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佛教的发展历程，两晋时期佛教

西晋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以经书的翻译为基础的。从事译经的有十二位国内外知名的萨满和优婆塞。其中最突出的是朱法虎。他原是月氏，世代居住在敦煌郡(今甘肃省敦煌县)。此外，还有洛阳的安法钦、法立、法举，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的罗刹、朱淑兰，广州的罗知，关中(今陕西省)的罗源、聂承元、聂道真、法度、若言等。他们共翻译了275部经典、法律和传记，以及58部新旧译者的经典，共计333部。

朱法虎早年跟随师父朱高祚出使西域，获得《贤戒》、《大爱》、《法华》、《菩要》等梵文抄本165部。太史二年(266)，从敦煌到长安，再到洛阳，再到江左，一路翻译经典。据三藏记载，他一生翻译了154部经典，涵盖了大乘、小乘经典的方方面面。《般若波罗蜜多经赞》十卷，《正和经》十卷，《渐备智德》五卷，《普瑶经》八卷。

土生土长的优秀女性聂承元和聂道真都懂梵文。其中，聂承远颇有才华。曾协助法虎翻译经典，润色改句。晋惠帝年间(290-306)，聂承远翻译了两卷《朝日明三昧经》和一卷《越南经》，至今仍存。其中的《太阳之外》，也就是《护法》的修订版，是之前翻译的。从太康之初至永嘉之末(280-312)，聂道真为法律保护解释做笔记。护法去世后，翻译了一卷《尊菩萨无垢经》等。护法弟子有朱法成、朱法兴、朱法存。太康五年(284年)，护法翻译了七卷《修行道经》，朱法成也参与了收笔。

与此同时，还有法举、法立二人合译《楼坛经》六卷、《法句比喻经》四卷、《惠、淮时朱德福释文》一卷，都流传至今。

法虎译《般若经》六年后，罗刹、朱淑兰有没有把陈留仓水南寺的《般若经》翻译成二十卷？最初是朱时兴在外地临摹，由他的弟子傅汝檀等送回汉。萨满无叉，即于天博学广闻。朱淑兰祖籍是天祝，但出生在河南，所以精通两种语言。他们翻译的《闪耀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次翻译。朱淑兰后来在洛阳独立翻译了三卷《楞严经》和两卷《第一愚经》，但一直没有流传下来。

袁波，字法祖，河内人，博览群书，精通梵文和金。他曾在长安建庙讲学，后到陇西。有《菩萨死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如来泥经》两卷，《大爱道如来泥经》一卷。

强梁楼之，西域人，金太康二年(281)在广州翻译了一卷十二经。安法钦，一个闲散的人，同年开始翻译《洛阳道教神足无极变》(疑似伪经)和《阿育王传》。惠帝永宁元年(301)，萨摩亚支译了《死童经》、《好子经》等四卷，但现今仅存上述两卷。

后人对西晋的主要翻译家和译著都有评论。道安认为朱法虎的《颂般若经》是纯直译，有利于保留经文原意，但措词粗糙。他对吴洛查、朱淑兰译的《广广般若经》的评价是，语言简练、生动、重点突出，适合当地人理解。但又怕因繁而简，错过了佛经的本义。对《悟罗刹译光般若经》的评价是:译句别出心裁，但过分强调句子修饰，可能会妨碍经文原意的表达。僧肇曾评论朱淑兰翻译的《楞严经》，说文字太玄妙，意思难懂。

简而言之，西晋佛经的翻译很可能深受本土玄学的影响，其中加入了大量玄学概念和词汇，不仅不利于佛经原意的表达，而且一般人也难以理解。这大概是这一时期研究翻译经典的人不多的根本原因。也是东晋以后佛教中对重要经典和重要佛教术语产生诸多争论的原因。

西晋时期佛教的传播还停留在为僧人建庙祈福的层面。当时有手写的《祭经》，如敦煌出土的《保良经》，吐峪沟出土的《诸佛瑶姬经》。对于士大夫来说，推广佛教还是偏向于学术研究和文字功底。至于真正有心法传承，真正解脱生死的，文献中基本见不到。

据学术记载，当时佛教徒主要是翻译、研究和解释经典。其实真正的信徒应该明白，佛教是一种精神方法。没有佛祖代代相传的灵法，简直是本末倒置，通过研读佛经来寻求解脱:释迦牟尼佛实际上修炼成道后才交付的12首三藏诗，并不是通过研读儒家经典而成佛的。有因缘的人，一听对应的佛经，现在明白了就释然了。如果因缘不符，即使你读万卷理论，解释大义，也与解脱成佛无关。反而造成了“修行是研究佛经原理，讲经是传播佛法教育学生”的假象，成了一个魔术行业。我还没有解脱自己，怎么翻译涉及深刻见解的义经？你怎么能宣扬教义呢？不解放自己，就不能解放别人。这个时候讲学就不是传法了，而是练功了！

随着西晋佛教的发展，翻译更加繁荣，典籍翻译增多，信众相当普遍。据法林《辨义论》记载，当时洛阳和长安有100多座寺院，僧尼总数达3000多人。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佛教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但从弘扬佛法的角度来看，保留一些佛教文献，除了与众生的结缘之外，对于修行和众生的解脱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由于晋代在翻译和讲学过程中过多的玄学概念和语言，给众生制造了许多错误的概念，尤其是对“般若”/“kloc-0/性”等术语的误解，直接阻碍了众生的解脱。这些真知灼见的内容无以言表，只有懂的人才能通过心理传承的加持真正理解。所以西晋佛教的发展还是佛法传入的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