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中古的禅让
宋齐和齐梁的两次禅代
479年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日辛卯，《宋书·顺帝纪》在这一天只记下八个字：“天禄永终，禅位于齐”。年仅十二岁的宋顺帝刘準不会明白禅位的全部意义，但也知道这是关系身家性命的事情。他在宫里藏到第二日壬辰，齐王的心腹将领王敬则带兵进宫，太后情急之下亲自带着太监搜宫找出了皇帝，皇帝又急又怒又怕，抽刀杀死一个黄门侍郎。这些混乱挡不住刻不容缓的逊位仪式。皇帝临轩，百僚陪位，策命齐王为皇帝的策文被朗声宣读：“仰鉴玄情，俯察群望，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而后应当由侍中解去宋帝的玺绶，再交给宋帝的使者当时的安排，是司空禇渊兼太保、守尚书令王僧虔兼太尉准备呈奉给新皇帝。传诏到省请当日在职的侍中来完成解玺绶的仪式，这位侍中谢朏正是“王谢”之谢是个有傲骨的人，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引枕高卧。为了避免麻烦，只好改让“王谢”的另一家代表王俭临时担任侍中，完成了仪式。然后，宋顺帝“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当他还迷迷糊糊地问左右侍从“今日何不奏鼓吹”时，“逊位”的仪式圆满完成。两天后，齐王萧道成在百官几次三番的恳请之下，在南郊登坛受禅，是为齐太祖高皇帝。
二十四年后，萧道成的侄孙，以荆州刺史、南康王身份被推立为帝的萧宝融，在姑孰下诏“今便敬禅于梁，即安姑熟，依唐虞、晋宋故事”。五天后，在建康的宣德太后又令曰：“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便归于别宫。”502年4月26日，农历四月初四，如太后令的安排，齐和帝发出授帝位于梁王的策书、玺书，遣兼太保王亮、兼太尉王志奉皇帝玺绶诣梁王宫。再经过一番推让，四天后，梁王萧衍于建康南郊登坛受禅，是为梁高祖武皇帝。
魏晋南北朝主要政权禅让关系
从陈寿《三国志》开始，各王朝史书都会在开国皇帝的帝纪里记录上述关于禅让的一系列过程，还会收录相应的诏策，形成了一种体例。不过《三国志》只收录了九锡策文一篇、禅位策文一篇，而南朝几史收录的文辞篇数要有两三倍，每篇的字数也越来越多。赵翼对南朝史书不厌其烦地抄录这些文辞很反感，称之为“芜词”。今天的《晋书》虽然是唐朝人编纂的，但其中收录的禅位相关文笔数量、长度都很有节制，应该还是魏晋旧传统。刘宋文帝时裴松之注《三国志》，可能给这种繁芜的取向开了头。
东汉武梁祠画像，表现齐宣王付印绶与无盐女，拜之为后的场景，齐王所捧绶带清晰可见
《南齐书》诸志非常简短，对仪式的记载容或有缺，《宋书·礼志》占了五卷篇幅，所载仪式仪节很多，何以还是没有禅让仪式呢？从《宋书·礼志》多有“官有其注”之语来看，其中所载具体仪节大概都是摘录当时相关机构所藏的《仪注》而来。那么，我们首先应该看看禅让仪注的情况。《南齐书》帝纪记宋齐禅让时说：
尚书右仆射王俭奏：“被宋诏逊位。臣等参议，宜克日舆驾受禅，撰立仪注。”太祖乃许焉。
在宋顺帝发诏宣布禅让后，官员们就此进行集议，认为要择日举行受禅仪式，并撰立仪注，王俭将集议的结果上奏给禅让的对象齐王萧道成。从形势上说，宋齐禅让早是板上钉钉的事，集议、上奏、请立仪注云云，只是走个过场，履行行政程序，所以这个禅让步骤经常被史书略去。在记载最为丰富的汉魏禅代的例子里，也能见到这一步骤，裴注引《献帝传》载朝臣最后一份敦劝曹丕受命的上表最后说：
臣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诏三公群卿，具条礼仪别奏。
以上宋齐和汉魏禅让时的两份上奏文，都提到了一个细节，即禅位仪式的“仪注”（也就是类似典礼台本的东西）是在典礼举行前夕制定的。
从《宋书·礼志》来看，至少在刘宋，还有许多礼仪预先并无仪注，要到准备举行此礼时才撰定。例如《宋书·礼志》在记载皇帝亲耕籍田的礼仪时说，当时只能看到东晋元帝和哀帝准备举行此礼时官员上奏的仪注，以及裴宪为后赵所定的籍田仪注，都不是很详细得当。从那以后，此礼停废多时，到宋文帝元嘉二十年才决定恢复，并命令何承天撰定仪注。恰好当时一位叫山谦之的史学生已经私下搜集了很多相关资料，便参考他的成果，撰立仪注，准备举行典礼。
从东晋哀帝到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中间有八十来年未曾进行过籍田礼。很容易理解，恢复此礼之前需要汇集多方资料，斟酌参定仪注。不过，即便是一直不断举行的典礼，也需要在每次行礼之前特别撰立本次的仪注，大概就像无论春晚进行过多少届，但每届也都需要有自己的台本。一方面，一些细节可能需要因地因时制宜，另一方面，诸多仪式的仪节还在不断修订中，中古正史《礼志》的很多记载都反映了修订讨论的情况。汉魏以来的各朝，还不断编纂礼仪汇典，其中也包括对仪式仪节的规定。
《晋书·礼志》说“（曹魏）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晋礼》有一百六十五卷，十五万余言，到了东晋又有刁协、荀崧“补缉旧文”，蔡谟“修辑朝故”，这些都被刘宋继承下来。南齐又有大规模编纂礼典的动议，到梁初，编成《五礼仪注》千余卷，各种礼仪的仪式应该都有颇为严密的规定了。不过这依然不能代替在每次举行之前特别撰立仪注的工作，只能是作为这一工作的保障。总而言之，每次仪式的举行，都有专属的仪注，其作用是前代已经实践之仪注或礼书记载所不能取代的。王俭在宋齐禅代之际请求“撰立仪注”，就是指这种在仪式举行之前特别撰立的仪注。
“焦头烂额的舜”（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武梁祠画像石）
如上所言，中古的历次禅让，大多对相关文笔的重视超过了禅让礼仪。仪式是对权力、地位、关系等的确认，而文字则更有种苦口婆心的劝说作用。文笔的典正弘辨和仪式的临事随宜，是当时社会对所谓“唐虞故事”的禅让的基本态度的折射，人们很明白这只是改朝换代的一种托词，在道德观念上，忠于所事、抵制禅让一直是毋庸置疑的。
曹丕受禅后模棱两可的“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到了西晋司马炎受禅后就变成了宗室尊长“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的直白揭露。宋顺帝乘着画轮车永远地离开皇宫时，老臣王琨扒着车后的獭尾恸哭说：“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因为王琨早年还经历了晋宋的一次禅让，所以称为“频见”。他的哭诉，引得百官也都泣如雨下。在这次禅让中，以司空兼太保负责向齐王萧道成奉送玺绶的禇渊，也被堂弟当着满屋宾朋，说他因此而获得的“功劳”和升迁是“门户不幸”，不如早点死了，还能做个真名士。可见，尽管有着“禅让”的外衣，但舆论还是有与其身事二朝、不如早死的期望。不过，这种死亡又往往不是指为前朝死节，而是只与个人生命相关的“不寿”。
萧子显在《南齐书·禇渊传》的末尾说，禇渊和袁粲都受宋明帝的顾托，而袁粲为刘宋死节，禇渊投奔新朝，“世之非责渊者众矣”。为此他发了很长一段议论，大体认为从曹魏开始，国祚短促，王朝与臣子的恩义并不稳固，皇帝虽然换了姓，大臣往往没什么变化，所谓“君臣之节”，渐渐成了虚名，高门大族凭借门资，便可平流进取，对国家没有什么感情。禇渊在宋明帝时被重用，并非明帝的恩典，而是出于民望，他的弃宋投齐，也不过是顺从民望的选择，何苦一定要他以死殉国。
萧子显作《南齐书》，也是在齐梁禅代后不久，因此对禅代问题，大概难免有通达视之的倾向。不过他的议论也不无道理，毕竟绝大多数士人，包括很多责难着禇渊的人，也并没有为禅代付出什么代价。对他们来说，君主、朝廷，都有种疏离感，面对频繁的改朝换代，大概有“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心情，即使心中有对忠义节操的不安，也只能归结为“以寿为戚”。禅让，尽管人们都知道它是个骗局，却又都默契地安于它的保护，“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除了皇帝要问“今日何不奏鼓吹”之外，又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