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91年至306年,汝安王司马亮、赵王司马懿、齐王司马伦、成都王、瓦剌、河间王司马昱、东海王司马岳被骨肉撕裂,最终酝酿了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王室内乱之一。“八王之乱”持续了16年,没有人是胜利者。王宗和普林斯这两个团体在战争中灭亡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等三代先人鞠躬尽瘁,充满血泪,西晋是靠敲诈造就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只用了50多年就消失了。
在残酷的杀戮中,整个西晋只剩下司马懿的曾孙,后晋邪王司马睿躲得远远的,在江东建立了偏东晋政权,使中原北部进入十六国(五乱中国)时期。
在集权体制不成熟的条件下,轻易形成州、县、县地方政府的行政建制,未必是好事。因为实行三级实体制后,高级行政区的疆域必然过于辽阔,行政长官会滋生离轴的想法,最终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从汉代到魏晋的历史,其实就是分封制被秦始皇确立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后,与郡县制不断斗争的过程。
无论人们如何严厉地批判春秋战国以来分封制的落后性,其内在的积极因素和优点是不可否认的。比如血缘关系必然呈现的团结和凝聚力,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都是有目共睹的。
无论是开国君主还是皇位继承人,往往都会感受到权力的孤独和政权的脆弱,因此会有意识地求助于血缘关系作为保证政权安全的根本后盾。这也是“打虎需要兄弟,打仗需要父子”的观念深入人心,难以改变的重要原因。所以,即使东周以来的分封制有那么多问题,新一代皇帝还是会一浪接一浪,乐此不疲。否则就不会有西晋“八王之乱”的惨痛教训。
虽然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确实是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但郡县制本身的诸多缺陷也是无法掩盖的客观事实。金朝是历史上反对郡县制最突出的时期。究其原因,是兴盛的士绅势力不认同甚至强烈反对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晋武帝刚愎自用,惠帝愚蠢无能,进一步促使广大官员和知识分子不支持旨在为专制皇权服务的郡县制。其次,认为浮官任免方式不利于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县官由朝廷任命,渴望升迁。他们只对上级负责,不为人民着想。他们容易沽名钓誉,搞短期行为,必然侵害当地人的长远利益。诸侯,因为封建国家是自己的土地,人民是自己的人民,子孙要经营,所以能爱惜土地爱民,从长计议,必然有利于长治久安。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如果他的子女不分封建立一个诸侯国,皇帝就缺乏可靠的安全力量,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危险;如果分封制,就要放权,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大事,进而直接威胁到中央政府和整个王朝的安全。就这样,封也不是,不封也不是,真是痛苦的两难。
所以包括刘邦坚持推行封国立国的制度,踢开桥梁,杀了驴,多少“怪”和埋怨,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他死后,分封制的恶果已经显现,却没有人“阻止”。为了维护“刘氏天下”,巩固中央集权,几乎所有的西汉领导人,尤其是文、景、武三皇,都还在极力削弱前朝诸侯国,同时又拼命分封自己的子弟。真的是极其辛苦和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