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皇后刘娥为何不能像武则天那样成为女皇

在中国古代，女主执掌朝政总归不为传统所认同。因此，宋真宗遗诏刘娥以太后身份掌权时，用的是“军国大事，权取处分”。重在一个“权”字，也就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宋仁宗赵祯坐像

刘娥在开始垂帘听政时，也不得不承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意思就是，等皇帝长大了，我会还政给他的。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权力的诱惑之下，即便宋仁宗赵祯已经年满20岁，刘娥还是没有还政的动作。

之后几年，文武大臣们要求让仁宗亲征的呼声此起彼伏。刘娥或者不理睬，或者把这些大臣贬谪和调走，将大权紧紧掌握在手中，直到她死去。

刘娥虽然有意效仿武则天，但由于大臣们的反对，最终没能变成现实。

在真实的历史中，刘娥娘娘堪称为宋真宗到宋仁宗时期的“大宋政坛中流砥柱”。由于宋真宗晚年封禅泰山，搞“天书事件”，给宋朝政局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宋真宗驾崩之后，刘娥娘娘以自己的肩膀承担起治理大宋天下的重任。在代行皇权摄政期间，刘娥娘娘废止天书事件，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她还发行纸币、兴修水利，为“仁宗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刘娥娘娘为何不像武则天那样，在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期间成为宋朝的女皇呢？

上图_《大宋宫词》剧中的刘娥，刘涛饰

第一，和武则天形成鲜明对比，刘娥缺少强大的娘家和庶族地主势力作为支持，称帝之举很难实现。

武则天为何能称帝？原因很多，除了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和较高的女性地位，武则天称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有娘家人和庶族地主的支持。

武则天以天后身份临朝称制后，其娘家人也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比如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就担任了礼部尚书、宰相等职务，武三思也担任过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务。这些侄子等娘家人非常希望武则天称帝，因为武则天称帝，他们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

除了武则天的娘家人，武则天也赢得了庶族地主的支持。唐高宗时期打压门阀，在科举考试上越来越侧重录用下层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有人成为武则天“北门学士”的成员，在客观上为提升和巩固武则天地位，帮助武则天称帝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图_刘娥（968年1033年），章献明肃皇后，宋真宗赵恒皇后

和武则天有娘家人和庶族地主支持形成鲜明对比，支持刘娥的势力就显得弱了一些。刘娥并非像武则天那样出身显贵，其从小父母双亡，只好嫁给银匠龚美。后来，刘娥进入宫中，将龚美名字改成刘美，但刘美本人毕竟是工匠出身，个人能力很有限，没法对刘娥提供帮助。

再加上宋朝时期，朝廷官员中门阀势力和庶族势力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朝中大臣很难形成新的政治经济集团，对刘娥形成强有力的支持，刘娥只能在丈夫宋真宗的支持下逐渐接触政治，进而在宋真宗驾崩后掌握国家政局。

这样一来，缺少了外部政治势力和娘家人的支持，刘娥称帝自然难上加难。

上图_赵匡胤（927年－976年）

第二，宋朝的“祖宗家法”让刘娥称帝的找不到任何空间。

为了宋朝出现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以及“武则天第二”的出现，宋太祖赵匡胤一开国就建立了严密而完善的“祖宗家法”，防止外戚势力一手遮天，防止宦官干预朝政。

宋太宗自己也承认“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太宗自己都承认不敢逾越宋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更别提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刘娥娘娘了。

上图_赵光义（939年－997年），即宋太宗

第三，宋朝文官政治的全面形成成为刘娥没法称帝的巨大阻碍。

《大帝遗诏》与《乾兴遗诏》都提到了大臣。里面都是嘱咐朝中大臣要全力辅佐新皇。然而武则天和刘娥听政时都曾做出种种僭越的行为，但朝中大臣的反应则截然不同。

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时，几乎没有大臣反对，甚至许多重臣都站在了武则天这一边。刘太后打算穿龙袍拜谒太庙，却遭到大臣的激烈反对，迫使刘太后做出让步，削减其服装规格。

武则天听政时所遇到的阻力主要是唐朝宗室势力，而刘娥听政时所遇到的阻力则主要是文武百官。武则天只有在计划立武氏族人为太子时，才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而刘娥则在大臣们的重重抵制下，穿个衣服都要被指手画脚，她想重用亲族关系也基本做不到。

分析其原因，除了政治、社会、个人等因素外，遗诏也应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大帝遗诏》在提到由李显即位之后便涉及了大臣的辅佐，之后便是赋予天后听政权力，反观《乾兴遗诏》则是在规定皇太后听政之后才谈及大臣的辅佐。表面上看似两者只是语序有所不同，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语序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了大臣的行为反应。

与《大帝遗诏》不同，《乾兴遗诏》在规定皇太后拥有听政权力之后才提及“文武列辟”，希望他们“辅其不逮”。在这种语序下，大臣们的“辅其不逮”所辅佐的恐怕不仅是“方在冲年”的皇帝，还包括听政的太后。这无疑赋予了朝中大臣很大的权力，使他们足以对刘娥的种种僭越行为做出限制。换句话说，刘娥在听政期间尽管可以凭借遗诏赋予的权力罢免一些大臣，但是她的僭越之心却始终受到朝中大臣们的针对，甚至还要做出表态以使朝中大臣放心。

《宋史》记载刘娥听政时，程琳曾向刘娥进献《武后临朝图》，对此刘娥的反应则是直接把手里的书狠狠地扔在地上，并说“吾不做此祖宗事”这固然是一种“作秀”，但是从中也看出了刘娥当时所受到的限制是远远高于武则天的。

武则天和刘娥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最后两人的结局不同。《大帝遗诏》几乎处处都在表示武则天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是事实上的皇帝。《乾兴遗诏》则处处都在表示刘娥只是最高权力的行使者和临时拥有者，其身份始终是皇太后而不能成为皇帝。

宋太祖所定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得士大夫官员可以毫无顾忌地上书言事，而武则天称帝的事例在前，又使得北宋士大夫们严格防范后宫干涉皇权。之后在刘娥听政期间，一旦其有僭越的行为，士大夫官员们便会上书劝诫，并时刻提醒刘娥还政于仁宗。因此，可以认为《乾兴遗诏》对刘娥的听政的限制部分是受到《大帝遗诏》与武则天的影响。

熟悉宋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宋朝是在五代废墟上诞生的新兴国家。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必须放在当时的国家背景和时代环境中去看。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虽然有唐宪宗、唐武宗等英明君主严厉打击藩镇，捍卫国家统一，但唐朝皇帝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了。

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建立的五代都是藩镇军阀的将领发动兵变建立的政权。在“有军队就是草头王”的五代时期，发动政变改朝换代是家常便饭，频繁的政变和战争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上图_五代十国版图

为了防止宋朝成为五代后的“六代”，赵匡胤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藩镇。除了打压藩镇的经济权和兵权，“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还不断提升文官的地位。赵匡胤的“祖宗家法”中就有“不准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规定。

赵光义登基后，继续巩固和扩大宋朝的文官政治，赵光义还亲自编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扩大科举规模，提拔了包括寇准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经过赵匡胤和赵光义两位明君的励精图治，到了宋真宗时期，宋朝的文治风气已经全面形成。皇帝和太后的部分权力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制约。“君臣共治”的局面在宋朝最终形成。

上图_《太平广记》是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为宋代人撰写的一部大书

有了“不准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祖宗家法和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宋朝大臣就可以反对皇帝、太后的看法，这在刘娥这里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有一次，刘娥想穿着帝王的衣服去祭祀太庙，群臣强烈反对。礼部尚书薛奎质问刘娥“太后身穿帝王衣服去祭祀太庙，行礼行的是男性皇帝的礼还是女性后妃的礼？”大臣富弼在给宋仁宗的奏折中也提到了刘娥不能称帝的原因是大臣的阻挠。在文官集团的强大制约下，刘娥即便有当皇帝的想法，也不敢将想法变成行动去实施。

薛奎的话虽然没有成功阻止刘娥，但她还是有所忌惮，只能穿着经过改造的皇后服饰，用一种介于皇帝和太后之间的身份，去太庙祭拜。而且她要求礼部写《谢太庙记》，也被拒绝了，理由是皇太后祭拜太庙不能成为定例。

刘娥还曾经试探性地问，“唐武后何如主？”意思就是武则天该怎么评价。参知政事鲁宗道脱口而出，“唐之罪人，几危社稷！”刘娥听了只能默然，无话可说。

当然也有人刻意讨好刘娥，让她仿照武则天，给刘家先人立庙。也被鲁宗道一句话给噎回去了，他反问刘娥你要想好怎么处理皇帝赵祯，刘娥只能作罢。

在多次尝试有所突破而失败之后，刘娥也接受了现实。她临死的时候，对着仁宗拉了拉自己穿的皇帝衮冕。薛奎认为刘娥害怕自己穿着皇帝衮冕，无颜面见先帝宋真宗。

最后，仁宗吩咐人将刘娥的衣服换回皇后冠服，了却了刘娥最后的心愿。

上图_武则天（624年－705年12月16日）

第四，武则天和刘娥的社会背景不同。

唐朝皇室本身有胡人血统，再加上贞观以后经济发达，大量的外部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定居长安做生意，做官，唐朝的社会风气空前开放。在唐朝，寡妇再嫁是很习以为常的事情，女性政治地位也是中国其他朝代没法比的。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就曾带兵打仗，一统河山。到了唐高宗时期，武则天在唐朝对女性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成为一代女帝，而武则天之后的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人更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红妆时代”。

而宋朝恢复儒家传统的地位，虽然对女性的约束不如明清时期那么严格，但宋朝的女性地位已经没法和唐朝相提并论。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制约下，刘娥很难做出违背“儒家纲常”的称帝举动。

上图_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即唐高宗

第五，唐高宗和宋真宗的不同遗诏，对武则天和刘娥的命运也有不同的影响。

武则天与刘娥的迥异之处

如果我们把武、刘二人的履历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许多相似的地方。从家庭出身来看，双方都出自没落的官员家庭。从政治经历来看，双方都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武则天在高宗中后期便开始正式参与朝政，史书记载：“天下大权，悉归中宫，甚至与高宗并称“二圣”。

刘娥则在真宗朝后期开始逐渐地干预朝政，甚至达到了“真宗意不能平”的程度。从政治手段来看，双方都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武则天在“废王立武”事件中联合唐高宗李治，将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人贬出京师，刘娥则利用丁谓、曹利用等人，一举将反对其干政的寇准等人彻底击败。

从听政表现来看，两人有“僭越”之举，武则天在听政期间直接废立皇帝，刘娥在听政期间公然接受皇帝与大臣的朝拜，并以帝王之礼仪拜谒太庙。

然而，两人最后的走向却完全不同。武则天在听政七年后，登基称帝，改李唐为武周。刘娥尽管听政长达十一年之久，但却始终没有迈出称帝的最后一步。尽管在其听政时间段里，她已经成为北宋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

虽然刘娥主政时间要超过武则天，对朝局的影响力也超过武则天，而最终刘娥成为了皇太后，武则天却当上了女皇帝，那么，当初“遗诏”是怎么写的？

遗诏，就是皇帝驾崩后所留下的诏书或者遗言，基本都要涉及死后的政治格局和人事安排，其中关于权力的归属又是重中之重。所以，历朝历代在经历朝政更迭的时候都非常重视遗诏。永淳二年，唐高宗李治于洛阳驾崩，临终时颁布了《大帝遗诏》，武则天凭借着这份遗诏获得了听政的权力。乾兴元年，宋真宗于延庆殿驾崩，皇后刘娥凭借着真宗的《乾兴遗诏》获得了听政的权力。两份遗诏内容大致相同，却让两个女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起了解一下。

先来看看唐高宗给妻子武则天的遗诏

皇太子(李显)哲，……凡百王公卿佐，各竭乃诚，敬保元子，克隆大业，光我七百之基，副兹亿兆之愿。……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武后)天后进止。”

“兼”在古代是全面的意思，由于李显缺乏治国经验，李治让武则天全面负责国家大事，很多军国大事的最终决定权都在武则天手里。虽然李治发布的这份遗诏在主观上没有希望武则天称帝的意思，但李治给武则天“兼取天后进止”的权利，在客观上为提升武则天权利，最终促成武则天称帝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上图_宋真宗，赵恒（968年－1022年）

再来看看宋真宗给妻子刘娥的遗诏

然念方在冲年，适临庶务，保兹皇绪，属于母仪。宜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为皇太妃，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

请注意关键词“权兼”，“权兼”和“兼”不同，兼是全面的意思，武则天可以全面决定军国大事，而权兼则是暂时的意思，刘娥只是皇权的临时执行者，最终还得把大权交给宋仁宗。

遗诏中的“听政”权

《大帝遗诏》与《乾兴遗诏》都规定武则天和刘娥有权处理“军国大事”。但有两个关键地方存在差异，一个是“不决”，另一个则是“权兼”。

首先是《大帝遗诏》中的“不决”。这两个字可以看作是对武则天听政权力的限制，即只有出现难以决断的军国大事时，武则天才可以行使听政权力。表面上，似乎规定得很明确。但是在实际的事务处理中，“不决”是有很大的灵活性的，并且“军国大事”的范围也是很模糊的。

毕竟朝廷无小事嘛，“军国大事”限定范围的模糊性就使得即使是很小的一件事也可能被大臣或皇上或武则天当作是“军国大事”进行处理。“不决”的灵活性则使得在朝政中一旦就某些问题产生争论，或是大臣与大臣，或是大臣与皇上，而皇上无法决断或者大臣觉得皇上决断有误，都可以将所涉及的问题看作是“不决”的问题，提交武则天决断。

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宗李显被废事件。公元684年，唐中宗李显打算立老丈人韦玄贞为侍中，又打算给奶奶的儿子授五品官，遭到大臣的反对，中宗气急之下说出“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随后，裴炎将这一事件告诉武则天。武则天一听，正愁没机会呢，李显居然如此主动。紧接着，武则天立即召集百官于乾元殿，宣布皇帝罪状，直接把上位51天的李显废为庐陵王，另立李旦为皇帝。

回过头来再看看《乾兴遗诏》，这里面直接规定所有的政事都由刘娥处理，表面上看似乎刘娥的权力更大，更容易称帝，但是这份遗诏的关键地方在于，它严格限制了刘娥的权力行使。“权兼”。《大帝遗诏》没有“权”这个字，而《乾兴遗诏》则明确地写出了“权”这个字。可以说，正是“兼”字的存在才突出了“权”字有无的重要性。

这样一来，《大帝遗诏》中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就可以被解释为凡是遇到不能决断的军国大事，全部由武则天来决断。“兼”表示“俱，同时”的意思时，这句话则可以解释后军国大事有分歧的时候，同时也要告知武则天，由她来做决断。无论是哪一种意思，武则天都是朝廷事务的最高裁决者，甚至可以凌驾于皇帝之上，直接颁布诏令，废立皇帝。

上图_武则天和侍女壁画

为何唐高宗和宋真宗对妻子以太后身份处理朝政的态度不同呢？

唐高宗身体不行，公元676年，唐高宗向大臣提出了自己退居二线，由武则天全面接管朝政的想法，在遭到了大臣郝处俊等人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但由于武则天帮助唐高宗处理朝政多年，唐高宗依然信任自己的妻子。

而宋真宗对刘娥参与朝政有些不满，天禧末年，刘娥想参与朝政，宋真宗就耿耿于怀。毕竟宋真宗的身体不像唐高宗那么糟糕，再加上宋朝政治思想对女性的限制，宋真宗自然不会让刘娥过多的干涉朝政。只是出于宋仁宗年龄小，无法单独治理国家的考虑，宋真宗才在遗诏中赋予刘娥临时决断国家大事的权利。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宋史》

武曌之后再无女皇帝，为何她的成功之路不可复制？

在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有些时期由于皇帝过于年幼，会先让太后代理朝政，处理国家大小政务，这种特殊的形式叫做“临朝称制”，同时又因男女有别，太后行政时必须加上珠帘隔绝群臣，以保威仪，故而别名“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承担着比皇帝更大的舆论压力，需要更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更精明的交易眼光，历史上拥有临朝资格的女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汉朝刘邦之妻吕雉，北魏冯太后，唐朝武则天，宋朝刘娥以及清朝的慈禧。

文景之治，北魏改革，仁宗盛世，清末新政，这些临朝太后为一朝盛世打下基础，更有甚者如刘娥，以孤女歌姬之身，入宫为后，逐步掌握朝局，着帝王衮服，翻搅天下风云。但无论权势和野心如何，这些人却都没能顺利称帝，成为第二个武则天。

我将武则天和临朝太后们的生平进行了大致对比，她们开局的关键节点都相差无几：宫斗中获得恩宠，地位上升。有机会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影响不再止于后宫，进一步拉拢朝臣进行派系争斗，打压异议并确立自己的孩子为太子。皇帝早年逝世，新继任皇帝年幼，需要皇太后代理掌权，故而进入临朝称制的局面。

从临朝称制成为皇帝，到底是哪一步出了差错？本着好奇心仔细对比历史，我发现了一个细节礼仪。中华素来以礼仪之邦著称，夏殷周三代逐渐奠定了完整的礼制基础，将人的生老病死以及与社会种种联系囊括在内，也就是说，礼制几乎统治了人的一生。

大家都知道，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封建社会，礼制绝不可能允许女子称帝，所以武则天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有着“称帝”的想法即使她们的权力完全超越了她们名义上的身份。但是武则天开创之举后，其他一样权势滔天的，有称帝野心的皇太后，也没能成功称帝。

我分析了和武则天最相近的刘娥，认为问题同样出在礼制上。

唐朝万邦来朝，风气开放，武则天称帝前，还能积极参与封禅泰山，在龙门石窟雕刻以自己为原型的卢舍那大佛，行使让佛教压制本土道教，召集文人学士大量修书等等举措，大肆宣扬自己的政治形象，有效地冲击原有的礼制环境。

然而由于宋朝重文轻武，风气更加保守，刘娥难得机会做下种种铺垫，卑贱之身幸得封后已是文人学士们最大的退让。史书记载，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刘娥试图翌年二月身着帝王之服去宋朝太庙行祭祀大典，却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对，尚书、礼部侍郎薛奎直接进言：“太后身着帝王服饰，在太庙行礼时是行男性皇帝的礼还是女性后妃的礼？”

看到此不由叹息一声，发行纸币，终结天书，兴修水利，开办州学……世人皆言刘娥“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却因为时代差异，屈服于礼制之下，没能再现女帝辉煌。

若真深层考究，条条对比，礼制和风气其实只是一个形式，一个表象，拨开表面看实质，真正的决定是否能再称女帝的因素应该是时机，即开放的风气，印象的铺垫，无可争议的出身，足够稳固的地位与强大的党派权势等等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时机。

武曌之后再无女帝，只因此机会千古难得，这种幸运是复制不来的。

大宋第一前夫哥

宋代虽然倡导守节，但是主流社会上并不歧视再婚的女子。这个再嫁，不仅仅指的是夫死之后的再嫁，即便是丈夫活着改嫁，在社会上也有非常高的宽容度，甚至在整个宋代，有三位皇后都有“改嫁”的嫌疑。

其中仁宗的曹皇后是老公沉迷道教“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而逃婚，徽宗的韦皇后（后来赵构封的）是给人当丫头，勉强可以不算是改嫁。但是真宗的刘皇后，却是正儿八经给人当过老婆的。

刘皇后据说叫刘娥，据说是祖籍太原家在成都，据说祖父是右骁卫大将军刘延庆（同名，不是南宋刘光世的爹）、父亲是嘉州刺史刘通，都是五代和宋初时期的武将。

刘娥还在襁褓里的时候，父母双亡，被老妈这边的亲戚收养，然后就学会了打拨浪鼓，而且打得非常之好，可能到了专业演奏的级别。从这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出来，刘娥的生活过得可能不是那么美好，需要到市面上演出来换取生活费用。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刘娥也顺利成婚，嫁给了一个叫龚美的成都银匠，都是手艺人，也算是门当户对。

两口子在成都的生活过得不是很如意，于是就想着到开封讨生活，这段时间，大概是太平兴国八年左右。

他们为什么要搬家到开封，史书上没说，查了一下《宋史·太宗本纪》，这一年全国大发水，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萧条，这极有可能是龚美和刘娥两口子去开封讨生活的重要原因。

到了开封之后，龚美发现生活还是过不下去，很可能他的锻银手艺和刘娥的拨浪鼓手艺在开封没什么竞争力，于是就想着让刘娥改嫁说通俗点，就是把老婆卖了。

《宋史·后妃传》记载，这一年，刘娥刚刚十五岁。非常幸运的是，他们遇上了张耆，也就是三皇子赵元休家里的侍卫队长。张耆在人群中多看了刘娥一眼，觉得她长得水灵灵的怪可爱，就把他带回了王府，推荐给了赵元休，从此开创了一段传奇。

十六岁的赵元休果然跟张耆的审美观高度重合，当场拍板把她买下来，然后刘娥就住进了赵元休的王府里，夜夜啪啪啪地打拨浪鼓。

但是这件事遭到了赵元休的奶妈秦国夫人的反对，她的理由很简单，刘娥出身低微，而且结过婚，怎么可能当太子妃，就命令赵元休把她赶出宫去。

如果刘娥的出身是真的，这个身份配一个当时并不是太子的赵元休也不算是过分，奶妈是不可能以这个理由赶她走的。

赵元休还想犟一犟，秦国夫人一看他不听话，转身就去给他爹赵光义打小报告。赵光义的态度也很坚决，赵元休实在是没办法，只好把刘娥送出王府，按照赵光义的意思，娶了潘美的女儿当王妃。

但是他多了一个心眼，并没有把刘娥还给龚美，而是放到了侍卫队长张耆的家里。

这一藏就是十三年，其间赵元休时不时去张耆家里跟刘娥私会，倒是长情得很。

至于刘娥的前夫龚美，赵元休是毫不避讳，直接把他带到了自己的王府跑腿打杂。龚美凭借自己的忠心和努力，愣是成为了赵元休的亲信，变成了非常有地位的侍从。

到了至道三年，赵光义驾崩，已经改名赵恒的赵元休顺利继位，当上了皇帝，也就是宋真宗。真宗没有了父亲的管束，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把刘娥接到宫里来，然后对外公布了刘娥的家世渊源，表示这姑娘也是有来头的，不是什么来历不明的民间女子。

随后，刘娥一路受宠，最终成为了真宗的皇后，以及仁宗的太后，差点变成宋代的女皇。

至于刘娥的前夫龚美，真宗也没有忘记他，刚一登基就把他录用为正式的官员，随后节节高升，帮真宗办了不少差，甚至以钦差的身份去调查边关大将的忠诚度，可见真宗对他的信任。

至于龚美的身份怎么处理呢？总不可能正大光明地说，这是皇后的前夫吧。

所以，在刘娥刚入宫的时候，真宗就把龚美的身份给公众做了一个交代：他叫刘美，是刘娥的哥哥，当年就是他把刘娥从成都带到开封来的，算是我的大舅哥。

至此，龚美就彻底改名刘美，顺利地接过了刘娥的家世，变成了祖籍太原的成都人。

刘美最受恩宠的时候，真宗甚至想让他带兵，刘娥担心影响不好一直不愿意，来来回回推让了四次，真宗才知道刘娥是真的不想，这才作罢。

刘美自己也非常有情商，虽然有皇上大（前）舅（夫）哥的身份，但是为人相当正直，不勾结宦官，不营私结党，似乎也没有什么经济问题当然，那时候刘娥深得真宗的喜爱，甚至在真宗病重的时候独立处理政事，刘美也没什么勾结其他人的必要。

到了天禧五年，刘美在“侍卫马军都虞候”（侍卫马军的三把手）的岗位上病逝，享年六十岁，被追赠太尉、节度使。

那么刘美的婚姻状况如何呢？

《宋史·外戚·刘美传》记载，他死后，真宗追赠他的亡妻宋氏为河内郡夫人。这个老婆是什么时候娶的，我们不知道。《宋史·钱惟演传》里还有一个记载：吴越国王钱俶的儿子钱惟演为了讨好刘娥，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美。

也就是说，刘美至少还有一个姓钱的老婆。

刘美这一辈子，出身低微，身为皇后的前夫，却能深得皇帝的信任，为人正直而善终，真可以算得上是大宋第一前夫哥了。

最后补充一句：帮真宗照顾老婆十三年的张耆，也深得真宗和刘娥的信任和重用，恩宠无边。他有一个后代，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叔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