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重农抑商的表现，汉朝重农抑商的措施多选题

汉初生产萧条，社会经济不发达，但商贾与政府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其中商贾对产品、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抢夺越来越激烈。商人对农民的剥削损害了国家对农民的利益，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土地与人口资源的矛盾，严重威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重农抑商政策势在必行。

此外，自古以来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农业思想、先秦儒家“义利观”的道德规范、法家“抑商”思想的影响以及小农经济下社会风气的影响，都促进了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和完善。

政策措施。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的理念

汉初统治者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这与汉初政治经济环境的现实是一致的。

汉初实践的黄老理论，不仅继承了先秦和先秦道家思想，而且有所发展。汉初黄老思想借鉴了先秦儒、法、道的长处，表现出更加积极的进取精神。“因阴阳大和，宜采儒墨之善，总结命名法家之要”，不宜“因事制变，立俗而为事。”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实用性；

其思想简洁，可操作性强；它主张在“万物之性”的基础上坚持“物我结合”的路线，不固执己见，不墨守成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能够随着事物和时局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大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在“无为而治”的国家管理理念下，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更趋于温和，如“禁止法令、忽视地租、十五纳税、量官俸禄、用官于民”，以缓和社会矛盾，不断休养生息，巩固统治，发展经济，为汉初经济复苏和国家发展奠定和平、稳定、自由的基础。

2.保护自耕农经济

汉初在秦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农业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措施，使汉代重农政策更加制度化、法律化。

第一，增加农业劳动力。汉高祖刘邦不仅遣散了一部分士兵，减少了军队人数，还对复员回来的士兵“捐田舍”，允许他们获得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并在一定时期内免除徭役。此外，它还呼吁逃亡的农民返回家园；释放那些因生活困难而卖身为奴的人；鼓励生育，凡农民生育的，可免徭役两年，以增加农业人口，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缓和社会矛盾。

二是颁布了《觉田斋复令》，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第三，下令“养孝助田者，予以平反”，即在道德和农业生产上有突出表现者，可以免除自己的徭役。第四，颁布“兴农”圣旨，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从汉文帝第二年到汉景帝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141年，汉朝中央政府颁布了八项鼓励农业的诏令。文景帝时期，亲自耕田，皇后亲自采桑。说明国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有利于形成重视农业的社会氛围。

第五，减免田赋，汉初的轻佻税，惠帝时的“十五税一税”，文帝时的“除田租税”，景帝时的“除田半租”和“三十税一税”，都有利于鼓励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第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改进农业耕作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如汉武帝时期赵括的耕地替代法，犁的发明。由于汉初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采取各种措施强调农业，据研究，到西汉末年，耕地面积已达827.05万多公顷，人口达到5900多万，是战国时期的两倍多，为汉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严厉打击经营活动

汉朝在重视农业的基础上，打击商人，抑制其发展。但与秦朝相比，汉朝镇压的对象都是“贾人”，不包括先秦时期的工矿工人，也不同于秦朝的“去农灭末”。“禁端”和“灭端”是从政治到经济层面的剥夺，而“抑商”则倾向于政治，重点是商人，范围更小。

不仅汉代和以前对商贾的镇压不同，而且整个汉代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对商贾的镇压范围、程度和效果也不同。比如汉初对商贾的打压，倾向于政治，形成了汉武帝扩大对商贾经济打击的关键期。到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已经成熟，这使得重农抑商的观念几乎伴随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

汉代对商人的打击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

首先，从政治的角度，贬低商人的地位。汉朝承袭了秦朝的七支驻防和城池登记制度，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汉朝统治者颁布了一些令商人蒙羞的法令，如汉高祖刘邦的“禁止贾人衣冠帛往来，重税为难”；孝和高中有时规定“是天下之始，商之法宽松。但是，老百姓的后代是不允许做官的”；汉武帝三年、天汉四年，两次征收“七科”。汉政府通过限制商人的一些社会行为和政治权利，贬低商人的地位，间接鼓励人们弃商从农。

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第一，国家对商人增税。比如汉高祖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03年，颁布了按人头收税的法律，对商人和其家庭中的妇女加倍征税；汉元光六年，颁布法令，对商人征收车船税。

元寿四年颁布《点算告诉令》，规定商人、高利贷，不论是否在城内登记，都要按其货物估价计算纳税，每两千元缴纳一个，一百二十元缴纳一个，加倍纳税。其中，凡隐瞒、不报财产收入，或者虚报财产收入，鼓励知情人揭发的，称为“坦白”。如果属实，会有没收全部财产，守边一年的处罚。

第二，以法规的形式严格规范商业的发展，对利润丰厚的盐铁行业实行国家垄断的“不专卖”制度，从富商大贾手中夺回盐铁贸易的控制权，办挤兑，缩小商人的经营范围。此外，还颁布了等损法和均分法，设立了等损均分机构，以控制全国的商品销售。

第三是剥夺商人拥有土地的权利。“贾府里有公民权的人和他们的家人都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敢破令不入场。”可见，经济剥削和重罚同时进行，极大地抑制了富商大贾与国家争利的行为，缓解了国家的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商人对土地的兼并，有利于国家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