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场中日命运预演

1928年1月，下野后又被国民政府请回的蒋介石，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决定挥师二次北伐。

考虑到日本在中国北方的势力，做出很大外交努力和军事克制，希望使日本保持对中国革命的中立立场。但，更大的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28年5月1日，二次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克复济南。

而这里，是日本在华的一块重要势力范围。日本在济南设有日本领事馆，据统计，此时滞留在济南的日侨还有2000余人。

打着维护本国侨民安全的旗号，早在1927年北伐军进逼山东时,北洋军望风先退,刚上任的日本首相、军界大佬田中义一即曾出兵干涉。

为了展示日本政府的意志，早在北伐军攻占济南的半个月前，即4月1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山东居留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

1928年4月19日，日本政府从天津驻军中抽调300人派遣到济南，并宣布日本将由本土经青岛派遣一支5000人的师团增援济南。来自日本本土的第一批军队于4月27日抵达青岛。

带兵的日军主帅是福田彦助。日本著名鹰派战将。时任第六师团长。

本来，田中义一对福田彦助并未直接下达屠杀令，而这个福田却走得更远，其行为完全是受到了一个日本武官的指示。之后这种“下克上”，成为军国日本的常态，直至日本这辆巨大战车机毁人亡，才告结束。

这个日本武官是谁？他就是酒井隆。

酒井隆，1916年派赴日本驻华使馆任副武官，1924年调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 酒井隆生性残虐，惯于“以下克上”，他的成名作就是济南事变。

本来，田中义一虽然是对华鹰派，但并不想无限扩大事态。而酒井隆则不然，他生怕事情搞不大、自己立不了大功。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他之前就以“山东局势混乱、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借口，写信给日本陆军军部出兵山东。日军第六师团在青岛成功登陆后，酒井故意夸大事实，以局势极为混乱为由，擅自要求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火速赶赴济南。福田彦助在酒井的一再催促下，星夜兼程，终于在4月底赶到济南城外。

5月1日，当蒋介石所率北伐军开进济南城，5月3日，军队出现了的一些抢夺行为，酒井隆即唆使早已做好准备的日军出击。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5月3日早晨，国民革命军贺耀祖所辖四十军其所属的一名士兵生病，同伴要送他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署对面的医院治疗。经过商埠区时，日本兵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而发生争执。日军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中国一名士兵和一名役夫，其余中国士兵躲进医院。日军则将医院包围，用机关枪乱射。战火一经点燃，全市都响起了枪声。

日本方面则是另一种版本。陆军省5月13日发表的《济南事件概要》这样描述：“3日上午9时半左右，日本人吉房长平在麟祥门外的《满洲日报》代销所中，有中国兵二三十人闯入，日本领事馆巡查冈田繁一立即前往该处，反而被中国兵殴打，是故乃由中久米川中尉率领自天津调来济南的一部分日军赶到现场，中国兵则逸入附近兵营。兵营岗哨首先向日军开枪，日军不得已而还击。以此为开端，中国兵在各处同时开始攻击。”

各执一词。但冲突真得爆发了，且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集结济南的日军不到3000人，而北伐军40000有余，日本不到北伐军的“十分之一”，而但战事一开，优势却向有备而来的日方倾斜。

冲突不到15分钟，日军便将其占据的城外商埠地区各交叉路口，用沙包铁丝网构筑了防栅，完全切断了交通。连蒋介石派往日军司令部的人也无法通行。蒋介石派人进行交涉。

然而，交涉未果，事态却进一步扩大。

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酒井隆借机扩大事态，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20多倍。

福田彦助更是好战分子，与酒井隆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当时中午12时11分，他向参谋总长汇报了第六师团的进军意图：“目前南方中国军（即北伐部队）在济南附近驻扎者至少有四万人，态度逐渐对我怀有恶意……我们确信，目前正是日本对南方（军）进行断然惩处，以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机。”

为了麻痹北伐军，福田在总攻之前，使出惯用的假和谈伎俩。

4日下午，派了一个高级参谋来到蒋介石的司令部，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表示一定不再扩大冲突，一定可以设法调解，”福田司令官对革命是很好的，而且很愿意帮助中国革命军……”一再做了保证。

蒋介石当然十分高兴，赞成和谈。

可是就在这天夜里，福田和酒井下达总攻击令，济南城外从西关到北关一带，又响起了日本人的枪炮和炸弹声。第六师团用大炮和重机枪轰击济南城内稠密居民区和北伐军的驻防地，造成中国军民死伤一千多人。当晚11时，酒井隆还指使数十名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将包括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17名公署职员全部虐杀。

蒋介石这才明白这是日军是缓兵之计：从日本本土调来增援部队，一鼓作气挑起决战。于是，蒋介石于当晚下令在城外的大部分军队渡过黄河北撤，以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冲突。可是日军仍不理会，于5日下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飞机大炮轮番轰击，使已经和正在渡河的部队死伤无数。晚上，日军飞机轰炸济南城，蒋介石外衣也来不及穿，就被侍卫搬上了马背，与黄郛等一口气逃到党家庄车站，同时命令蒋军从济南撤退到徐州、兖州、泰安，他的总司令部也迁到党家庄。

北伐军司令部后撤后，福田和酒井仍不罢休，命令第六师团对济南军民进行疯狂报复。5月7日，三千日军集结济南，福田彦助向旧城内的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发出要求其投降的最后通牒。9日，对济南城发动了总攻。福田彦助在没有得到日本的军部或内阁的授权就再次对济南实施攻击，就此开创了日本军事指挥官未经日本当局授权、就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的先例。

在飞机、大炮、装甲车结合下，日本在济南取得绝对的军事优势。5月10日，国民党军撤出济南，5月11日，日军占领整个济南城，当日上午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济南“五三惨案”中死亡6123人，伤1770人，奸杀无数妇女、儿童，财产损失无数。而日军却只战死28人。

事后，福田不可一世，说“南方军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不堪一击”。在给日军参谋总长的报告中,他得意写道：“随着济南城的陷落，中国方面死者不计其数……日本陆军的武威得到了充分的宣扬。”

自北伐军北伐，所向披靡，而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也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日本军方则企图给蒋一点颜色看，煞煞他的威风。这一次小试牛刀就做到了，福田岂不得意。

这起事变的1928年，就此成为中日关系的宿命之年。

对于改变中日关系走向的济南事变，双方均有一番“互指野蛮”。

中国版本的《事略稿本》痛斥“福田狡谋、藉故寻衅”，“我军死伤至多”，日军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系日军单方面酿“空前之济南惨案”。

日本外务省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关于济案之参考书”则指责，“充塞济南市内之南军到处向日本军发炮”“虐杀日本居留民，掠夺日本人家屋。”

为平息事态，蒋介石命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虽然田中义一没有直接下达屠杀令，济南事变是“下克上”的结果，但事态既然扩大，况且日军又占尽便宜，所以他也乐见其成。于是日本政府根本不把中国外交部抗议照会放在眼里，不予置理。

无奈，蒋介石又派特使张群赶赴日本东京，求见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大员，发现日本军方气焰极为嚣张，叫嚷“中国北伐军必须投降”，“要蒋介石自己来日本交涉"。张群跟日本军政官员无法会谈，又通过老关系见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田中义一胜果在手，当然不会退让。但总要装装样子，于是回复可以谈判。

然而，军国日本下克上的毛病又犯了，福田彦助提出要蒋总司令往他的师团部与他直接谈判，结城下之盟。并不顾内阁谈判指令，还增加了无理要求：日军撤退前，中国必须将抵抗日军侵略的三军团在日军面前解除武装，将抗日军官处以严刑，如不照日方条件处理，日方即不再接见中方代表。

蒋介石至此明白和谈无望，遂与北伐军诸将商议应对之策。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认为，应当采取强硬立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这地方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至于说出什么大事，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

驻济南革命军司令方振武也同意冯玉祥的意见。但蒋介石认为，“我若和他作战，便上了他的当，北伐事业将付诸流水”，要“等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再来和他算账”。

时任外交部长黄郛，是处理济南惨案的重要角色。曾被日本人称为“能够理解日本的第一人”、“亲日派的总帅”，但黄郛却对日本有着个人清醒的历史观：

“中国文明西渐，不由海而由陆，经中央亚细亚，而希腊，罗马，而西班牙，而英国，而美国，由美国而日本，日本又顺道返至中国，此乃逆转而归中国。此五千年来文明旋转一周，实与中国以复兴之机会，不然即中国之末日也。然中国之兴亡，与日本之政策变更与否，有莫大之关系，日本乃固执前此态度，不特中国危险，彼将先我而覆亡。”

黄郛把中日之间的关系，形容为欧洲法德关系，德国侵略法国，也许先灭亡的却是德国。

九年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日军一以贯之“下克上”军风，更大的不可控屠城上演，长达40余天，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八年之后，二战接近尾声，侵略法国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亡国，之后，是“大日本帝国”向被侵略国中国投降。黄郛部长对中日命运的预测，一一灵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