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一个有争议的皇帝,喜欢他的人认为他恢复汉室,再造华夏头功。反对他的认为他的见识太低,建国犹如再次在华夏圈地当牧场全民都是朱家人的牲畜。
01
最勤奋的皇帝
朱元璋,是大家公认的我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
勤奋到什么程度呢?
在朱元璋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休息”二字。
穿上黄袍以后,他没有把一分钟的时间浪费在享受胜利上,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
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而且从来不害怕给自己增加工作量。
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9月14日至21日,8天之内,朱元璋批阅内外诸司奏折共1660件,处理国事共计3391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
用他自己在遗诏中的话来讲:“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而这么勤奋的工作,换来的却是不成正比的业绩。
02
最糟糕的业绩
我们在这里讲的业绩,是以朱元璋开启的明王朝与之前的宋王朝相比的。
中间的元朝,时间短,而且不是汉人政权,我们暂且视为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意外。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出现在唐朝,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
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所以,下面我们作比较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捎带着把唐朝的数据也列一下。
①国家财政收入总量
国家财政收入的数字最能说明经济发展水平。
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1.6亿两白银,是唐朝最高额的3倍。
而明王朝在1570年到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3000万两白银,不到宋朝的20%。(数据来源于明史专家黄仁宇)
②国家财政收入的构成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
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农业税只占30%。
孙隆基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
华北的钢铁业,早在1078年,年产量就已经达到125万吨,而700多年后的英国,年产也才不过7.6万吨。
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
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而明朝呢,不仅年均财政收入总量不及宋朝的20%,而且农业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高达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的落后。
③货币发行量
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10倍以上。
宋神宗时,年铸币量500万贯,而唐朝极盛时期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32万贯。
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化的金融工具,且财政收入早就实现了货币化,
而据估计,整个明朝300多年,铸币总量不超过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币量。
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导致许多小商贩失业。
而且,朱元璋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摈弃财政收入货币化,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④对外贸易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
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对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制得极低。
⑤人文精神
大家都知道“唐诗宋词元曲”,一个朝代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代表人文精神的文化娱乐业才会活跃起来。
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而明朝的人文精神则是大大退化。
不仅消失了1000多年的殉葬制度又给搬了回来,还一言不合就把大臣当庭按到地上,脱了裤子就一顿棍打。
“文字狱”使文人避之尚且不及,哪还谈得上诗词歌赋的发展。
总而言之,一句话:
朱元璋的统治,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中国在明朝已经开始落后西方朱元璋罪孽深重
大明300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同一个世界不同梦想:中国落后于平行世界的PK、中国与世界:历史千年对照表我们何时开始落后了
14世纪中国人的悲哀就是朱元璋这个乞丐上台了。
我们的国家,也由此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看到这么痛心的数据,我们不禁想问个为什么?
为什么朱元璋那么勤奋,一刻也舍不得停歇地“勤政为民”,
到最后却向历史上交了这样一份惨不忍睹的答卷?
答案是:思路决定出路,性格决定命运。
下面我们逐个来说。
03
思路决定出路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连个平民天子都算不上,确切地说,是个贫民天子。
25岁之前,他对人生最大的体验,就是“饥饿”;
饿到后来活不下去,只好去寺庙里当和尚;
当了50来天和尚,庙里也没吃的了,只好到社会上去流浪;
流浪了3年以后,又去庙里当了3年和尚;
后来机缘巧合,才加入郭子兴的军队,开始军旅生涯,直至最后成为明朝开国皇帝。
从小到大“贫困的农民生活+贫乏的知识教育+贫瘠的眼界见识”,决定了朱元璋身上根深蒂固的农民思维。
在他的帝国蓝图中,“农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这个农民思维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①眼界狭窄,保守短视,对外部世界排斥、不信任。
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
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
把周围十来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我不去打你,你也别来打我。
继秦始皇之后,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重修长城,以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遗物。
②重农轻商,确切地说是重农抑商。
在农民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
农民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劳作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商人们仅是在中间流转一下,货物总量并无增加,却像变魔术一样,变出很多额外的利润。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
在全国礼制上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商人只能穿绢布。
一个家庭里只要有一个经商的,全家人都不能穿绸纱。
③仇富。仇视地主阶级,讨厌贫富差距,喜欢平均主义。
在全国范围内搞农民大迁徙活动,有些地方因为常年战乱和灾荒,地广人稀;就把稠密一点的人群往稀少的地方迁过去一些;
把地主们的田产都平均分给农民;
把富裕的大户都迁到帝都去;
制造冤案,抄没地主家财产。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整个明初的社会终于达到朱元璋心中的理想状态:
全国土地占有数超过7顷的大户,仅1.4万户,较大的地主仅占全体户数的0.15%。全国90%以上,都是小农。
④仇官。对官僚体系又依赖又打击。
对官员采取薄俸制,又想叫马儿跑,还不想叫马儿吃草。
明代官员的收入,不及唐朝的3/10,低级官员更是连养家糊口都有困难。
但是在朱元璋这个“农民的眼里”,他给官员的已经不算少了,因为比起农民来说,官员的生活还是优越的,
更何况,他认为,做官除了直接物质收获以外,还会有成就感等心理上的报偿。这傻货误解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⑤喜欢安定和静态,讨厌动荡和变化。
为此,他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严厉最周密的户口制度。由“户贴”到“黄册”,浅谈明朝的户籍制度的发展
他用这个户口制度,维系着明朝的全民职业世袭制。
所有人,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你爷爷是当兵的,你爸爸,你,你儿子,你孙子,都得是当兵的。朱元璋自认顶层设计:“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他还用这个户口制度防止百姓自由迁徙。
好容易搞全民大迁徙,把全国人民大概均匀地分布到各地,怎么可以允许他们随意流动?后世户口制度的先驱。
另外,就是用户口制度,保证国家财税收入。
历代王朝到后期都会出现一种社会情形,就是大地主们招收人口、隐瞒土地,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户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豪门大户,从而逃税。
通过一连串的农民思维式的治理,朱元璋终于成功地把全国上下网格化地固化下来,对外老死不相往来,对内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日复一日地耕作,没有发展,没有变化。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朱元璋时期的经济特点是:
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未来着想。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04
性格决定命运
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在这种猜忌之心的主导下,他做了两件大事。
①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
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两个“一文一武”最高的官员制度,
把丞相权力一分为六,分给六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在不同朝代称呼多不同
把大都督权力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
把主要权力全都收归己有,官员只剩下执行命令和跑腿的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级奴隶。
他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任何死角,以此提高做皇帝的安全感。
这些高级奴隶们没有自主思维和创造的权力,也缺乏创造热情,对团队的前途和命运更是漠不关心。
你想,又当一把手,又当副职,有时候甚至还想事必躬亲去干一下办公室主任的伙儿,他能不累么?
②更为严苛的科举制度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大力兴办所谓的义务教育,从源头上控制知识分子胚胎形成的规格、模式,使符合需要的知识分子能成批量的生产出来。
用八股文钳制思想,塑造格式化的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思想受到严重束缚,聪明才智被扼杀。
以至于连朱元璋自己,后来也感慨没有能够胜任工作需要的知识人才。
再后来,强烈的猜忌心催发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更是让他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疯狂的“文字狱”屠杀,看谁不顺眼,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将之杀掉。
“牢笼天下”的朱元璋式专制,终于成功地将全国上下搞成了人人岌岌可危的一潭死水,保命尚且困难,何谈活跃?
所以,自宋朝以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再也没能出现过。从宋元到明清,中华文明在明朝巨大倒退
相反,拘谨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国人的性格中发展壮大。
不能不说,期间,赤贫出身的朱元璋,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05
尽管看到在朱元璋的勤奋努力下,我国经济社会出现各方面的大跃退,深感痛心。
但是还是应该客观地评价朱元璋这个人。
朱元璋的成功,有他成功的道理,用张宏杰老师的话讲:
朱元璋是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
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3年的流浪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与众不同的泼辣。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但成功之后的朱元璋,却在自己有限的意识领域,带领中国走向了一条停滞倒退之路。中国在明朝已经开始落后西方朱元璋罪孽深重、虽然清承明制但是大清有俩不学更保守更专制
在朱元璋看来,他已经尽力了。
在我们看来,他也已经尽力了。
他并没有懒政怠政不作为,相反,他在自己眼界所及之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励精图治、兢兢业业,日夜操劳,为国家发展操碎了心。
但是,思路不对,努力白费。
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
朱元璋之恶,超乎你的想象!
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一个汉民族组建的明王朝。不过,这并不等于汉人恶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很多人一厢情愿把朱元璋登上皇位当做是站在农民的一边,什么布衣皇帝……然而,中国只要是皇帝立场始终是在地主这边的。
朱元璋是古代少有的平民出身的皇帝,他贫乏的背景和经验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残忍,狭隘,冷酷,他确实是勤勉的皇帝,他非常勤奋,但是他从来不是个好皇帝。
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自从我登基以来,我从来没有忘记勤勉的话,天未亮晚上去朝廷隐退。躺下后,我开始担心睡不着,于是起床工作,或者晚上看天空,有一次我看到天空中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我很担心。或者考虑到民政问题,如果要及时处理,应该写下来,让他们第二天处理。
所有的左右都建议朱元璋不要太累,但是朱元璋认为以前的生活水平太低自己改回了现在的兴旺发达,因此懒惰会导致死亡,只有勤奋才能保持繁荣,因此皇帝决不能懒惰。
似乎老朱不仅是一个工作狂,而且还是一种焦虑症。宁写了一首诗来赞美朱元璋:宵禁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中心,每次他来的时候法院都会做出裁决。
他在明代也被称为“鸡鸣天子”,公鸡一叫,他就起来了,第三次守时没有休息,他每天要去朝两次,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后宫里的佳丽,他登基后,有10多个孩子,最小的公主宝庆在67岁时出生。他是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时间管理大师。
据史料记载,从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内,内外诸司送到皇宫的奏章多达1660件,这些奏章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3291件事,皇帝平均一天要处理411件事。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效率。为有效处理政务,后来明成祖朱棣设立了内阁。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明朝相权被阉割内阁更缺失了天下为先的使命感
他如此卖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信任部长们,所以他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自己去做,并花时间和他们打交道。当然他累死也是活该,也正是他废除了几千年的丞相制度。从此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明清两朝没有宰相大学士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
朱元璋不信任部长,这与他早期的经历有很大关系,由于小时候被官员欺负,被朋友背叛,所以朱元璋拒绝了这些人。
每天在皇宫里已经很累,而且朱元璋必须腾出精力与周围的人战斗,这很有趣。他的想法是自私地,他的手段是残忍的,四起洪武大案中,每起案件的死亡人数不少于1万人。
四大案件涉及很多人,朱元璋并不在乎,不管怎样,他有精力,而且,他最恨官员,也能起到警示作用。
朱元璋感叹官员抓不到所有人,于是鼓动民众前来声讨,老百姓可以去午门招徕他们的冤屈,朱元璋会亲自接待,这增加了他们的生活负担。
后来,他设立了锦衣卫来监督部长们,然而仍然有人腐败,不能完全抓住他,最后连朱元璋感叹所有的方法都用光了,但仍然没有效果。
即使朱元璋如此艰难,他仍然活到70岁,比他的后代还长,看来人不能偷懒。
朱元璋给后代带来了隐患,明末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和他一样的精力,他废除了宰相制度,内阁制应运而生,权力越来越大,朱瞻基让太监处理公务,这使得明末太监非常傲慢。太监代代有明朝特别多为何明朝的太监都很厉害
兔死狗烹屠杀功臣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遭遇朱元璋的毒手。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过河拆桥大杀开国功臣?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这样评价朱元璋:“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之。”
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却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
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还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
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
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
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
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得以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了。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朱元璋这屠夫杀光开国功臣唯独汤和大智慧躲过。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灭绝人性的特务机构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
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应对。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当皇帝的武则天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
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然而,仅只屠杀,带给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刘邦在吕后的帮助下杀死了黥布,彭越,韩信……诛杀功臣本人。朱元璋呢?任何关联的人全都杀光。都说中国近300年的落后是满清蛮夷闭关锁国导致的,但是闭关锁国源于朱元璋。中国的落后难道真的是清朝闭关锁国导致的?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
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十五世纪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十六世纪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明朝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分别干嘛?
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
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性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
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
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性的图画。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
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150件奏章,裁决400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
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十五世纪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40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40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15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明武宗朱厚照:最荒唐的皇帝也是最真实的皇帝
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国人的不幸。
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十四世纪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八股取士始于明太祖?朱元璋大呼:这锅我不背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举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
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反贼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有人空口说朱元璋对百姓很好!自己也很勤政爱民的!杀死的十几万人都是官,没百姓???
朱元璋死的时候搞殉葬,让几十个年轻宫女殉葬,骨子里的卑鄙是掩饰不了的。殉葬制度老早就废除,他倒好,还玩那套。
朱元璋的大屠杀
明政府统一华夏,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人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汉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武则天当政时期……
老朱是有明显的心理变态呀。一下子从下九流的最末流的乞丐,通过杀伐到了社会地位的最高顶点皇帝,怕什么,最怕别人学他谋反,抢他老朱家的家产、位子,所以有严重的忧患和危机意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危机处理在萌芽状态,杀杀杀。
明朝,除了2个开国之君,剩下的全TMD饭桶和畸形儿或者是草包和色情狂。就没有几个是正常的。基因问题还是家族遗传?明朝皇帝都是奇葩言过其实但却都具有鲜明特色、明朝确实出了不少离经叛道的帝王
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终于二十五年。明初,朱元璋对丞相胡惟庸专权擅政、结党营私、骄横跋扈的举动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式对其制约。洪武十三年正月,有人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处死。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揭发。朱元璋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者达3万余人。前后延续达10年之久,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除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1公、21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当时称之为“蓝党”。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经两个案件发生后,明朝元功宿将已屠戮殆尽。
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内弟。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之战,杀北元太尉蛮子等,降其众,获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甚多。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为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他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乘势暴横,并仗势侵占东昌(今山东聊城)民田。当御史按问时,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北征时私占大量珍宝驼马无算。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不满。但蓝玉犹不收敛,擅定军中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导致朱元璋数次责备。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蓝玉谋反估计不大可能,明朝初期,朱的实力与名望并不是蓝玉等敢谋反能达到目的。至于小问题肯定有一些,这本来睁一眼闭一眼就算了,朱的目的不是为了谋反,明显是为了儿子接位铺平道路,只不过朱搞得太过了,株连了一万多人,蓝玉控军权,对其子孙接位有危险,但其他人并不至于危害政权,这有点过了。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则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
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
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十五世纪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这种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
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而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要用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气说话,即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
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50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
知识分子不再用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用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认为是读闲书,浪费光阴。
自此,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那么明清两代的科举上位的大才有的,编撰《永乐大典》的谢晋,三笑点秋香的唐伯虎唐解元,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文状元杨慎,张居正,杨廷和,孙承宗,袁崇焕~~。清朝的郑燮,纳兰性德,但是毕竟是少数。八股文,现在读博士、评职称要论文,何等相似!想想叹息!
明王朝统治阶层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
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以挨廷杖为忠臣而自豪。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十四世纪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中国在明朝已经开始落后西方朱元璋罪孽深重
朱建立的明,比元更黑暗……皇权之下,人尽皆奴,包括皇帝本身!
朱建立的政治制度是最集权专制的,文化上消灭任何异见者,统一思想,对仕农工商全面打击!就对农民而言,限制流通,成为圈养者!最惨的是官员,朝夕不保!很多人痛恨贪官,但贪官却是制度不良的产物,恰恰说明制度之恶!
明王朝统治阶层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
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以挨廷杖为忠臣而自豪。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贪腐官员,反动文人!杀!杀!杀!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目,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
原来朱元璋命令官员贪污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
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候(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的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道同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
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
公道自在人心。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的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
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暹呢?”
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
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鞭死”二字,细细品位,实在让人胆寒。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笞、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
但朱元璋并不是个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
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死。
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
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的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的说一声阿弥陀佛。
朱元璋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
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但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杀!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
大家明白了吧,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戴死罪、徒流罪。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
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因为朱元璋是一个穷人,不恶作能掌握政权吗?自古以来穷山恶水出刁民。抢、偷、······是穷的行为。凡是富人掌握了政权,给予人民的是富裕,凡是穷人掌握了政权,搞的都是自己的私利。他们的特色就是:嘴上喊的都是人民、国家、民族……!其实人民却穷的一塌糊涂。
贵族出生的人,一辈子衣食无忧,满怀绅士品格,一旦掌权,会把整个社会变得更好,达到他心中的理想国家。
而泥腿子掌权,因为从小受尽磨难,被……
【空印案】朱元璋时期的空印案冤杀了数百官员连坐杀数万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在罕见。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记载,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确认,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
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
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怎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还是没几个人敢做的,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
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为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说。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
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
就在此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
【郑士利的直言】
这个人叫郑士利,他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
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中郑士利明确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
其实郑士利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写道: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为了百姓好啊。
照郑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
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
因为郑士利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实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
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们为他干活。
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
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我的头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
郑士利被罚作苦工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有,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这位即非皇亲国戚也非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
在属于他的《明史·郑士利传》上,我们看到的是勇气。
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我们遗忘的。
相对于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郑士利还是幸运的。
既然案件已经定性,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空印现象,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掉吧。
这又是一个难题,但在朱元璋那里,似乎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
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旁人认为他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掉,但他真的就这样做了。
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芜,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的。
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全国共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
处罚如下: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一百杖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者,理由是监管不力。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平时都争谁官大,这下倒好,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正职就得掉脑袋了,真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在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涂的没了脑袋。
但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对副职他并未杀掉,朱元璋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光官员这种蠢事,他不会干的。
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
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唐》里秦叔宝进牢房时,衙役喊的一句话来解释:“进得牢来,先打你一百杀威棍,看你老不老实!”
这杀威棍真是狠啊。
【郭桓案】
此案与上一案件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此案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很多疑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的编的《大浩》中,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看了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请仔细看,疑点就在其中),其贪污行为包括:
1、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有收到,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
2、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是450万石,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担,其余的他自己私分了。
3、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包括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
最后算出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
这么看来,郭桓确实是胆大妄为,他勾结其他官吏贪污腐败,朱元璋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的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为了郭桓的同党!
他们包括礼部(礼法)尚书赵瑁、刑部(司法部)尚书王惠迪、兵部(国防部)侍郎王志、工部(建设部)侍郎麦至德等。请注意,这个名单很长,据《刑法志》记载,当时六部除上面所列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被干掉了。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部长)一人,侍郎(副部长)两人(上文已列出者除外),所有的办事官员都被杀掉了。当时的部长真的成了光杆司令,官员们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
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掉。
此案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
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在郭桓案件中幸存下来的官员,真不容易啊,怎么把你们给漏了呢?
【案发现场的疑点】
在讲述历史事件的同时,我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当然,还是用我的方式。
对郭桓案件的分析,我们会采用一种类似于破案的方法,相信大家会感兴趣的。
下面就请大家拿起自己的烟斗,开始对案发现场的勘查吧。
以上所列就是史料的记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案发现场,请大家注意,并非所有史料都是可信的,在这些资料中,互相矛盾的并不少,就如同凶案现场会出现很多将你引入歧途的线索一样。
但只要你认真分析,是可以找出真相的。
其实历史学家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从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中找到真相。这里再提供一件重要的破案工具,也是历史学上很重要的原理之一,那就是大家看史料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写书人的背景,因为这也或多或少决定了该书的倾向。相信如果不是自虐,写书骂自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吧。
我们就把这个案件的史料让大家来分析,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你能从中看出有哪些疑点吗?
如果你还在思考,那就先不要看我的结论。
下面是我自己的分析,只供大家参考。
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疑点:
1、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当时明朝一年的收入也只有2400多万石粮食,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不过一个侍郎,何来包天大胆敢如此妄为,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明朝一年的收入?
而且我们先前已经介绍过,当时肃贪力度之大,贪官闻风而逃,即使身在穷乡僻壤,白天贪污,晚上就被告发,郭桓等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每天无数的密探来来往往,他老兄居然还敢私吞几个省的公粮!朱元璋自废除丞相之后,很多小事他也会亲自处理,如果有几百万石粮食不入库,朱元璋早就跳起来骂人了,何必等到御史告发?
2、我们看看历史上著名的贪污案,就会发现其实贪污这种事情,一般都是人越少越好,既安全,分的钱也多。郭桓不过是个户部侍郎,要贪污粮食怎么会和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的人一起合作,莫非他是觉得知道他贪污的人太少,想给自己打个广告?不管怎样,郭桓也算是风光了一把,他一个小小的侍郎,其同党的数目居然打破了丞相胡惟庸保持的记录。
虽然这个记录并不光彩。
综合看来,这个案件是存在着很大疑点的,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此案就是子虚乌有,郭桓的贪污行为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只不过数量没有这么大,所谓的同党没有这么多罢了,不然为何朱元璋不找张三李四,偏要找你郭桓呢。
如果你有更多的发现,那么就要恭喜你了,你已经走上了理性分析历史的道路。历史的疑云是永远存在着的,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分析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能给郭桓案件下一个肯定的结论,充其量只是一个推论。
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这种分析方式中有所斩获的话,请你相信,打开历史迷雾的钥匙已经离你不远了。
郭桓案最终还是结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案中被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此案的主审法官,杀掉无数官员的右审刑吴庸。
经过这一连串大案,朝中官员如惊弓之鸟,每天都担心自己脑袋不保,有些好事的人就拿这些官员开涮,说朱元璋上朝时如果玉带系在肚皮下面,就是要杀人了,如果玉带在肚皮上代表今天平安无事。如果这样判断,那是要出问题的,万一哪一天朱元璋吃得太饱,肚子胀,玉带只能放在肚皮上,心情又不好,官员们可就要吃苦头了。
史料记载,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仪式,什么仪式呢,穿戴整齐,抱抱老婆孩子,交待清楚谁还欠我多少债、我的私房钱藏在床底之类的后事,然后诀别而去,老婆孩子就在背后哭,除了人还是活的,和开追悼会没什么区别。
散朝的时候,老婆孩子在家门口等着,如果看到活人回家,就会大肆庆祝一番,庆祝的内容是今天我又活了一天。
这些并不是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景象,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下,很多官员承受不住,纷纷表示自己就当白读了几十年书,情愿回家种地。
官我也不做了,回家总行了吧。
哼哼,没有那么容易。“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诽谤朝廷,这又是一条重罪。于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正是“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人类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总能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明朝的官员们在这个矛盾上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他们想出了一个很绝的方法装疯。
在洪武年间的朝廷里,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得了精神病是常见的,具体表现为痴呆、神情木然、披头散发、见到人就叫爹、拿着菜刀四处和人打招呼等,形式多种多样,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多活两年。
话说回来,这招也是不错的,而且当时也没有精神鉴定这一招,只要你能下血本,多恶心的事都做得出来,就一定能够成功。
下面我们就举一个成功者的例子,那装疯意志可真是坚强。
这个倒霉(或者是幸运)的人叫袁凯,是监察御史,有一次朱元璋派了个工作给他,把处决人犯的名单交给太子朱标。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工作,但袁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他把名单交给太子,太子看到名单上人太多,主张从宽处理,可问题是他并没有自己去找老爹说这句话,而是转告袁凯,让他去告诉朱元璋自己的意见。
袁凯心想,去就去吧,见了朱元璋,老实的把太子的话原样说了一遍,完后叩个头,准备走人。谁知就在此时,朱元璋问他:
“太子意见和我相反啊,你看谁说得对呢?”
见鬼了,你们父子俩的事情,是我一个小官能掺和的吗,袁凯左右为难,没有办法,想出了回答的话:“皇上也没错,太子也没错,皇上杀人是维持法纪,太子放人是发善心。”
真是难为袁凯了。
谁知朱元璋听后大怒,当面斥责袁凯狡猾,不说真话,然后把他赶了出去。袁凯回家后越想越怕,下了决心装疯。第二天,他就不上朝了,让家里人传话说自己已经疯了。
朱元璋果然不信,派人到他家打探,派去的这个人也不是空手来的,还拿了一件木工钻,传朱元璋的话,疯子是不怕疼的,就看看你是真疯还是假疯。于是便用木钻去扎袁凯。
袁凯不愧是装疯高手,发扬了关云长刮骨疗伤的优良品质,任人来钻只是不出声,来人这才相信,便回去报告了朱元璋。袁凯躲过了这一关。
然而朱元璋还是不相信他疯了,便偷偷的派另一使者去看袁凯家里的情况,这位使者刚走到袁凯家的院子里,就被一个景象惊呆了,直庆幸自己还没吃饭。(诸位吃饭前最好也不要看)
原来袁凯脖子被铁链锁住,正趴在地上吃狗屎,还一段段的嚼。使者大倒胃口,到这个地步,如果袁凯还没有疯,那就是自己疯了,连忙回去告诉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是一阵恶心,便没有继续追究袁凯。
大家应该知道,袁凯是装疯的,吃狗屎这一招也太狠了,不过袁凯并不是真吃的狗屎,他在都察院的同僚事先得到消息,便告诉了他,他灵机一动,把面粉和上酱料做成狗屎状物体,当饭给吃了。这才躲过了朱元璋的耳目。
朱元璋时期,官员们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从肃贪到空印案、郭桓案,朱元璋杀了很多人,有些是该杀的,而有些则是错杀、冤枉的。很多人就此给朱元璋安上了“屠夫”,“杀人狂”的名字,甚至有人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那么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讲述了很多这一时期的情况,对朱元璋肃贪和错杀的事实都进行了列举。这也是希望能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诉说朱元璋与官员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朱元璋的这些行为虽然有些过激,但其行为主体还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消除贪官污吏,如果我们联系朱元璋少年时候的遭遇,就更能理解他的行为。
朱元璋从小就被官府欺压,自己的悲惨遭遇很大程度上是贪官污吏造成的,这也使得他很不喜欢这些当官的,即使官员们为他干活,在他的内心中对这些人也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一旦遇到某些因素的触发,就会迅速扩大,进而蔓延到对整个群体的信心缺失。
正如俗话所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被蛇咬过的人,他被官吏们欺压了几十年,怎么会信任这些人。所以如空印案、郭桓案这样的案件一发生,朱元璋就会迅速将风潮扩大,在他看来,官员都是不可信的。
而朱元璋的肃贪行为虽然可敬,效果却不佳,这是因为他过分看重了刑法的力量,而没有注意从各方面加强制度上的完善,一味的猛打猛杀,虽然在他统治时期,贪污现象很少,但他死后,明朝的贪污却十分严重,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朱元璋给官员的待遇很低,很多人认为是故意虐待官员。但我在分析明朝初期俸禄制度后发现,这个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标准应该是经过仔细计算的,这些俸禄是足够明初的官员们生活的。只不过他没有考虑到官员除了自己一家吃饱外,还要养活办事员,还有一定的人际往来,而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先的俸禄是不够的。
也许有人会问,朱元璋如此精明,怎么会想不到这些呢,可是就实际情况看,在这些问题上,朱元璋确实是缺乏远见的。
比如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挨饿,规定凡是自己的子孙,一律不允许出去工作,就算没有官做,也只能在家吃俸禄,由于自己要过饭,而且家破人亡,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十分看重,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对子孙们做了充足的打算,即使是象刘备那样,不知是中山靖王多少辈打不着的子孙,他也预留了爵位,并准备了相应的俸禄。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一百年后,他的子孙们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之多,朝廷一个省的粮食来养活他们都不够,最后某些皇子皇孙得不到粮食,又不能出去工作,就活活饿死在家里。这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吧。
我想,这样的分析和评价对朱元璋来说应该是公平的。
【朱元璋和明朝法制建设】朱元璋自卑人治的法治对明朝法治体系的影响?
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规定了五种刑罚,分别是笞、杖、徒、流、死。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死刑。当然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罚方式的,这五种只是正刑,另外还有很多花样,折磨人他是天下第一。
还有一本叫做《大诰》的书,所谓《大诰》是朱元璋采集一万多个罪犯的案例,将其犯罪过程、处罚方式编写成册,广泛散发。朱元璋正确的认识到,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条文是不可能的,而这些案例生动具体。个个有名有姓,老百姓吃完了饭可以当休闲读物来看,就如同今天我们喜欢看侦破故事一样,更重要的是,里面还详细记述了对这些犯人所使用的各种酷刑,如用铁刷子刮皮、抽肠、剐皮等特殊行为艺术,足可以让人把刚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然后发誓这辈子不犯法。把犯人的罪行和处罚方式写入《大诰》,并起到警示作用,实在是一种创举。
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数,没有希望工程,读过小学(私塾)的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城门口贴着一张告示,一个人读,无数人听,并不是因为读的那个人口才好,而是由于大家都不识字,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老百姓素质低,即使是通俗的案例也很难普及。
朱元璋再有办法,也不能代替那么多的老百姓去听,去读。这实在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奇人就是奇人,朱元璋用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他的办法具体操作如下:比如张三犯了罪,应该处以刑罚,县官已经定罪,下一步本来应该是该坐牢的去坐牢,该流放的流放,但差役却不忙,他们还要办一件事,那就是把张三押到他自己的家中,去找一样东西,找什么呢?
就是这本《大诰》,如果找到了,那就恭喜张三了,如果本来判的流放,就不用去了,回牢房坐牢,如果是杀头的罪,那就能捡一条命。
反之,家里没有这本书,那就完蛋了,如果张三被判为流放罪,差役就会先恭喜他省了一笔交通费,然后拉出去咔嚓掉他的脑袋。
其实从法理上说,家里有这本书,说明是懂得法律的,按照常规,知法犯法应该是加重情节。如此视法律为儿戏,这算是朱元璋能够想出来的最好的方法了,可笑吗?
【朱元璋的特殊规定:设立森严的等级制度】
在洪武年间,朱元璋规定了很多奇怪的制度,如果要都写出来,估计要十几万字,这里只简单介绍其中几种。
在那个时候,人去世是不能随便说死的,要先看人的身份,具体规定如下:
皇帝死称崩、公侯贵戚死称薨、大臣死称卒、士死称不禄、庶人死才能称死。
这个规定给人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比如当时官员的丧礼,摆出灵堂,众人祭拜。当时有很多人都搞“撞门丧”。所谓“撞门丧”是指祭拜的人和死掉的人不熟,有的根本就不认识。但同朝为官,死者为大,无论好坏都去拜一拜,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进到灵堂,看清神位位置,如果不认识这人,就要先记住神位上的名字,然后跪地大哭:某某兄(一定要记准名字),你怎么就死了啊,兄弟我晚来一步啊。
如果你这样说了,大家就会怀疑你是来砸场子的,你祭拜的是官员,怎么能用庶民的说法呢?
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进到灵堂,先去问家属:您家老爷前居何职?
家属回答:我家老爷原是兵部武选司郎中。
这时心里就有底了,这是个五品官,该用“卒”。
那就拜吧。
别忙,还要再问一句:您家老爷可有世系爵位?
家属回答:我家老爷袭伯爵位。
还是仔细点好啊,差点就用错了。这时才能去神位前,跪地大哭:某某兄,你怎么就薨了啊,兄弟我晚来一步啊。
大功告成,真累啊。
其实称呼上的规定前朝也有,但并没有认真执行过,而在洪武年间,如果违反这些制度规定,是会有大麻烦的,除了称呼外,当时的老百姓也被分成了几个种类。
【职业分配制度】
当时的人按职业划分可大致分为:民户、军户、匠户。
其中民户包括儒户、医户等,军户包括校尉、力士、弓兵、铺兵等,匠户分委工匠户、厨役户、裁缝户等。
这些户的划分是很严格的,主要是为了用人方便,要打仗就召集军户,要修工程就召集匠户。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缺陷很大。
比如你是军户,你的儿子也一定要是军户,那万一没有儿子呢,这个简单,看你的亲戚里有没有男丁,随便拉一个来充数,如果你连亲戚都没有,那也不能算完,总之你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干军户,拐来骗来上街拉随便你,去哪里找是你自己的事情。
再比如你是匠户中的厨役户,但你说你不懂厨艺,那也不要紧,人去了就行,只要人数对得上就没问题,反正你做的饭我也不吃,谁吃了拉肚子我也不管。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划分实在是不科学的,不但民户军户这些大户之间不能转,同一户内不同的职业也不能转,万一打仗时要召集弓兵户,偏偏这些人从小没有练过拉弓,那也没办法了,每人给一把弓就上吧。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是不能保证的,又如召集医户,如果召来的都是一些不懂医术的,那可就要出人命了。
这是老百姓,官员们也不轻松,他们衣服穿着和颜色搭配、用料、图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如违反,是要杀头的。
如朝服冠上的梁数,一品七梁,二品六梁,往下递减,不能多也不能少,这衣服是祭祀典礼要穿的,平时上朝要穿公服,公服的规定也极为复杂,从一品到九品,从文官到武官,衣服颜色不同、花纹不同、花径不同、衣服上的补片也不同。
回家之后也不轻松,不能穿睡衣之类的衣服走来走去,要穿常服,这常服也不能随便穿,不同品级也有规定,如腰带,一品用玉、二品用花犀,以下各不相同。
如果你不小心穿了常服去上朝,或是穿了公服去祭祀,系错了腰带,穿了黄色内衣,只要被人发现,就是严重错误,可能要杀头的。
这些制度看上去眼花缭乱,但他们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如果我们仔细的对这些制度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制度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目的。
除了这些制度外,朱元璋还为他的臣民们设定了严格的规定,他贵为天子,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分好了工,行政公务、司法裁决、仓储准备、人口统计,甚至连街道清洁都逐一分配到人。不但如此,他还详细说明工作该怎样去做,相当于今天买电器时附送的说明书,一一列举唯恐不能穷尽,如人口统计时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何进行核查,隐瞒人口的常用手段等等都列明出来。
估计要是再详细点,他还会规定清扫街道时怎样使用扫帚,出门时该先迈哪只脚。这样看来,在朱元璋手下干活倒也不累,相信只要不是白痴,能看懂朱元璋配发的说明书,都是能够干好工作的。
此外他还禁止农民进城打工,规定所有老百姓只能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活动,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关卡,人们要走出规定地域,必须持有官府出具的路引。这玩意可千万要收好,如果丢了,守关卡的士兵会直接把你当成逃犯,抓走充军,目的地是去不成了,家也不用回去了,很可能过那么几年,这位丢了路引的兄弟也站在关卡当检查员了。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了,朱元璋要建立的是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严谨,近乎僵化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农民只能种地,商人只能经商,官员按照规定干好自己的工作,无论谁都不能越界。军户、民户、匠户的划分决定了在那个时代找工作从来都不是难题,不用费尽心思设计什么简历,洗干净脸,打好领带去参加面试。因为除了那些读书厉害的人之外,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在投胎的那一刻决定的,你爹干嘛,你也干嘛。
应该说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所有人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扰,他们就像无数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一同组成强大的明帝国。这些制度之严密、周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堪称典范。
朱元璋不但打下了江山,还耗尽心力制定了如此完美的规章制度。他的目的也很明确:
明帝国的所有问题我朱元璋都给你们解决了,制度也有了,方法也有了。后世子孙照着做就是了,我辛苦点没有关系,你们就等着享福吧。
【规则的漏洞】
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任何体系都有漏洞。朱元璋的这个体制也不例外。
事实证明,他的体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朱元璋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意外。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权力,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
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四处游荡,丝毫不受束缚。
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绸沙等贵重衣物,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戴银,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
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这与他废除相权有关)
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禄,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
这些朱元璋认为可以用千年万年的制度,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已经烟消云散。甚至他的继承者们也不再认真遵守这些规定,他们口中说着太祖成法万年不变,实际上却是各有各的搞法。偶尔有那么一两个脑袋不开窍的叫嚣着要恢复祖制,换来的却是众人嘲笑的眼神,甚至连当时的皇帝也不以为然。
实际上,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的这套制度模式能够贯彻实施下去,对那些敢于改动和违反者,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如他曾铭文规定太监干政者,杀;敢议立丞相者,杀等等。可是这些措辞严厉的规定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太监还是照常干政,内阁还是行使着丞相的权力,此路不通就绕道走,谁也没把太祖成法当回事。
更让朱元璋想不到的是,他规定的事情往往都向着反方向发展,用俗话说就是怕什么来什么。在朱元璋的面前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朱元璋想往东,这个对手偏要向西。朱元璋想吃饭,这个对手却给他喝水。
这个对手并不是虚无的,我们之前提到过他的名字历史规则。
如果我们细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
然而这规定真的行得通吗?
农民有权穿纱,却买不起,商人虽然地位低贱,但他们有钱,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农民没有钱,所谓的权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哪里还谈得上穿什么衣服?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虽然他本意并非如此)
类似的制度缺陷还有很多,这些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遗憾的是并不一定适应情况的变化。因为朝廷的收入不断的增加,经济不断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墨守成规的制度最终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
朱元璋制定的这套政策是适应明朝初年的情况的,事实证明,这些制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恢复。但朱元璋虽是能人,却不是超人,也不会搞“人间大炮”“时间停止”之类的把戏,他不能停滞历史的进程,当他把自己的这些制度和方法作为“万世不变之法”流传下来后,这些过时的玩意在后人眼中就会变得荒谬和不适用,并成为绊脚石。
朱元璋这一生有过很多厉害的对手,顽强的张士诚、凶狠的陈友谅,纠缠不清的北元、狡猾的胡惟庸、骄横的蓝玉,这些人都是一代人杰,然而他们都败在了朱元璋手下。直到他遇到了最后一个敌人历史规则。
在历史的进程中,命运之神会从芸芸众生中挑选一些人,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你被挑中,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你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当机会到来时,你若要真的有所建树,就必须比其他人更优秀、更强大,因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命运之神来到了朱重八的床边,将一柄剑和一把钥匙交给了他,他告诉朱重八:用剑去推翻残暴的元朝,用钥匙去打开那扇新的大门,你将建立自己的王朝,获得你应得的荣耀!
朱重八庄重的接收了这两份礼物,他没有辜负命运之神的期望。在那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他用自己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战胜了所有的竞争者,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他不再是那个穷困潦倒的朱重八,而是重权在握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改变原先的规则,创造自己的体系。
但他错了,无论他如何强大,在历史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棋子。
他可以影响少数人于永远,也可以影响多数人于暂时,但他无法影响多数人于永远。
毫无疑问,朱元璋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他有着卓越的军事和政治天赋,精力充沛,他执政三十一年,勤勤恳恳日夜不息的处理政务,一个天才加上勤奋,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呢?
他相信自己能够操控一切、改变一切,他已经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了命运之神的垂青,成为了这片广阔大地的统治者。但他并不满足,所以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社会体系和架构。他相信,就如同以往一样,他会胜利的,事情是会按照他的设想进行下去的。
可是历史规则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都不相同,他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他没有去招惹朱元璋这位猛人,却不断的缠扰着朱元璋的子孙,而朱元璋的体系也在时间的磨砺下变得千疮百孔,最终失去了控制力和约束力,历史固执的按照自己的逻辑方式走了下去。
事实证明,在这场斗争中,朱元璋失败了。
原因何在呢,答案看起来似乎深不可测,其实很简单:
因为朱元璋只是历史的执行者,他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
即使没有朱元璋,也会有李元璋、王元璋来完成历史的使命,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帝国。历史是一个好客的主人,但却从不容许客人取代它的位置。历史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可以支配创造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实乃至理名言。
那么谁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谁支配着这些历史规则呢?
真正创造支配历史的是稻田里辛勤劳作的老农,是官道上来往的商贾,是朝堂上进言的官员,是孤灯下苦读的学子。
是的,正是这些普通人创造和支配着历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默默无闻,都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们也是伟大的,他们用自己勤奋的工作不断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
从古至今,从无例外。
在解构了朱元璋的体系后,让我们回到洪武时代,还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述说的。
【朱元璋的归宿】
此时的朱元璋才真正感觉到一种解脱,他打了一辈子仗,忙了一辈子公务,不但干了自己的工作,连儿子孙子的那份他也代劳了。
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人民安居乐业,商业活动也有相当的发展,朝鲜归顺了大明,北元已经被打成了游击队。而朱元璋对他制定的那套政策更是信心爆棚,在他看来,后世子孙只要有着基本的行为能力,就能根据他的政策治理大明,并保万世平安。
都安排好了,我也可以放心的走了。
对大臣们来说,朱元璋可能不是个好君主,但是对朱元璋的子孙们来说,朱元璋是个好父亲、好祖父。其实朱元璋的这种行为反差的理由也很简单,就如同今天独生子女的家长,特别是那些当年曾经挨过饿的人,自然不忍心让孩子受自己那样的苦,他们恨不得代替子女去承担来他们将来要经受的苦难。
朱元璋确确实实是一个好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辅佐他选定的继承人朱允炆。但就如今天的所谓“代沟”一样,子孙们有自己的打算,特别是皇族的子孙,他们是无法体会朱元璋这种深厚的父爱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早就应该领退休金走人了。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个老者所坐的那把椅子。
朱元璋奋斗一生,为子孙积攒下了大笔的财富,可当他走到人生的终点时,他的子孙的眼睛却只盯着他手中握着的那笔财富,投向这个老人的只是冷冰冰的目光。
这无疑是朱元璋一生中最大的悲哀。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崩,年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