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内部政治经济的和谐稳定,而且在对外关系上,宣帝王朝也是相当值得称道的。
前二年(公元前72年),匈奴西攻乌孙,乌孙昆密(国王)、狂王、游杰公主(楚王刘武的孙女)上书,誓要派五万兵帮助汉朝抗击匈奴。这时候由傅将军霍光掌管。霍光派田光明、等五员大将,骑15万大军,又派校尉常惠督吴,共同进攻。
次年正月(公元前71年),汉军从长安进军。匈奴人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慌,老弱妇孺都把牲畜赶跑了。到当年5月,汉军已俘获匈奴3000余人,吴杀匈奴右谷王庭,俘获匈奴王与都尉以下4万人,俘获牲畜70余万头。
常惠从西域写来,龟兹国(西域古国,新疆库车附近)杀了汉朝校尉赖丹,要报仇。霍光允许他从事廉价工作,于是常惠征调西域各国兵马四万,乌孙士兵七千,从三线杀到龟兹。龟兹王害怕了,就把杀死赖丹的主谋、贵人顾衣绑起来,来到常惠的军队前投降。常惠也没太当回事,就把顾衣砍了,一个人还了。
那年冬天,汉军刚一离开西域,匈奴又回来了,再次入侵乌孙的领土,但回军时赶上大雪,人畜冻死十分之九。乌孙趁机联络丁玲、乌桓等国,共同进攻匈奴,斩首数万人。汉军也从南方进军,分三次北伐,俘虏数千人。匈奴受此重创,依附的国家纷纷叛逃,从此一蹶不振。
汉武帝以前,入侵边境的往往是匈奴,汉朝被迫使用亲疏政策来保证边境的安宁;武帝在位后期,双方都处于守势,仍然势均力敌,不敢轻易开战。从宣帝开始,匈奴基本上已经无力南侵,经常主动提出要亲亲对方,以保证汉军不再出塞远征——攻守形势大为逆转。
狄杰二年(公元前68年)四月,由于匈奴不再入侵,汉朝准备拆除长城外的堡垒,让附近的百姓可以休息一下。匈奴单于闻讯喜出望外,召集各部权贵商议向汉朝寻求公主联姻之事。左大和运河密谋破坏,准备带领本部骑兵南下作案。被汉朝发现后,他们及时调动边防军,在重点地区扎营。匈奴兵慌忙折返,逃往漠北。
狄杰四年(前66年),车氏(西域古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附近)下嫁匈奴,要求匈奴切断乌孙与汉朝的沟通渠道。汉朝侍郎季峥和校尉司马Xi及时响应,从西域各国征调一万多名士兵,汉朝屯田兵一千五百人攻打车驾。当车氏国家被打破,国王逃到乌孙,季峥留下300汉军驻扎在车氏领土的领域作为一个监视器。
元康二年(前64年),匈奴袭击驻车氏的汉兵,季峥率领驻曲黎(西域古国,在新疆轮台东)的汉兵七千多人前去救援,被匈奴包围。宣帝派常惠率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到车辆段击退匈奴兵,安全救出季峥等人。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前莎车王的弟弟叫郑屠联络他国谋反,杀了莎车王万年和汉朝使者Xi·郭崇,自立为王,并煽动西域南方诸省各国背叛汉朝。冯从南北两路各国招募了一万五千兵马,攻打莎车,并因征集征兵而自尽。
根据以上事件,可以看出当时汉朝在西域所起的作用与国际宪兵队差不多。但当时没有完善的机构来执行相关任务,有事时往往迟迟不能从附近国家招募士兵和汉军。所以神爵二年(前60年)创立都护,这是为汉朝监管西域诸国的开始。
当年九月,匈奴率众逐一向汉朝投降,骑兵队长季峥派出西域各国五万兵马迎敌。此后,季峥对西域影响很大,于是奉命保护车氏以西的西域北部,取名“都护”,并在吴磊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东)设置都护府。相应的,匈奴废除了原来在西域设置的仆从、校尉的职位。
西域建立后,汉朝在西域的影响稳定下来。都护府负责监管乌孙、康居等西域36国,宣传汉朝的命令,保证商路畅通,维护各国之间的秩序,防止匈奴再次入侵。这是新疆融入中国版图的开始。
匈奴在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联系羌人攻汉,被名将赵充国铲平。这一次,国家失去了西域,变得更加弱小。帝爵四年(58年)十月,匈奴发生内乱,诸王争权夺位。在呼韩邪单于记载后羿袭杀之前,可汗挟持了魏延,后被突剑的可汗薄绪堂击败而逃。
第二年,有五个人自称可汗。汉朝时,有一位大臣要求乘机攻打匈奴,但遭到了御史大夫小王智的反对。他说:“趁乱幸灾乐祸,必跑得远远的,义行不动,兵士恐劳而无功。”他主张派遣一名特使。
悬题,辅其弱。宣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五丰二年(前56年)八月,匈奴突坚可汗的幼子王的建头因在夺权战争中失败而逃往汉朝。十一月,左将军吴立秋父子率领数万人向韩投降。甘露元年(前53年)正月,最有权势的两个人——呼韩邪和知止,先后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汉朝当人质,要求归顺。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呼韩邪亲自来到长安祝贺。二月,派六万骑兵护送呼韩邪回国,与呼韩邪相对的直支闻风丧胆。
在奉承汉朝的游戏中,毫无疑问,召唤谢晗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甘露四年(前50年)正月,两位可汗派使节到长安送礼,汉朝只优待叫谢晗的使节。随后的六七十年间,汉朝与匈奴的战争逐渐平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直到东汉建立,匈奴一分为二,北匈奴再次成为严重的边境问题。
领土的扩张和国威的传播固然是宣帝王朝的辉煌,但当时政局的一些弊端也预示着盛世即将结束。为了打击霍的势力,任用外戚徐氏、史氏,开始了外戚专权的实践。宣帝到了后期逐渐放弃了节俭的习惯,说“汉武的故事写得挺好的,宫里、车上衣服都装着昭帝”。他还重用宦官,并有校尉官盖里宽饶上书谏。宣帝勃然大怒,强迫他自杀,这表明他鼓励直言进谏的风格也消失了。
当然,最致命的是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而史始终没有改变他对儒家的迷信。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二月,宣帝死于未央宫,太子继位,为元帝尽孝——“昭宣中兴”终于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