律而不敢犯罪，使得当时的郑国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23年后，晋国正卿赵鞅（赵武之孙，也称赵简子）仿效子产铸刑书，将晋国的法度铸在鼎上，公布于众，晋国大振，再次称霸诸侯。

110年后，李悝在魏国颁布《法经》，让初出茅庐、寂寂无闻的魏国，一跃成为天下霸主。

180年后，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从此秦人不再寂寂无闻，开始了富国强兵、合并天下的序幕。

300年后，韩非子将刑法理论系统化，让这一思想成为后世王朝统治的基础。

商鞅（剧照）

再一次，子产得到了时间的验证。

因此，子产也被后世认为“法家思想之始”，开创依法治国的先例，是创立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有人说他是春秋第一人。

后世的评价很高，事实上也正是他，让饱受战火和内乱摧残的郑国，在那乱世中取得喘息之机，活得有了尊严。而自他后，郑国衰退之势不可阻挡，最终走向覆亡。

公元前522年，子产病逝，死讯传开，郑国人民嚎啕大哭，老人也都哭得像孩子一般。

千里之外，孔子也忍不住落泪说：“子产，古之遗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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