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的时期。在长江以北,先后出现了大大小小20多个政权,我们统称为“十六国”。除了后赵初期、先秦中期和北魏后期,其他政权面积小,实力有限。当时是东晋在面积、人口、军事上长期占据绝对优势。东晋也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北伐,但为什么始终无法统一南北?
西晋以来,北方爆发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南方相对稳定,所以大量北方人选择南迁。据谭启祥等人推测,当时选择南迁的户籍居民约有90万人。西晋皇室和贵族家庭也相继南下,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史称“冠上衣装渡南”。
大量人口向南方迁移,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据葛《中国人口史》记载,东晋初期人口达到1000万,与北方人口基本持平。到东晋后期,人口已经达到1700万,远远超过北方。人口向南方的迁移加速了南方的经济发展。东晋依托江南繁荣的经济,“富甲一方,国富民强”,完全可以支撑其统一北方的大业。
然而东晋并不和谐。首先,东晋名义上是统一的国家,实质上是分裂的。以汉代的地域划分,南方分为扬州、益州、荆州、胶州四个地区。胶州经济比较落后,地广人稀,在人力、财力上无法提供更多的帮助。东晋时期益州总体处于割据状态。早期有程汉政权,直到桓温时期才恢复。东晋中期为前秦所占,后期为乔宗所分。所以真正能为东晋提供相对稳定支撑的,只有荆州和扬州。
偏偏荆州和扬州的矛盾非常突出。东晋都城扬州,立国之本。扬州北面有长江天然屏障,是抵御北方民族南迁的天然屏障。北方民族如果要南下进攻东晋,必然会先进攻长江上游,然后再向下游。因此,长江上游的荆州成为东晋的防御中心。东晋在荆州的军事实力很强,“都城固若金汤,甲胄为朝廷一半”。
整个东晋时期,荆州的将领都有一颗“忤逆之心”。首坐荆州的王敦发动了“王敦之乱”。后来的陶侃、郁亮、宇易、桓温、桓霍、桓冲、尹仲堪、桓玄等。坐镇荆州,掌控上游军权。其中,桓玄于403年攻破建康,称帝,改国号为楚,因此东晋实际上已经灭亡。从王敦之乱到桓玄,东晋自始至终深陷泾阳与扬州之争,使国家没有多余的力量进行北伐。
荆州、扬州等地的军阀,为了夺取皇位,往往通过北伐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也决定了东晋北伐基本局限在黄河以南,无法深入河北。比如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入侵关中,但是桓温不愿意挺进长安,因为桓温不想陷入北方战争的泥潭,消耗自己的军事资本。
东晋第二大矛盾是司马家族与士族的矛盾,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的矛盾。金石南下,得到南北士绅的支持。杜南建国初期,北方士绅思念故土,想要收复北方。而南方士绅认为北伐消耗的只是江南过去积累的财富,即使北方成功,南方士绅也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不支持北伐。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睿只能求稳定,而不能打仗。当祖逖提出北伐时,司马睿不反对,但也不支持。
北方士绅在江南获取土地,建立更富裕的庄园时,也失去了北伐之心。北方士绅定居南方,自然损害了南方士绅的权力。南渡之初,曾经决定江南的南方士绅代表周贵发动叛乱。后来,周燮、徐福、孙弼、等江南士绅相继揭竿而起。平定南方士绅起义后,来自北方的王消灭了周氏和沈氏两个最有势力的家族,暂时平息了南北士绅之间的矛盾。
对于进士来说,任何士族的兴盛都会威胁到自己,所以东晋的王权与士族势力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比如桓温死后,谢集团迅速崛起,掌握了国家大事的大权,组建北府兵击败前秦军队,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此后,谢集团乘机发动东晋第三次大规模北伐,一度收复河南、山东。但为了限制谢家,宗室司马田接掌了北府兵的指挥权,北伐的军队也随之撤回,第三次北伐的成果很快化为乌有。
东晋内部的另一个主要矛盾是士族和平民的阶级矛盾。晋朝时期,大量平民成为依附性人群,如佃户、歌厅、客人、奴婢等。他们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贵族家庭甚至随意杀害他们。到了晋朝,大约有一半的人口成为了依赖者。东晋建立后,这种矛盾越来越严重。东晋末年,司马袁强在浙江征兵,引发了东晋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孙恩鲁迅起义。起义前后11年,转战东南大部分地区,对东晋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这次起义也是士绅没落的开始。
鲁迅起义也直接影响了刘裕的北伐。409年,刘裕率军北伐,次年攻光谷城,却活捉其王慕容超,南燕灭亡。但刘裕未能进一步出兵河北。就在武帝灭南燕的时候,孙恩的残余势力在鲁迅和徐道富的带领下,在胶州发动起义,起义军兵分两路北上,攻占了与建康相匹配的江西、湖南大片地区。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刘裕迅速班师回朝。411年,刘裕消灭了鲁迅的起义军,暂时稳定了南方的局势。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东晋怎么可能派遣主要劳动力出征?
纵观东晋百年历史,总体感觉是和平宁静的。其实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东晋的疆域已经被各大势力分割成几大块,毫无凝聚力可言。自司马睿南渡以来,南方先后爆发了王敦之乱、苏军之乱、周起义、桓温专权、桓玄代晋、武帝灭桓、刘用兵、孙恩鲁迅起义等战争。据说当时北方战事频繁,东晋的内部局势也是如此。这样的王朝如何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