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七百余年的西南家族，为何能历经四个王朝更迭？

公元915年，播州杨氏基业奠基人杨端病逝，临死前嘱咐子孙不要忘记自己来自中原。杨端之后，其后人继续与周边势力激战，稳定了播州内部统治，统治面积约七万平方公里，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地方势力。

匡扶大宋，国灭降元公元965年，杨端之孙杨实献其地归附宋朝，宋朝在其地分别置播州和遵义军，仍以杨氏为其首领。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一度废播州称号，但杨氏在当地仍然享有很大权力。公元1235年，蒙古与南宋在四川展开激烈交战，杨价（十四代）率领播州军援助青野原击败蒙古军，后又在守卫汉中阳平关中击退蒙古，受到宋理宗的大力嘉奖，公元1239年复设播州安抚司。此后播州军成为了抗元主力之一，还协助建设钓鱼城，直到南宋灭亡，蒙古都未能攻克此城，大汗蒙哥也战死在这里。南宋苟延残喘了40年终究敌不过蒙古铁骑，蒙古绕过钓鱼城攻克襄阳直下杭州。公元1277年，南宋朝廷实际上已灭亡，流亡政权也逃至广东，杨邦宪（十六代）见大势已去，忽必烈也有意招降自己，于是降元，元朝仍设置播州安抚司，以杨邦宪为安抚使。公元1301年，杨汉英（十七代）为元平叛有功，进封资德大夫。

归顺明朝，叛乱而灭

元末天下大乱，明玉，在四川自立为帝称为大夏国，播州杨氏也于1363年归附其下。1371年，明太祖四年，灭大夏国，次年杨铿（二十二代）降明，朱元璋封其地播州宣慰司，杨氏仍为最高统治者，总管当地军政。一直到嘉靖时期，播州与明政府都保持着良好关系，但到了万历时期杨氏二十九代杨应龙与明王朝的矛盾日渐激化。播州地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经济逐渐发达，杨氏家族也拥有大量的庄园和纺织作坊，势力坐大后，他理所当然成了明王朝统治西南的潜在威胁。加之杨应龙平时骄横无度，欺压百姓，也确实授人以柄。朝廷大臣和地方巡抚不断弹劾讨伐他，最终杨应龙被朝廷革职，儿子杨可栋被押至重庆追赎，并且不明不白死在那里。恼羞成怒的杨应龙最终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公然起兵反明。此时明朝尚在朝鲜与日本作战，腾不开手。公元1600年，朝鲜战事结束，万历决心平叛，征调八路大军围剿杨应龙，不到四个月，杨应龙兵败自杀身，史称“播州之役”，也是万历三大征之一。自此播州杨氏灭亡，明朝也未再任命新土司，而是任用流官管理。

播州宣慰司宣慰使876--1600，共计724年。播州杨氏土司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贵州省遵义地区、黔东南州黄平凯里一带、及瓮安、金沙、綦江等地。现今杨氏已经是贵州第一大姓。杨端做了播州的土皇帝后，为了子孙能够长治久安，就跟后代子孙制定了一条祖训，那就是绝对不能与朝廷为敌。不知道杨应龙在失败前的那一刻会不会后悔没有遵循祖宗的遗训，这个祖训是绵延七百余年的家族家族的奥秘。

古代一到战乱，往往人口锐减，为何民国三十年军阀混战，人口却维持在四亿多？

还真是如此，在清朝末年，当时中国的人口约为4.5亿人。《辛丑条约》的4亿5000万两白银赔款，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当时列强的为了惩罚、屈辱中国，要求每一个中国人赔偿一两白银，而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4.5亿。

《辛丑条约》签订的时间是1901年。10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1911年到1949年，民国一共存在了38年之久，在这38年间，除了8年全面抗战，其他30年间，中国始终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之间的战争也从未停息。如此之久的战乱，到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人口依然有5亿之多。

辛丑条约签订

为什么民国30年的军阀混战，中国的人口始终能维持在4、5亿呢？对比中国历朝历代王朝末期，随着遍布烽烟的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中国的人口总是锐减，甚至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景象，战乱地区人口十不存一。

例如明朝末年，先后经历了张献忠和清军进川之后，高达600多万人口、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人口甚至不足1/10，曾经的天府之国，变成了荒无人烟的野兽出没之地。也因此，清初清廷开始了持续上百年时间的湖广填四川的行动。

湖广填四川

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口会因战乱而锐减，到民国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的人口始终能保持4亿多，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人口减少呢？

第一，文明的进步。无论中间发生怎样的曲折和倒退，人类的文明终究是在进步的。因此，在古代的时候，一些军阀割据势力可以肆无忌惮的屠杀，动辄屠城。例如清朝入关之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惨烈的屠杀，往往一场屠杀数10万人就彻底失去了生命。

但是到民国时期，无论军阀底线有多么低，如何他们如何横征暴、敛草菅人命，但没有任何一个军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如古代一般肆无忌惮的屠城和屠杀。少了这样大规模的屠杀，民国时期自然不会如古代一般百姓大量减少。

军阀割据的民国

第二，战争方式不同。古代处于冷兵器时代，人数的多寡是一场战斗乃至战役胜利的极为关键的因素。哪怕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面对数量超他数十倍的流民，依然有可能被其消灭，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蚁多咬死象。

因此，古代的军阀们为了扩充势力，往往竭泽而渔，将无辜百姓全部席卷一空，强行纳入军队。他们如蝗虫一般四处掳掠，为的就是增长自身的实力。这种模式，往往导致一个地区，数十万乃至百万人都被迫脱离生产，沦为流民。

民国广州

而大量不事生产的人，不但彻底断绝了自己生产的能力，还要四处掳掠维持生存，这种如滚雪球一般裹挟流民的方式，导致这些势力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人口锐减，而民国的军阀就不再是如此。

对于民国军阀而言，军队的数量不再是最重要的，反倒是装备军队的枪支弹药，成为制约一支军阀部队战斗力的最关键因素。因为在火器时代，即使裹挟了百万人口，没有足够的枪械和大炮，面对对手的枪炮，依然只有被屠杀的命运。因此，军阀们开始加大压榨力度，以掠夺更多的钱粮，用于购买武器。

民国军阀部队

第三，包括军阀在内民族意识的觉醒。民国时期，军阀们虽然一直在争权夺利，军阀之间的混战也从未停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苦难。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军阀不承认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同为中国人，军阀之间的纷争终究只是内战而已，彼此之间也很少人下死手。自然也不会，也没有必要对自己的百姓下手。

因此，民国时期的中国百姓虽然要遭受着战乱、自然灾害、军阀压榨、土匪土豪劣绅欺凌、列强剥削等诸多苦难，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依然艰难的从事着生产。也因此，虽然饱经磨难，但依然能勉强维持生存，民国时期的百姓们不会如古代的流民一般，彻底杜绝了生产，坐食山空，并最终导致人口大量死亡。

20世纪初的时候，一般公认的说法是，中国的人口是4.5亿，《辛丑条约》的4.5亿两白银的赔款就是由此而来，平均每个中国人赔八国联军列强一两银子。而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仍然是4.5亿人。这就是说，这五十年里，虽然中国经历了多次的全国性的大规模战乱，以及不计其数的天灾人祸，但是却并没有出现古代常见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倒退。这是为什么呢？

话分两头说。首先是古代的大规模战乱之后的人口减少，虽然是肯定会发生的事，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数字，往往也不准确。比如东汉人口一般公认大约五千多万，而到了三国的时候，却只有一千万还不到，这显然不太可能，是统计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战乱时期，大量的人口逃亡，脱离了国家原来的编户齐民管理体系，所以成了国家的统计外人口，因此造成了数据上的大规模人口减少。但这些人口一般都是逃到当时国家还管理不到的地方，并不等于这些人口就真的不存在了，只是脱离了统计体系而已。

古代的编户齐民制度下，国家征收赋税，征发劳役和兵役，都依赖于人口和土地的统计，所以每个朝代进入比较稳定的时代后，都会进行大规模的人口统计，一方面是计口授田，恢复生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征收赋税和劳役、兵役。而到了王朝末期，一般都会因为各种加收的摊派赋役很多，会大大超过国家原来规定的赋役，大幅度增加农民负担，农民不堪重负，就会千方百计的逃避。而逃避的主要方式，就是脱离国家分配给自己的土地，或者是逃到之前尚未开发的地方，比如深山老林或者边远地区，或者是托庇于豪强大户。

比如东汉末期，就出现了大量的荫庇，也就是农民为了逃避赋役，主动把土地献给豪强地主，因为给豪强地主缴纳赋役要比给国家缴纳赋役要更少，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些托庇于豪强地主的农民，就成了消失了的人口。但实际上这些人口仍然是存在的，只是国家统计不到了而已。也有大量的人口在这个时期大规模、长距离的逃亡，迁徙到比较边远的地区去。东汉时期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重心都在北方，长江以南人口数量不多，而在东汉末年，很多人口就迁徙到了长江以南地区。比如诸葛亮家族原先在山东临沂，为了逃避曹操进攻徐谦的战争，就迁徙到了江西一带，之后又到了襄阳一带。孙吴这种流亡而来的中原世家大族就更多了。

但要进行一次这样的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首先是要国家完成统一，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与发展时期，政治经济秩序稳定，社会也比较稳定，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基本上结束，才能进行这种人口统计。比如北宋进行这种人口统计，已经是在宋神宗时期了，而这时候距离北宋开国已经将近百年了，之前并没有进行这种全国范围内的统计。这就是因为，在宋神宗之前，北宋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先是和辽国进行了多次战争，之后又和西夏进行了时间较长的战争。到南宋时期，金国进行这种统计已经是大定时期，已经是金国的后期了。

一般进行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人口和土地统计，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足够强大，能够深入到基层社会，这样才能进行相对比较准确的统计，而不是地方上的官吏胡乱填写虚报上来的数据，才能成为国家进行赋役管理的依据。最起码的是，国家的有效控制能力要能够控制到县一级，而县一级在县以下的乡里社会也有比较稳定和可靠的管理体系，才能做这个事。比如明初为了进行这种统计，朱元璋因为对基层官吏不信任，所以曾多次派太学的学生下到基层进行这种土地丈量和人口统计的工作。即便如此，现在能看到的历代人口统计数据，也远远低于当时的实际人口数量。比如现在一般公认明朝时期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5亿，但明朝留下的数据是万历时期的六千万人。

而在民国近四十年的统治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始终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首先是全国性的战争始终没有结束，一直在持续不断的进行战争，先是各种军阀混战，然后是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再接着又是持续三年的解放战争，始终没有完全结束战争，也没有时间进行恢复和建设，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没有停止下来，所以根本不具备进行全国性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统计。只有一些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进行过一些小范围的局部性的统计，但完全不足以以此来推算全国的整体情况。

再就是基层管理体系，清朝崩溃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没有建立起来。因为处于战乱时期，所以整个国家实际上都是处在以军事为中心的状态，行政管理体系的整顿始终无暇顾及，连最基本的文官官僚体系都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又因为经历了党派斗争，所以始终没有能够将国家的管理体系延伸到基层去。我们经常说古代中国是皇权不下县，到了民国时期，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甚至连县一级都达不到，更不用说到县以下了。而且，因为国民政府腐败得非常快，很快就形成了诲过扬功、上下瞒报的习惯，所以完全不具备这种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统计的能力。比如电影《一九四二》中就提到，河南省因为饥荒饿死的人口超过三百万，但是上报到中央的数据只有两千人。

所以，整个民国时期的赋税征收和劳役、兵役征发都极其混乱，许多地方甚至还在使用清朝乾隆时期编造的土地和人口统计数据的黄册，有些地方统计上来缴纳赋税的土地甚至还不到实际土地面积的三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才具备了进行这种全国范围内的人口统计的条件。同时，国家管理体系一直向下延伸到了乡村内部，也具备了这个能力。因此，新中国一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才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统计。而经过这次统计，很快就发现，全国人口数量达到了六亿的规模，比原来习惯的说法4.5亿多出来了1.5亿，也是因此，才有了“六亿人民尽舜尧”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