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明朝的倭寇主要有哪些人组成？
在我们的印象中，明朝的倭寇就是日本的武士、浪人。当时为了掠夺财产、侵略大明，不断的骚扰中国的东南沿海。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所谓的倭寇是指指十四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海盗，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说白了当时的倭寇就是一群海盗，而这群海盗里面有日本的武士、浪人，但是更多的还是以中国人为主。
日本倭寇的兴起
最初倭寇的主要组成人员确实是以日本的武士、浪人为主。元末明初，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所谓的南北朝时期，当时日本政局混乱，诸侯林立，相互之间争斗不断。在这场争斗中失利的南朝封建主为了恢复实力，派出了大量的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
后来日本北朝封建主为了加强与明朝的经济贸易，派出了大军在日本境内绞杀倭寇，大明的沿海地区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但是在这之后，日本政府因为修改了与大明的贸易政策，倭寇又死灰复燃。到了明朝中期，国力衰退，倭寇势力越发猖獗。此时的倭寇在人员结构上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中国海盗的加入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倭寇实际上就是海盗。我们都知道郑和下西洋过后，明朝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政府在沿海地区大力推行海禁政策。禁海，让原本依靠对外贸易的沿海商人失去了财富来源。为了避免自己经济上的损失，这样沿海巨商加入了倭寇的行列。
他们联合日本武士、浪人走私了大量的商品，从中牟取暴利。其中比较出名的中国海盗商人就是王直、徐海等。明朝中期参与剿倭的将领王曾向当时的皇帝报告：据他调查，“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此外剿倭名将胡宗宪也曾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在这本书里面列出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同样全部是中国人。
官倭勾结的倭寇集团
这些倭寇为了牟取更大的利益，不惜花下重金收买了大量的朝廷命官，让这些朝廷命官为他们通风报信，规避风险。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朱纨被逼死之事了，明嘉靖二十七年，朝廷派出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上任之后，为了治理倭患，下令封锁海面，追杀了暗通倭寇的李光头等96人。李光头等人的死自然不会激怒倭寇，可是朱纨的禁海却是触犯了暗通倭寇的官僚、富商的利益。他们收买了朝中官员，指责朱纨擅自杀害百姓，最终朱纨只得自杀身亡。
后来在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的带领之下，经过了近十年的平叛终于解决了骚扰多年的倭寇之患。但是归根结底地说，这些所谓的倭寇实际上更多的还是中国人。
明代真的没有好兵器？几十个倭寇就敢攻打城池？
日本由于长期战争规模很小，多为数百人到两三千人规模的战斗，甚至许多时候士兵根本不起主要作用，而是双方将领武士之间的械斗决定胜负，一方武士被砍死，临时征募的农民士兵往往一哄而散，故而兵器的精良程度对战斗胜负影响很大，而日本工匠也在唐刀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工艺，终于使得倭刀成为一种利器。
唐刀
而实际在战争中，大多数农民组成的士兵其实是不配刀的，刀是武士的象征，农民组成的士兵主要以竹枪为武器，而倭寇里使用刀比较多，盖因为倭寇本主要为在日本战国里被灭国的领主所豢养的武士，失去领主头目后成为浪人，继而结伙为寇，流亡海外，滋扰大陆，所以许多人都以倭刀为兵刃，而大肆劫掠后，有了钱财，一些贫民出身的倭寇也开始雇佣工匠锻造倭刀。
另外明代倭寇为患，但真正的倭寇只占一部分，即真倭，而占据主力部分的反而是中国人，多是沿海的豪族流氓海盗以及因为海禁失去生计的水手渔民，这些人和倭寇为伍，共同劫掠，是以造成倭寇一时间声势浩大，整个海疆震动。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朱元璋设计的卫所制度，朱元璋给各行各业画地为牢，世代传承，军队也是如此，父亲当兵，老了儿子继承军籍继续当兵，看起来似乎稳定，实际上几代以后，大多数卫所武备废弛，尤其南方远离北线前方，更是军纪松弛，士兵毫无战斗力，加上军官兼并土地（朱元璋的设计中每个士兵都有一份对应的土地供养），许多失去土地的军户失去生计，想方设法逃亡，许多卫所实际上严重不满员，武器缺乏保养或粗制滥造。
这样的军队自然根本无法和倭寇作战，那些粗造充数的武器和精良的倭刀交战，被倭刀一击而断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样的军队，任何名将也没有办法指挥，所以戚继光选择重新募兵，征募彪悍有朝气的山民，严格锻造合乎标准的武器装备，实际上也就是相当于再训练出一支标准的正规军，这样的军队来对付实际上乌合之众的倭寇，取胜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实际上，如果当时明军不以南方卫所兵而是抽调北线精锐的边军来对付倭寇，倭寇也根本不会是对手，但面对鞑靼、瓦剌等蒙古残余游牧政权的威胁，数十万边军自然不能动，于是各种数千卫所兵被百十个倭寇杀得大败，几十个倭寇就敢攻打城池，数百倭寇在江南横行几百里追杀明军攻城掠地的荒诞事情也就出现了！
百万大军挡不住五十倭寇，明朝军队有多弱？
明朝曾经拥有一支东亚规模最大的军队，据隆庆三年（1569）兵部侍郎谭纶的报告，明朝全国军队定额为313.8万人。且其武器装备比起前朝军队来说也有改进，成立神机营，逐步开始使用火器。
但明朝军队又是战斗力很差的军队，举个栗子，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支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队伍，居然横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这些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围歼。
战斗力弱爆到这个程度，人多势众的大明军队这是怎么了？
明军的神机营可能还不如弓箭手在宋代以前，中国军队都是使用冷兵器。到了元代，金属管形火器铜火铳出现，成为火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火器威力小、射程低，使用颇为有限。到了明朝，火铳手已占到明卫所兵的十分之一。永乐时，京军中还组建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比欧洲最早成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
但明代在火炮和火枪在技术上存在很多缺陷，实战效果甚至不及弓弩。
戚继光说：
“夫今强敌（按：指蒙古人）之技，远惟弓矢，近惟腰刀。……弓矢射不能及远，近可五十步，使我兵敢于趋前拥斗，敌矢不过三发，则短兵相接，弓矢无用矣，此无足畏也。……（然而）铳尽发则难以更番，分发则数少而不足以却聚队。手枪打造腹口欠圆，铅子失制，发之百无一中，则火器不足以与彼矢敌矣。”
●明朝神机营
火器本身的缺陷对明军的战斗能力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明朝火器制造业存在的问题更大大加剧了这些负面影响。
明代的火器生产主要由军器局负责。在军器局辖下的各部门中，盔甲厂和王恭厂又是主要的军器制造机构。到了万历末年，二厂制造了相当数量的火器，年产量为各种铅弹四十万枚、各种火药三十六万斤、药线三十万条、各种火枪（夹靶枪、快枪）七千杆、各种火炮（涌珠炮、连珠炮）一千四百门。
这些火器看起来数量不小，但实际上连供京营操练所需数量都远远不够。不仅如此，质量还低下，难以适应实战需要。
●鸟铳又名鸟枪，明代中期出现的一种管状射击火器
万历四十七年（1618），兵部尚书薛三才奏说：
“京营额设战车、火器，所以备缓急，预不虞之用也。查得军营十枝额该战车一千四百辆，自三十六年间已多破坏，移文工部先修二百五十辆，至今止修完二十辆耳，续又破损三百五十九辆。……火器枪炮，原额七万九百九十二具，内查堪用者止四万六千余。又，内库所贮铜铸火器如灭虏炮、佛郎机之类，略一试用便即炸碎，此皆须逐一试验，另行补造者也。”
稍后徐光启在练兵时，发现工部提供给部队的火器如涌诸炮、渔鼓炮、铜佛郎机、合缝子炮等，因“每放炸损”，故他都缴还工部，而请工部代之以戊字库存贮鸟铳二千门，但这些鸟铳也“止是机床，不堪咨取”。由于火器质量差，一些部队即使装备了火器，往往弃而不用。
中央军器制造业生产的军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国防所需，因此到了晚明时期，只能主要依靠地方军器制造业提供军器。到了明末，广东以及福建已成为先进火器的主要产地。
然而，广东等地制造的火器，千里迢迢运到北京和辽东，不仅需时很久，运费高昂，而且存在着途中损毁、失窃等风险。一旦战事紧迫，难以为力。
既要上阵杀敌，也要种田搬砖
明朝士兵心里苦哇
明朝的军队体制颇为复杂，最基本的是卫所制。
卫所制下的军人平时在各自卫所屯田操练，战时出征，战后散归原卫所。在这种“亦兵亦农”体制下，士兵并非真正的职业军人。同时卫所也不是战斗编制，军人很少接受正规的训练，特别是复杂而大规模的实战训练。即使是日常训练，也只是农闲时进行。
●明朝卫所之一的大宁都司。卫所制度下，大抵5600名军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
之后甚至连太祖制定的训练制度也废弛了，卫所士兵“手不习攻伐击刺之法，足不习坐作进退之宜，目不识旗帜之色，耳不闻金鼓之节”，后来逐渐被军官占役，成为事实上的佃户或者长工，这样的士兵，严格来说已经不是军人。
明代另外一个主要的军队体制是营兵制。永乐时，以京卫和中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大宁各都司及江南、江北诸卫所番上兵组成京军三大营，营制开始成为京军的操练编制。与此同时，为运送漕粮而组成的漕军，为边境防务所需而设置的戍兵，以及为地方治安而增置的总兵、巡抚所属军，都从卫所抽调并以营为建置。
但营兵制并不是一种成熟的兵制，一直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之中。营兵制本是卫所制的补充，目的是克服卫所兵“亦兵亦农、训练不足”的弊端。但可惜营兵制并未能摆脱这些弊端。
明代中期王廷相说：
“今团营军士派之杂差，拨之做工，留之拽木，终岁不得入操，困苦以劳其身而敌忾之气缩，畚锸以夺其习而弓马之艺疏，虽有团营，听征之名，实与田亩市井之夫无异，欲其战胜攻取，以张皇威武，夫何敢望！”
在卫所制下，军人（军户）身份世袭，只能世代为兵，非特恩不得除豁。宣德以后，募兵成为明军兵力的重要来源。“土木堡之变”后，更出现了大规模的募兵。
●《平番得胜图》局部，反映万历年间明政府平定西北少数民族叛乱的历史记录
明代后期广泛实行营兵制后，募兵成为士兵的主要来源，一般不世袭，也不终身服役，多战时创设，事毕汰兵撤营。因此与卫所兵相比，营兵更接近职业兵。但这又引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倭贼梳子，天兵篦子”，是兵也是匪明代士兵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都非常低下，当兵是一个让人瞧不起的职业。
徐光启说：
“今京营之军月米一二石……营军操日不多，且质明而散，正须各寻生业以糊其口。若食饷一二石，又须日日肄习，必皆化为饿殍矣。营军所以不振而易哗者，病根在此。”
这样的待遇，自然难以招到合格的士兵。
我知的老朋友利玛窦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的每个人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自对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
当他们不从事军事活动时，他们就被派去干最低贱的活计，例如抬轿，饲养驮畜以及其他这类的奴婢行业。无论是官是兵，也不论官阶和地位，都像小学生一样受到大臣鞭打，这实在荒唐可笑。”
●千年不变的利玛窦像...
军饷微薄，地位低下，士兵生活困难，也没有荣誉感，因此所到之处，往往抢夺民财，成为民众的祸害。
在抗倭战斗中表现良好的广西“狼兵”，“所至骚扰，鸡犬不宁。闻瓦氏兵至，皆闭门逃出，殆与倭寇之过无异焉”，以致民间谚语说：“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避，遇兵不得生。”万历朝鲜战争中，入朝明军也有骚扰本地居民之事，以致有朝鲜人说“倭贼梳子，天兵篦子”。
●明代倭寇侵扰地区范围图
不仅士兵素质低下，军官问题也很严重。明代军职，自卫指挥使以下至试百户都是世袭，结果是军官多为纨绔子弟，一如于谦所言：“皆出自膏粱，素享富贵，惟务安逸，不习劳苦，贤智者少，荒怠者多。当有事之际，辄欲委以机务，莫不张惶失措，一筹莫展。”
为了培训军官，明代建立了武学（即军校）。学生入学也需要考试，但考试内容陈旧，流于形式。中选者进入武学学习，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连学校体制也仿照普通儒学。不仅如此，即使是这种武学也往往形同虚设。
因为缺乏严格和有效的选拔制度，只要有关系和门路，人人都可获得军官之职，所以军官人数与日俱增，大批不符条件之人混进军官队伍。
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至成化五年（1469）的七十多年中，京军军官数由两千七百余人暴增至八万余人。其后虽然经过两次裁汰，可是仍持续增加，尤其在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武职更加泛滥。这些军官不是真正的军人，他们在军队中只是为了牟取私利。
由这些士兵和军官所组成的军队，情况当然可想而知。《明史》说：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率军来犯，
“兵部尚书丁汝夔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诸将亦相顾变色”。崇祯末年王章巡视京营，军人居然“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而坠”。
这样的军队，其作战能力也可想而知。
战国时荀子评论各国军队，说齐国的“技击”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
这也可以说是明朝大部分军队的写照。
论述明代的倭寇之患
从洪武至正德，倭寇对明朝沿海的骚扰时断时续。
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将领刘江在辽东望海埚歼灭来犯倭寇数千人，一时倭患稍稍敛迹。正统以下，随着明朝海防逐渐废弛，倭寇又有活跃趋势，不过总的来说其骚扰范围仍限于个别地区，势力未至大盛。
到嘉靖年间，倭寇活动进入了空前猖獗的时期。
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嘉靖二年（1523）的“争贡之役”。是年日本诸侯大内氏、细川氏均遣使至宁波通贡，细川氏使团后至，但其中的华人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得先行贸易。大内氏使者宗设怒而与细川使团发起仇杀，追逐直至绍兴，复折回宁波大掠，夺船而走，沿途杀死明朝军官及居民多人。此事充分暴露了明朝沿海军备的虚弱。
明廷由此认为“倭患起于市舶”，罢市舶司，厉行海禁，绝日本贡使。中日朝贡贸易规模有限，不能满足日本各诸侯的物资需求，这本来就是倭患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现朝贡完全中止，遂使倭患更为严重。另外当时南方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很多人靠商业为生，沿海地主、富民往往从海外贸易中获利。厉行海禁同样损害了这些人的利益，中国的海上走私集团因而发展起来。他们亦商亦盗，多以日本为根据地，在日本支持下袭用倭人的服饰旗号从事劫掠，大大加剧了倭患的声势。见于史载的嘉靖倭寇重要首领，也是以华人为主，如徽州人许栋、王直、徐海，福建人李光头，广东人张琏等。嘉靖倭寇“虽曰倭，然中国之人居三之二”，这是其有别于嘉靖以前倭寇的重要特点。
嘉靖中叶，倭患已蔓延东南数省，烧杀抢掠，造成巨大损失。
明廷先后派出朱纨、张经、胡宗宪等高级官员前往主持平倭。朱纨在闽、浙强化海禁措施，力图切断内地与倭寇的联系，捕杀许栋、李光头和“通倭”的富豪商贾多人。朝中闽浙官员攻击其“擅杀良民”，朱纨被革职按问，自杀身亡。张经奉命总督东南诸省军务，在浙江嘉兴取得王江泾大捷，但却因为得罪严嵩亲信赵文华，被后者弹劾“縻饷殃民，畏贼失机”，下狱处死。
胡宗宪代为总督，用离间、诱降等计谋杀死徐海、王直，倭寇势焰稍挫。著名将领戚继光奉调至东南平倭，在浙江招募农民、矿夫等“乡野老实之人”组成一支新军，严加训练，时称“戚家军”。同时，又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在阵法、兵器等方面进行创设和改进。结果“戚家军”屡战皆捷，名闻天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招募组建了“俞家军”。到嘉靖末年，长期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被戚、俞等人荡平。
嘉靖以后，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割据的诸侯逐步统一，昔日分散和相对独立的武士、海盗集团被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的对外扩张，扩张的重点则放在朝鲜。
因此明朝东南沿海没有再产生新的倭寇，中国海盗也不再假借倭名。朝鲜政权是在明初取代宋、元时期的高丽而建立的，一直向明朝称臣纳贡，是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藩邦。日本统一后，军阀丰臣秀吉被天皇任命为关白（相当于宰相），掌握实权。他积极策划对朝鲜发动战争，企图通过征服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军队在朝鲜南部登陆，不足两月，朝鲜大部分国土即告沦陷。明廷闻讯震动，决定出兵救援，将日军逐回朝鲜半岛南端。此后中朝联军与日军长期处于相持状态，中间还进行了和谈，但未获成果。万历二十五年，日本重新发起进攻，联军尽力抵御，又形成拉锯战局面。适逢次年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无心恋战，乘船撤回，中朝联军追击于海上，击沉、焚毁大批敌舰，明神宗以“平倭”诏告天下。这次战争虽以日本失败告终，朝鲜得以转危为安，但明朝的国力也大为损耗，衰颓趋势进一步加剧。
明朝后期，东南沿海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平倭过程中，明廷逐渐认识到“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因此在隆庆时期开始解除海禁，有条件地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隆庆、万历年间，福建、广东等地的私人海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活动于东南沿海的私人贸易集团，大多还带有亦商亦盗的性质，其中有不少仍是嘉靖“倭寇”残余，与日本也继续存在联系，但他们已不再使用“倭”的旗号。明末，泉州人郑芝龙成为东南海商中最强大的势力。芝龙早年经澳门到日本，被定居在那里的华商头目李旦收为义子，后来继承了李旦的产业，又兼并了另一大海商颜思齐的财产。天启七年（1627），他主动接受明朝的招抚，借助官府庇护，先后消灭了多名其他私人海商首领，官升总兵。到明朝灭亡前夕，郑芝龙基本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已成独霸一方之势
倭寇，在我们的认识中，那就是一批来自日本本土的，在中国沿海各地充当海盗的日本人。不过，当我们仔细分析明朝的整个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不同时期的倭寇，他的组成人员是有不同的。倭寇最早在中国沿海地方肆虐要追溯到宋朝和元朝时期。那时的倭寇基本上都是日本人。但当时的倭寇的规模不大，且那时的日本古代的航海能力还比较弱小，所以对沿海的破坏甚至比不上其他的海盗集团。由于倭寇不够强大，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只能在离他们更近的朝鲜沿海打劫，当时的朝鲜进行了唯一的一次跨海远征，大败倭寇。
明初时，明朝也积极剿灭倭寇，辽东总兵刘江歼灭倭寇的望海埚大捷，让此后百年间辽东一带都无倭寇之患。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倭寇战斗力并不高，不足为患。
明朝实施的海禁政策，使得很多沿海靠海为生的中国居民加入了海盗当中，地方官员诬陷他们，将他们和原有的日本海盗统称为倭寇。明朝建立时，朱元璋为了打击沿海的反对势力，开始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沿海的很多地方荒废和极其贫困，很多的沿海岛屿也变成为无人的地方。
可是，我国沿海的经济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进入了一个逐步上升的发展阶段。沿海居民一方面依靠海洋为生，另一方面，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也日趋紧密。
明朝中央政府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虽然导致沿海的经济受到极大的打击，但却无法阻止历史潮流向前。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各种走私集团开始兴盛。
随着明代中期中央政府对沿海的控制力减退，地方财政对沿海经济的依赖逐渐加大，走私集团的生意其实已处于一种半公开的地步。沿海的局势逐渐缓和，所谓的倭寇并不太多。主要组成包括日本人、为海盗的沿海中国人和早期的西方来华殖民者。
但在嘉靖皇帝时期，再次对沿海地区采取了禁海的高压政策，沿海的封疆大吏们对走私集团下重手打击。这些打击包括和葡萄牙的屯门-西草湾两次战斗，对舟山双屿岛的突袭，以及后来的走马溪之战。
这些高压政策，使得已经缓和的沿海地区局势开始变得激烈起来。更多地受打击的势力加入了海盗集团，在海上横行，对沿海地区发动袭击，这些海盗集团与原有的海盗就组成了新的倭寇集团。而当时负责剿灭他们的明朝军队，则由于种种原因，剿匪不力，所以导致沿海的倭寇更加肆虐。
而日本人在这一时期倭寇集团中，总数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在集团中的地位也并没有太重要，但他们在对中国沿海的劫掠中表现得更为残忍。
那明朝军队为什么剿灭倭寇不力呢？第一，明朝实行的是特有的卫所兵制度。也就是卫所内的以屯田为主大部分士兵（称为），供养少部分士兵（称为战兵）去前线作战。
在卫所中的战兵和辅兵的多少，是据前方与后方的不同来区别对待的。由于当时来自海上的敌国入侵较少，没有多少国防压力，所以，传统上位于南方沿海地区的卫所，屯田的辅兵就多些，战兵就少些，自然战斗力也就低下了。
其次，这些沿海的军队，其实和海盗集团中很多人是同乡，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卫所与海盗之间甚至还有非法的贸易往来。换句话说，剿匪的军队，很多时候还得着海盗集团的好处，自然就对这些所谓的倭寇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也正因为如此，倭寇大爆发的嘉靖时期，那些一心想要剿灭掉倭寇的将领，比如戚继光等，大多会多内陆地区招收兵员，以防止剿匪军队与倭寇相通气的现象。
明王朝最终平息倭寇风波，是在嘉靖皇帝去世后继位的隆庆皇帝时期。他放松了海禁，实行开关政策，允许沿海的福建商人有限的对外进行贸易。同时，允许葡萄牙人租借澳门这个地方。沿海的居民有了活路，自然就不做海盗了。于是倭寇风波才逐渐平息。
总结一下，明朝的倭寇，是以肆虐沿海地区的日本浪人为主，但其中也包含了成为海盗的中国沿海居民以及早期来华的其他西方殖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