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给田叔立传，偏心还是另有隐情？
“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这句话出自《史记·货殖列传》。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偷坟掘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靠这个发家的。
《货殖列传》在《史记》中第一百二十九卷，为列传的第六十九篇。而《史记》第一百零四卷，为《田叔列传》，列传的第四十四篇。
《史记》中前后两篇列传中提到的“田叔”应该为同一人。
《货殖列传》中在介绍田叔时，前面还提到一句话，“此其章章尤异者，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这些人”（前文提及的卓王孙、程郑以及关中富商大贾田啬、田兰、韦家、杜氏等）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或者有俸禄收入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致富的。
而《田叔列传》中介绍的“田叔”明显不在“这些人”之列，他是吃俸禄的人，明确为官家身份。也就是说田叔与其他人勤劳致富手段不同——掘坟盗墓。
那么，司马迁究竟是为什么要给田叔这个盗墓贼立传扬名呢？
司马迁偏心为田叔立传
“田叔者，赵陉城（今河北无极东北）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田叔是赵国陉城人，祖上是齐国田氏的后代。“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田叔喜欢剑术，曾向乐巨公学习黄、老的学说。喜欢剑术却学习了黄老学说，田叔明显的专业不对口。然而，这些行为缺符合刘邦的胃口。
“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田叔为人严正廉直并以此自得，喜欢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交游。“赵人举之赵相赵午，午言之赵王张敖所”，赵国人把他推荐给赵相赵午，赵午又推荐给了赵王张敖。
从这里判断田叔比较会做人，日常表现的非常正直，交游的都是说话管用的人。因为人缘不错，所以大家一致推荐下轻松进入仕途。
“赵王以为郎中”，张敖任命田叔为郎中，比较低级的官吏。“数岁，切直廉平，赵王贤之”，田叔在任几年，表现得峻切刚直清廉公平，得到了赵王张敖得赏识。
自此之后，田叔混迹于朝堂，从张敖郎中到汉高祖汉中守，再到汉景帝时为诸侯国相，几番宦海沉浮，最终死在鲁国国相任上。除了田叔，司马迁顺便对田叔的小儿子田仁作了相应记录。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田仁以为身强体健成为卫青的门客，多次跟随出征匈奴。在卫青推荐下，田仁为郎中，没过几年升任为丞相长史，接着又失去官职。后来派他侦视检举河南、河东、河内三郡。最后，田仁在司直任上，“坐纵太子，下吏诛死”，因为放太子出城而被汉武帝诛杀。
“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这是在文末司马迁评论中的一句话，田仁和我关系很好，我所以把田叔、田仁放在一起进行叙述。司马迁真是出于个人交情而对田叔、田仁的记录？
我认为存在这个可能，列传中田叔是正直爱民的好官，这形象与掘坟盗墓的贼截然不同。但是，田叔没有抢眼的政绩，完全可以归类于第一百零三卷，与《石奋、直不疑、卫绾、周文等列传》合并叙述，完全没有必要单独列传。所以，这个可能又不太符合司马迁做史的初衷。
司马迁为何重复贯高谋逆
田叔作为三朝元老，事奉过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尤其是在汉高祖时，见证了张敖叛乱；在汉景帝时，审理梁孝王叛乱案件。所有这些又显得格外的重要。
“未及迁”，张敖没有来得及提拔田叔，“会陈豨反代”，恰巧碰上了陈豨在代地造反。“汉七年，高祖往诛之”，即公元前200年，刘邦亲自带兵前去诛讨陈豨。
此处存在明显错误，根据《高祖本纪》，汉五年七月燕王臧荼反；汉六年十二月，韩信被人上告谋反，刘邦用计擒韩信改封淮阴侯；汉七年，匈奴攻打韩王信马邑，韩王信因此据太原造反；而陈豨造反在汉十年八月。因此刘邦应该是自西向东平叛韩王信，路过赵国。
汉五年刘邦分封诸侯王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禹县）”。汉六年，刘邦改封韩信为淮阴侯的同时，“徙韩王信太原（今山西太原）”。
太原与赵国邯郸基本不在一条线上。而刘邦在平叛韩王信过程中曾两次到赵国。
“（汉七年）二月，高祖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过赵、洛阳”；“（汉）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古城村）”；公元前198年，赵王张敖因为谋反被废为侯，“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
从空间来看，无论是平城还是东垣，距离赵国邯郸路途遥远；从时间来看，七年绕路到了赵国，八年再次踏上赵国。刘邦出征平叛却绕道到邯郸，是为了看闺女探亲，还是有其他的目的？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
无论是《高祖本纪》，还是《张耳陈余列传》，赵相贯高、赵午“谋弑”刘邦已成定论，为何在《田叔列传》中再次重复呢?司马迁对同一历史事件基本做到避免重复，譬如“鸿门宴事件”在《项羽本纪》详细记录之后，《高祖本纪》仅仅寥寥数语，或者用“语在《项羽》事中”一笔带过。
这种叙述方式明显有别于其他的地方，司马迁重复应该不是强调，而是隐藏着秘密。
但是，《田叔列传》重复贯高“谋弑”好像仍然与田叔没有关系。
张敖根本不同意贯高谋逆
汉七年刘邦路过赵国，“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张敖亲自端食盘献食，表现得十分恭敬，而汉高祖却十分傲慢地骂骂咧咧。
按说刘邦性格本来大大咧咧，“箕踞”应该是生活习惯，刘邦接见儒生或者韩信时都是如此坐姿。“骂之”也没有什么，张敖毕竟是刘邦的女婿，“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
但是，张敖手下人看不过去了，“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十几个人对赵王张敖说：“王事上礼备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请为乱。”意思是张敖侍奉刘邦礼节周全，但是刘邦对待张敖有点过分，所以要求造反。
由此猜测众臣被逼造反肯定有更过分的原因，或者说张敖造反纯粹是刘邦故意为之，只是司马迁不能明确。众臣岂能因为刘邦的“箕踞”、“骂之”而造反。
在《淮南厉王列传》中司马迁明确，“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意思是公元前199年，刘邦再次经过赵国时，女婿张敖竟然“献上”自己的妾。“美人”，是诸侯王后宫妃嫔的一个等级。而张敖“献上”的这个“美人”就是刘邦之子刘长的生母。
司马迁在《淮南厉王列传》用的这个“献”字，背后有少霸占的意味呢，又或者又有多少羞辱的成分呢？这或许才是贯高、赵午造反的关键原因吧！还有没有更过分的呢？只有上天才知道，司马迁没有披露。
当众臣将密谋告诉张敖之后，“赵王啮指出血”，赵王咬破自己的指头出了血。司马迁在《张耳陈余列传》、《田叔列传》重复了两次，张敖此举既可能是包含着对刘邦——老丈人兼皇帝，既愤恨又恐惧的情绪；也可能是对强硬臣子们的愤恨和忧虑。
赵王张敖虽然是异姓王，但的的确确没有谋反的意图，而贯高、赵午等（应该不包括田叔）“谋弑”刘邦纯粹是自发行为。为什么诸侯王张敖能容忍了，而臣子贯高、赵午却不甘心忍受屈辱呢？
当张敖得知贯高等人的谋划之后，张敖咬破手指对臣下这么说的：
“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虫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复出口矣。”——《史记·列传第四十四 田叔 附任安》
我的父亲失去了国家，没有陛下（指刘邦），我们早已死后尸体生蛆无人收尸，你们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不要再说了！
“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高祖力也。愿君毋复出口。”——《史记·列传第二十九 张耳 陈余》
您这是什么话！当初我们先王丢了国，全仗着皇上才得以恢复，以至于我才有今天，我们这里的一丝一毫都是皇上给的。希望您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由此可见，张敖不仅没有谋反的打算，反而劝阻臣下谋反。
再从《张耳 陈余列传》梳理一下有关时间：汉三年，张耳跟韩信打败陈余、赵歇，从而被封为赵王；汉五年，张耳去世，张敖接班为赵王；汉七年，刘邦从平城经过赵国，贯高、赵午等人意欲谋反。
根据以上分析，张敖虽然继任为王，但是却是比较懦弱没有野心，如贯高所说“吾王孱王也”，甘心顺民逆来顺受；其次，张敖跟刘邦为翁婿关系，因此根本没有谋反的打算；其三，张敖没有自己的心腹，“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发现田叔贤能却“未及迁”，没有官职给升迁。
所以，张敖根本不具备谋反的实力。但是，贯高等人商量后认为：张敖是忠厚长者，不肯背弃皇上的恩德。“卒私相与谋弑上”，最终私下里一起谋划弑杀刘邦。
重要一点，无论是《高祖本纪》，还是《张耳陈余列传》，以及《田叔列传》都明确贯高“谋弑”与田叔无关。田叔可能知道消息，但是根本没有参与行动，况且刺杀刘邦也根本不需要太多人谋划。
贯高“谋弑”与田叔无关
然而，“谋弑”行动败露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暴露的呢？
汉八年，刘邦从东垣返回，又路过赵地，于是贯高等便在柏人县驿馆的夹墙内埋伏了刺客，准备乘机行刺。结果刘邦突然“心动”，所以没有留宿。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今河北隆尧西），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史记·本纪第八 高祖》
“汉八年，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欲宿，心动……不宿而去。”——《史记·列传第二十九 张耳 陈余》
“心动”究竟是神乎其神的心理感应，还是做了亏心事而惊悚呢？大概是后者，毕竟屡次逼迫女婿造反，而且做法有点过分，不然不至于亏心。
在《张耳陈余列传》中，司马迁说“汉九年，贯高怨家（仇家）知其谋”，刺杀皇帝的事情怎么可能被仇家知道呢？而且还是刺杀失败后的第二年。还有一个疑点：贯高刺杀行动等待皇帝刘邦来到赵国才执行，而不是跑到长安冲进未央宫。我甚至都怀疑贯高谋划的目的。
“会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事情败露后，汉朝下命令逮捕赵王和谋反的群臣。“于是赵午等皆自杀，唯贯高就系”，于是赵午等人都自杀了，只有贯高主动投案被捕。赵午等人自杀不想受辱或者牵连家人，而贯高主动投案为了替张敖辩白脱罪。
当时汉朝又下诏书，赵国有胆敢跟随张敖进京的罪及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只有孟舒、田叔等十多人穿着赤褐色的囚衣，自己剃掉头发，颈上带着刑具，假称赵王的家奴跟随张敖到了长安。
“贯高事明白，赵王敖得出”，贯高主动承担谋逆罪责，表明张敖并不知情，因此张敖被释放，而废王为侯。“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张敖随后向刘邦推荐了自己臣子十多个人。
“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刘邦召见了张敖推荐的人，谈话之后发现都是贤能的人才，汉朝廷没有能超过他们的。于是，“上悦，尽拜为郡守、诸侯相。”
田叔为何被任命为汉中守
“叔为汉中守十余年”，田叔被任命为汉中郡守，一干就是十多年。
“汉中”是汉元年项羽分封时，刘邦、张良通过项伯特意申请的封地，“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刘邦革命起事的大本营，而且萧何经营多年，相对云中守边境郡县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
“汉文帝既立，召田叔问之曰”，汉文帝即位之后，特意召见田叔问政。“公知天下长者乎？”“长者”为德高望重，才能超群的人。
司马迁为何要写汉文帝召见田叔呢？而且咨询这个问题又是为何？确实令人诧异。
“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田叔谦虚一番，然后向汉文帝推荐了在赵国的老同事孟舒。当时孟舒因为抵御匈奴犯边抢劫不力而被免职。
孟舒跟田叔便是一同被刘邦任命为郡守，孟舒被安排到云中郡——靠近匈奴的边境。难道孟舒做云中郡守是命运的问题？
“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夫贯高等谋反，上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汉与楚相拒，士卒疲敝。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害，孟舒知士卒疲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故驱战之哉！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史记·列传第四十四 田叔》
田叔向汉文帝解释孟舒为长者的具体内容，可以说了解十分详细。对这段话不做过多分析，单就贯高谋反败露后进京赴死这句话来分析。
贯高等人谋反，皇上下达了确切明白的诏书，赵国有敢跟随赵王张敖的人罪及三族。然而孟舒自己剃掉头发颈带刑具，跟随赵王张敖到他要去的地方，想要为他效死，自己哪里料到要做云中郡太守呢！
这莫非也是田叔的心里话？
又或者田叔当时并非慷慨赴死，而是早知会自己被重用？因为，赵王谋反的告密者始终没有出现，而且相关涉案人员不过孟舒、田叔、贯高、赵午，赵午、贯高已经自杀，而孟舒被派守边，况且此三人曾多次出现，而田叔出现的有点突兀。
田叔为人机智狡黠
“后数岁，叔坐法失官”，没有具体时间，没有明确事由，田叔“失官”肯定是汉中守。这点联系到《货殖列传》，大概是田叔拿着俸禄干着掘坟盗墓勾当。
田叔仕途并没有因为盗墓而终结。梁孝王派人刺杀了吴相袁盎，原因是袁盎进谏汉景帝拒绝传位给梁孝王。“景帝召田叔案梁”，田叔受汉景帝委托去梁国审理此案。
田叔到梁国后很快结案，回朝报告。
汉景帝说：“梁王有派人暗杀袁盎的事吗？”
田叔说：“臣死罪！梁王有那件事！”
景帝说：“有罪证吗？”
田叔说：“烧了。皇上不要过问梁王的事。”
汉景帝问：“为什么呢？”
田叔说：“梁王如不伏法被处死，这是汉朝的刑法不能实行啊；如果他伏法而死，太后就会吃饭不香睡眠不安，这又是您的忧虑啊！”
汉景帝非常赏识他，让他做了鲁国的丞相。
田叔刚到任，一百多名百姓拦路状告鲁王强抢财物。田叔抓住为首的二十个人，每人笞打五十大板，其余的人各打手心二十，对他们说：“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怎么敢毁谤君主呢！”
鲁王听说后非常惭愧，拿钱让国相偿还他们。田叔说：“君王自己夺来的，让国相偿还，这是君王做坏事而国相做好事。我不能这么干。”于是鲁王就亲自偿还给百姓。
鲁王喜欢打猎，田叔跟随相伴。田叔故意在烈日下暴晒等待鲁王，而不到馆舍休息。鲁王有所触动，从此不再大举出外游猎。
几年后，田叔在鲁国国相的任上死去。
“盗墓贼”田叔的故事，司马迁就讲到这里了。故事相对其他列传比较平淡，几乎没有一点儿吸引力，如果从这点来说确实可能是个人交情。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列传第七十 太史公自序》
但是，司马迁认为五百年出一圣人，从孔子到他差不多五百年了，司马迁立志著述“扬名于后世”，而《史记》背负如此使命，司马迁不可能明显掺杂自己私心。至于《田叔列传》附录的任安列传纯属后人附会，从而影响了众人对田叔的判断、误读。
其一，张敖“谋反”其实说到底是刘邦杀戮异姓王的开端，让其他的诸侯异姓王看看，连女婿都不放心也不放过，更何况他人。
其二，贯高等人被逼无奈谋划了刺杀行动，不排除与刘邦勾结的可能，毕竟刺杀未付诸实施而流产。
其三，从田叔任命云中守，到刘邦柏人不宿，再到贯高“谋弑”被告密，隐约之间又好像与田叔有关联。莫非田叔是贯高“谋弑”败露的元凶？要不然找不出来更合适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