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帝“禅让”，司马迁是这么看待的

民间有句老话，“同姓一家亲”。这意思是说同一个姓氏往上追溯大概都能找到共同的根源。其实，不同的姓氏也未必没有关联，譬如说陈姓与田姓。

当然，姓与氏又是有区别的，“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如果难以理解，可以对比中着《史记》中一句话来理解，“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侯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后”为后世、后人，“国”为诸侯的封地。这句话意思是大禹本来姓姒，但是他的后代却有不同的姓氏，都是借用分封的地方为姓。同时，这句话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大禹后代可谓枝繁叶茂，这是那个时代部落首领的共性。

五帝均为黄帝后代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名者十四人”，黄帝同样子嗣众多，多达二十五个儿子，然而部落联盟的权力却只在正妃所生的孩子之间传承。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螺祖。螺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正妃就是正房媳妇，螺祖为黄帝生育了两个孩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其二曰昌意”。

这句话是研究五帝权力交接的关键。

黄帝之后，权力移交给了孙子高阳，就是颛顼帝。“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颛顼之后，权力再次转移到了帝喾高辛手中。“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是黄帝长子玄嚣的孙子。

黄帝将权力移交给次子的儿子颛顼高阳，颛顼却将权力交给了玄嚣的孙子、自己的侄子帝喾高辛。在帝喾高辛之后，权力移交到挚手中，挚之后又是尧。尧与挚都是帝喾高辛的儿子，权力仍在玄嚣老大这一支。

帝尧之后继位的是虞舜。“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已至舜七世矣。”

司马迁不厌其烦地追溯，终于发现这位虞舜也非寻常人，而是黄帝的八世孙，也就是说部落联盟的权力交接再次转移到了黄帝次子的后代手中。

帝舜之后权力交给了大禹，而大禹竟然也是黄帝的子孙后代。“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大禹也是黄帝子孙后代，仍是次子昌意一脉。

综上，从黄帝到大禹权力交接一直是家族内部争夺，所以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

禅让之下的势力威逼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韩非子在《说疑》中记载了尧、舜、禹禅让的真相，并且在战国《竹书》中也有相似记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可见，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实际是势力威逼，这不过是描述权力斗争的和谐方式。

如果说黄帝将权力交给孙子颛顼高阳，是看中了高阳具有“圣德”，况且祖孙相承没有太多曲折。那么，颛顼帝高阳为何要将权力交给“族子”（侄子）帝喾高辛，而不是儿子穷蝉呢？

大概是因为高辛格外聪明，司马迁用了四个字“生而神灵”，这与黄帝有相似之处。此外，高辛在辅佐帝颛顼时能够，“顺天之义，知民之急”，顺应天意，呼应民声。而且实实在在地争取到天下人的支持，“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除了帝喾高辛的上述表现之外，大肆联姻应该也是继承帝位的关键。

在《五帝本纪》中，“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司马迁介绍帝喾高辛时，明确帝喾父子相承的传位方式，后因帝挚政绩不显被帝尧取代。这里不仅明确帝挚与帝尧并非一母同胞，还明确了这两位不是“正妃”！

在《殷本纪》中，“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周本纪》中，“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

此处，周后稷之母“元妃”应该是“正妃”，而殷契之母“次妃”排位在第二。能够与不同氏族联姻，说明帝喾高辛势力非常强大。高辛大肆联姻扩张势力，或许是觊觎帝位蓄谋已久。

帝喾高辛正是由于拥有足够的实力，所以部落联盟最高权力才能“禅让”到他手中。

所以，五帝权力交接虽然是在家族内部进行，这也是背后实力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历史上赞美的“禅让”并非那么和谐。

五帝禅让权力交接的美谈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

司马迁《五帝本纪》结尾来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本来还未悟透，岂料又缀述了一句，“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那些见识浅薄、孤陋寡闻，又不知道自己深入思考的人是不会理解的。每当读到此处，更加小心翼翼地琢磨司马迁的文中深意，甚至对自己所悟所想不断推到重来。

五帝为黄帝及其后世子孙，甚至夏、商、周的创建者也都可以追溯到了黄帝。司马迁构建的黄帝谱系，不仅将华夏族说成是黄帝子孙，还将中国的少数民族说成是黄帝子孙。而且秦人、楚人、吴人、越人、蜀人和西南夷、匈奴、古朝鲜等都是黄帝子孙。

这是为什么呢？

“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这个解释有谶纬神秘色彩，但重在道德教化，是西汉儒家利用和改造黄帝文化的表现。同时，也正好呼应了刘邦出生时伴随的神秘天象。

“余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史记·五帝本纪》

为了增强说服力，司马迁承认参考翻阅了《春秋》、《国语》，书中所表述的《五帝德》、《帝系姓》应该是很明显了。所以，司马迁也没有做更深入的思考或者考究。其实，司马迁不仅认同《春秋》、《国语》史料记载，而且能够采用便是情感认同。

除了《春秋》、《国语》，相应书籍也有参考。“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聪明二字在《黄帝内经》中为登天）”，这句话应该是源自《黄帝内经》，虽略微改动但不影响史实——黄帝的英明。

“学者多称（赞扬）五帝，尚矣”，三皇五帝的事太久远了，而且能保存的文字资料又不多。但是，又不能不继续编撰，不然无法实现老爹交代的遗命。

司马迁除了以史料书籍为参考，缺失或者不足部分则是从民间故事补充而来。早年游历时，各地仍口口相传的故事也是很好的素材，毕竟口口相传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方式。

当然，无论是“禅让”，还是权力争夺，司马迁极力称赞五帝时代。毕竟五帝对于推动时代进步，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各地仍流传着对黄帝、尧、舜时代的美好怀念。司马迁自圆其说地编撰《史记·五帝本纪》，是我们发现司马迁的思想、历史观和治史方法很好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