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皇帝朱元璋 愚昧无知害苦了明朝拖累中国

古代士人、百姓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制度合不合理，法律健不健全，士人只希望遇到个明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百姓只希望遇到个清官，能为民做主。

理论上说，全天下的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哪有不希望自己的子民过上好日子的君父呢？起码每一个皇帝都会说自己“爱民如子”，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皇帝们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为了不让自己的舟被覆，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何稳定好载舟的水，也就是怎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不起来造反。历代皇帝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都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其中，明朝创始人朱元璋为了明朝的万年基业，就为稳定百姓的事操心最多。因为这种操心，他设计出一系列的制度，使明朝成为古代皇权固若金汤的朝代，最专制、最黑暗、最邪恶的朝代。

更为讽刺的是他设计出的一系列制度，不光没有给百姓带来美好的生活，反而使历朝历代都猪狗不如的百姓更加猪狗不如。最终造成民不聊生，流民遍地，民变四起，直接导致明朝灭亡。

中国闭关锁国源于朱元璋

公元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在途径印度西海岸时撒手尘寰，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他奉献一生的航海事业上。6年后，一场土木堡之变震撼朝野，明朝的命运似乎便在此开始跌落深渊。

海路的七下西洋，可谓是明朝水师在历史上的浓墨重笔。但自郑和下西洋之后，大明王朝除了倾覆之前的一场料罗湾大捷，便将中国海军在古代的辉煌划上了句号。又多年后，甲午海战的悲剧至今依旧让国人愤恨，而满清铁骑在陆战上的一场八里桥战役，打出了军力是3万VS1万，伤亡却是15000：12的结局。中国曾经辉煌的古代阶段，为何却是以这般结局收尾？

其实，当我们回首明清那段断断续续的闭关锁国时，不难发现这一切似乎都始于朱元璋。

一、朱元璋的两面性

朱元璋此人，可谓把“自信”和“自卑”两个词表现得淋漓尽致。早年，他在自卑中显露着极强的自信；晚年，他却在自信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自卑。这一切，就得从他的出身说起。

想必大家都知道，朱元璋自幼家境贫困，一场天灾还让他家破人亡，父母双双离开人世。因此，迫于生计的朱元璋不得不进入佛家求得生存，而此时他的名字，还只是普普通通的“朱重八”。

他的转运，则开始于元末的群雄起义。当时他投入郭子兴旗下的红巾军效力，并找准时机向郭子兴靠拢，成为了郭家的养女婿，自此才正式取名“朱元璋”。此后，他利用红巾军中将领们的复杂关系，在义军高层纵横捭阖，为自己积累着早期的资源和人脉。朱元璋灭元几无贡献打农民军摘桃子捡漏成功

这个阶段，朱元璋虽自知出身贫贱，但在同样出身微贱的义军之中，却表现出了极端的自信。又因为他自小读过几年私塾，因而对知识分子极为恭敬。相比之下，同样出身贫农或地痞的其他义军领袖，则表现出了粗俗且对文人不耐烦的一面。朱元璋残酷无情他既是皇帝也是流氓化的农民

于是，知识分子们心中的秤便自然而然地倒向了朱元璋。其中，就有后来的李善长、胡惟庸、刘伯温等人。

然而，当这些文臣武将帮自信的朱家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却摇身一变，立马从自信的仁君变成了自卑的暴君。大明王朝建立之后，让世人记住的并非它一统河山的气魄，而是接踵而至的杀臣大案：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牵连多名开国功臣，丞相胡惟庸和开国大臣李善长死于非命；洪武十五年，空印案事发，朱元璋开始将杀手伸进地方官员，导致朝廷人人自危；洪武十八年，郭恒案牵连全国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达七、八万，帝国六品及以下的官员几乎被杀尽；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诛杀开国武将蓝玉全家，傅友德等功臣亦受牵连，被株连杀身者更是多达一万余人……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背后，其实是朱元璋对于功臣们的不信任感，而这一切则源于他内心的自卑。在朱元璋的心中，“出身贫贱”、“秃僧”、“粗鄙”这些词一直都让他深有顾虑，甚至在后期他都怕别人说自己得位不正、“盗窃天下”。

二、诛杀文臣的缘由

“文字狱”一词，谁都知道是贬义的，是为批评明清时代因有意曲解文字文意而产生的冤案。其实，文字狱自古便有，比如在我们熟知的《水浒传》中，宋江酒楼题诗被诬告造反被抓、而后才有了梁山众好汉劫法场，便是对古代文字狱的一种文学演绎。

而真正将文字狱发扬光大的，则是从朱元璋开始。有一次，杭州府学的一位教授在贺表中写着“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本意是夸赞朱元璋是天生的龙子，但朱元璋则认为，“光天之下”是骂自己是秃僧，“为世作则”的“则”是通假字通“贼”，于是马上让人把这个教授杀了。其对过往的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朱元璋之所以对文字十分敏感，其实是源于他对于文人的忌惮。作为一个历经乱世的枭雄，他从最底层的流民成长到最高层的皇帝，看遍了人间百态，也深知自己能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而文人集团这些知识分子是如何帮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他也心知肚明。

因而，当文人们竭尽全力帮朱家出谋划策、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对于这些文人就从信任、重用变成了猜忌、排斥，因为文人们可以帮他打下江山，那么也可以帮别人打下江山。朱元璋自己作为一个从底层奋斗到皇帝的枭雄，肯定是自知有能力按压群臣，但当他百年之后，朱家子弟到底还能否统领这些开国旧臣？这个问题就成了朱元璋心里的一个疙瘩。

终于有一天，有人在朱元璋放风，讲了一个文人和张士诚的故事：

原来，张士诚本名是张九四，不过在他称王之后，便想找个文人帮他取个好名字，一改这平民出身的旧名。在宋元时期，平民百姓的名字多是以数字代称家中排行，以标明身份而已，如朱元璋早期的名字“朱重八”，或者张三李四之类。

而那受邀的文人本就不喜欢张九四，于是从《孟子》中的“士，诚小人也”，给他取名张士诚。张士诚本人还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被别人骂了一辈子“小人”。

朱元璋听完，还真就自己去查了《孟子》，果真看到了这句话。于是，“文人不可信”、“文人好挖苦”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了朱元璋的脑子里。

于是，当朱元璋逐渐稳住江山之后，震撼人心的明初四大案也便接踵而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朱元璋憎恶文人的笔墨，因而便用文字进行他的“反击”。最终，明朝初年的官员几乎被杀尽，而大明帝国这座巨大的机器，则在他的一意孤行下驶向了深渊。

三、朱元璋的理想社会

在杀臣的同时，朱元璋也不忘构建自己的理想社会。他希望朱家的天下是一个简单而稳定、可以流传千世万世的“大同社会”，于是在除掉功臣、取消宰相为后代铺路的同时，作为太祖的他也开始为大明江山的子民规划着生活的规则。

先是，朱元璋废丞相使得朱家得以大权独揽，而失去宰相辅佐的朱元璋虽是大权在握，但却不得不以一己之力面对着来自整个国家的奏本。然而，他依旧因此感到心安，甚至立下祖训：“他日朝廷之上若有人敢再提设立宰相者，必杀之。”

不过，精力十足的朱元璋却并没有考虑到后代子孙的素质和精力的问题。以朱棣为例，他夺权之后深感奏事繁多，但又不敢违背祖训，因而只得设立了内阁来当作自己的“秘书”组。而内阁却没有实权，大权依旧在皇帝一人手中，所有条令的颁布都需要经过皇帝的同意，这又意味着皇帝的素质会决定着国家的现状和未来。

同时，由于朱元璋前半生的经历，他清楚最底层的农民们是怎么通过起义推翻朝政的，所以为了杜绝“来自最底层的威胁”，朱元璋首先限制了帝国内民众们的流动性。在他的理解中，没有流动就意味着没有交流，也便斩除了一切不稳定的根源。

在此基础上，朱元璋将平民百姓们划分户籍，分为“军籍”、“匠籍”、“民籍”等，并规定必须世袭，世代不可改变户籍属性。与此同时，人口的流动必须报备，一般只能在一里的范围内活动，而离开住处百里以外需要有官方颁发的证书，否则便会治罪……

在另一方面，商人推动的商品经济发展会引起人们的贪欲，贪欲则会打破原有的规则，带来阶级的流动。而且，商人们是促进社会信息流动和压榨劳动力的“毒瘤”，所以最必须消灭的就是商人阶级。于是，在这番处心积虑地规划之下，大明帝国有如一个巨大的牢笼，生生锁住了帝国的国民。

当然，朱元璋并没有因此关闭民众追求人生价值的所有通道。在朝廷的科举中，依旧为想要通过仕试改变命运的人们提供了一条渠道。只不过，这条通道却是朱元璋通过思想控制民心的直接“武器”。

在大明的科举中，朝廷只考察四书五经，体裁均为八股格式，并规定应试者只能称赞皇家的好，不能有半点自己的想法。毕竟，大臣被诛杀的太多了，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还是需要招揽一些思想简单但却较有志向的人来弥补空位。

于是，整个大明王朝在朱元璋的“美好”规划下开始驶向了“万劫不复”：为了独揽大权，朱家杀尽贤臣，也放弃了群臣们的良谏；为了追求社会安定，明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度抹杀了自宋元以来发达的海外贸易；为了控制国家，明朝的户籍和文字狱将百姓们囚禁在了“大明”牢笼中，失去创造力的大明王朝即便有着宋元至明初的实力基础，但却最终免不了开始和西方文明形成了发展逆差。

明朝建立于14世纪60年代末期，而这个世纪却正好是欧洲文艺复兴的起点。在那之后，明清两朝断断续续的闭关锁国禁锢了帝王将相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中国这头“雄狮”开始逐渐进入长达数百年的长眠；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却一路向前，最终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打醒了睡梦中的中国。

朱元璋：为百姓操碎了心却又害了百姓的皇帝明朝皇权固若金汤的奠基者

书本上通常会把皇帝说成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尽力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残酷压榨剥削农民阶级。这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在说，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在说。

学习中国古代史，始终要牢记一个重要的前提都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是一家一姓的私产，这一家一姓要治理好私产，不光需要依赖各级官员，还要依赖广大百姓。理想的状态是君主圣明，官员忠诚廉洁，百姓勤劳本分。比如唐太宗时期。

我们来看看朱元璋是怎么做的，下面的每一个话题都很大，没办法长篇大论，只就主要的点到为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逐个话题地去研究发现。

一、固民。

固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固定地方。用户帖制（户籍管理）、黄图册（户口加土地）、鱼鳞图册（土地位置和形状）、里甲制（连坐）等相互结合，将一户人家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准随意迁移，要外出办事，必须得到官方同意，发给路引（路条、介绍信）才行。后世的户口制度源于此……

二是固定职业。将百姓分为民户、匠户、军户、灶户四大类（还有许多小类），民户务农，匠户做工，军户从军，灶户制盐，全部世袭，不得更改。明朝是穷死的朱乞丐的顶层设计一手好牌打稀烂

通过固民，每家每户有多少人、多少土地、从事什么职业，朝廷都清清楚楚。朝廷的任何旨意都能够通过这种管理体制下达到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在明朝是不存在的。

这种管理细致到百姓穿什么衣服都有规定。汉学家称这种管理方式称为网格化蜂窝式管理。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孩子生下来就被牢牢地限制在一个地方一个职业，要想改变的话就只有一条路，科举，还得是在允许参加科举的户籍内。

二、固教。

固教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统一教材。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批注的四书五经为标准。一种是统一学校。以官学为准，禁止私学。

要参加科举，必须先获得“生员”资格，而这个资格只能在官学里才能获得。明代的书院要到明中后期管理松弛时才慢慢出现，经历了兴起又禁毁，又兴起又禁毁的过程，一直到崇祯时皇权衰弱管不过来了，才出现遍地书院，私学勃兴的局面。

通过固教，对将来会通过科举入朝为官管理社会的读书人进行统一的思想教育和灌输，僵化其思想，固化其思维，避免滋生或者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

然后通过尽量公平的科举，把这些人读书人吸纳进官僚集团里管理社会。相对公平的科举，也防止了豪门世族的出现，减少了一个威胁皇权的因素。

三、虐官。

朱元璋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使其十分痛恨官吏。在他眼里，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是贪官污吏，都必须加以戒备和警醒，因此，他对官吏的管束十分严厉。一代暴君朱元璋不谈功绩只谈人品与畜生无异

官员收入低，俸禄低得几乎不能养家糊口；惩罚重，稍有贪腐，就会受到重刑，甚至剥皮楦草。（将人皮活剥下来做成口袋，在里面充实干草悬挂在衙门或土地面前示众）

明朝有些官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恐怖而奇特的景象，门前悬挂摇晃着前任官员装满干草的皮囊，衙门里办公的现任则套着枷锁脚镣。两个都是贪官，但没有多余的官员可用，就让贪腐罪行轻一点的官员戴罪办公。

朱元璋也鄙视儒生，对科举出身的官员（明朝绝大部分官员是科举出身）也很厌恶。古代的读书人（士），特别是拥有功名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在明朝以前，都享有一些社会特权和司法特权，皇帝通常会对他们以礼相待，最起码也要保持表面的尊重，维持他们起码的尊严。

但在明朝则没有了，朱元璋设计了个廷杖制度，不管你学富五车，还是高官显贵，只要违反了相关规定，就当众扒下你裤子，用板子打屁股。让你斯文扫地，尊严全无。

古代士人，可杀不可辱。现在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怎么办？自杀或者苟活。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苟活，也就意味着明朝的全体读书人集体丧失了自我尊严，成为皇帝眼里可以任意侮辱的贱民。

古代读书人的脊梁就这样被朱元璋的板子打断了。到了清朝，因为族群的差异，这个脊梁再也接不上了。

为了防止官员贪腐，朱元璋还鼓励百姓举报，甚至允许百姓自主捉拿贪官污吏，交到有关衙门处置。皇帝和百姓联手对付官僚集团。

四、监视。

朱元璋设计出一个特别复杂的管理体制，其中有行政体系、监察体系、特务体系，大家互相牵制监督，而每一个体系内还有互相牵制监督的分体系。

比如六部行政体系本来有监察系统的御史监督，但六部里还有个独立机构六科给事中在监督。给事中最高官员为正七品，却可以稽查正二品的六部尚书。有点像汉代的刺史稽查州牧，都是用低品秩官员监督高品秩官员，低级官员为了尽快晋升，会更加尽职尽心。

特务系统的发展也如此。朱元璋弄出个锦衣卫。明成祖觉得不够，又弄出个东厂。明宪宗觉得还不够，又增加一个短命的西厂。明朝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分别干嘛？

五、废丞。

朱元璋猜忌之心特别严重，担心丞相坐大图谋不轨，干脆废除丞相，所有事务由皇帝亲自裁决。朱元璋残忍杀害丞相胡惟庸以及受此案牵连的人，竟多达十万人。

古代的丞相确实是一个最有可能和皇帝分权的人，最有可能成为权臣欺负皇帝的人，曹操、诸葛亮就是典型。朱元璋废除丞相，就是为了消除这个隐患。

六、限商。

古代是农业社会，从来都是重农抑商，社会等级也是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

只有宋元时期重视商业，这个传统也延续到明初。明初的商业规模其实大于宋元，但却被扼杀了。

朱元璋，还包括儒生精英集团在内，都认为经商赚钱是邪恶的事情。经商必须南来北往，破坏了禁止人口流动的规定。经商致富会打击农民农业耕作的积极性，破坏帝国生存的根基。商人还会传播不良消息，带来不良习气，等等等等。

朱元璋对商人经商也做了许多非常具体的规定，甚至不允许商人穿绫罗绸缎。各级官府也尽量把商人的经商活动限制在本省范围内。

国内限制经商，海外贸易就更不允许了。朱元璋禁海，宋元时期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在明朝中断。

这个太可惜了。宋元时期的造船业居全球之首，阿拉伯商人在东西方贸易中使用的船舶主要在中国订制。

明朝的航海业也居全球之首。郑和下西洋时乘坐的宝船吃水量为3000吨，五十多年后，哥伦布率领3艘船环球探索时，三艘船加起来的总吨位才450吨。

更好笑的是在北方，明朝官员都知道难以抗拒蒙古人的侵袭骚扰，却都反对和蒙古人通商做贸易。原本可以通过通商贸易解决的问题，偏偏不愿意做，怎么办呢？就只能重修加固长城，希望用厚厚的城墙挡住蒙古人的铁蹄。

挡不住的，要真能挡住的话，明英宗就不会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俘虏了。有些人常常幻想，要不是吴三桂投降清朝，放弃了长城山海关，清军就打不进来。就没想想在此之前，皇太极隔三差五地一拍脑袋，就派一支军队进关骚扰，东到山东，西到山西，还直接打到京城脚下，哪一次是走的山海关？

七、抑武。

朱元璋痛恨官员，厌恶儒生，还猜忌武将。他自己是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害怕其他武将也用武力来推翻他。

这和宋太祖赵匡胤的心思一样（其他朝代其实也大致如此），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完全不一样。赵匡胤是杯酒释兵权，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交出兵权的将军们都得到优厚的待遇，得以善终。

朱元璋则是痛下杀手，以各种理由将跟着打天下的将军杀掉，并且动辄株连成千上万的人。凶残至极，连太子朱标都看不下去了。

明朝武将地位低下，不光要在文官统率下作战，还有宦官督战。打胜了主要功劳是别人的，打败了却要承担主要责任。

明朝武将普遍存在养寇自重的心理和行为，为的就是确保自身安危。有匪寇，朝廷就要给钱粮，就要依靠武将来平乱。没有匪寇，就得过苦日子，还可能受到猜疑，性命难保。

明朝军队实行卫所制，也是朱元璋的创举，士兵都分有土地，自给自足，没有平乱或战争，朝廷不会另外拨付军饷军费。而那些土地产出连士兵养家糊口都不够，哪里节余得出军费？明代士兵是最凄惨的一个阶层，中后期时士兵大量逃亡，一些卫所逃亡了80%，明朝中后期官军抢掠民间的行为远甚于土匪流寇，和官军太穷有很大的关系。后来军户和卫所制度几乎完全失效，军队还是要向社会募兵，朝廷还是要拨付军饷军费。朝廷没钱就加税，百姓日子更难，更恨朝廷。

八、泽后。

朱元璋百万子孙大结局：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乞丐出身的朱元璋穷怕了，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受穷，给予了他们优厚的福利。男性子孙从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一代一代的排。女性子孙从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顺序排。每个等级每年都有相应的俸禄。另外还有土地房屋等赏赐。朝廷还要提供护卫甲士、差役奴仆。

明朝封藩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只有封号，没有封国；只有爵位，没有职权；只拿俸禄，不管事务。说白了就是啥事没有，只管玩。

古代能有什么好玩的啊，没网络，没手机，没电影，没电视，晚上还要宵禁，门都不能出，就只能玩些少儿不宜的事情。一个有趣的统计数字出来了，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厉害了，明王爷。

朱元璋时，山西只有一位晋王，到嘉靖时，不过二百年左右，增长为1851位。河南更厉害，本来只有一位周王，到万历时，也不过二百多年，增长为5000多个。明朝在河南一共封了十一位藩王五个传到明末

朱元璋最初封的亲郡王、将军只有49位，到明朝末年，已繁衍为近百万人。明朝有多少藩王大明王朝历代册封藩王一览

越往后，皇子皇孙的供给越重。万历皇帝时受不了了，还降低了一些待遇，但仍然沉重不堪。朱家的“猪”：大明藩王繁殖能力之冠儿子百余个

朝廷受不了，民间更受不了。各地的良田好地大多被这些人占有了。百姓又要交各种税赋来供养这些人，又没有良田好地可种，雪上加霜。

朱元璋还设计许许多多的制度，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法律，比如财政、税收等等（其实也都是瞎弄，祸害无穷），一时半会实在是说不清楚。明朝皇室后裔曾经多地吃垮天下最后结局多悲惨

美国明史研究会会长、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汉学家埃德加·L`法默（范德）认为，（古代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这样，对百姓的生活进行如此微观的管控。

根据他的研究，朱元璋与其说是个军阀，不如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意识形态的狂热追求者。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美好、奇怪、天真、可笑的想法，并且把这些想法转化成百姓的生活法则。

朱元璋确实很天真，他迷信制度和权威，认为只要有了这些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制度，再加上皇帝的亲力亲为，官员们就不贪腐了，百姓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然而，一个乞丐能有什么顶层思维？能设计出P个制度？《皇明祖训》写了啥？明朝皇帝有遵循祖制吗？朱元璋看似百姓操碎了心，却又害了百姓。

在他当政的时期，天下平定，百废待兴，他的这些制度还能有效地执行并产生良好的效果，但并不是说这些制度就是好的。他死了以后，这些制度本身的缺陷也逐步显现出来，既没办法执行，他的后代子孙也没有那个有他那样的情怀和精力来亲力亲为，监督执行。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人是最复杂的，不可能象管动物一样来管理。

比如固民政策。怎么可能把一个人生生地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个职业里？古代社会，不是每个人都读得起书的，也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他不愿意呆在那个地方不愿意从事那个职业，怎么办？两条路，一条是逃亡，做流民。一条是贿赂各级官员，改户籍。

有贿赂，自然就产生贪腐了。马伯庸先生所著《显微镜下的大明》一书里，专门讲述了户帖黄图在明朝的演变，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制度是怎样崩塌的，各级官员，包括（嘉靖）皇帝本人是怎样从这个制度里捞取钱财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看，其他的几个故事也很有趣，也可以看到朱元璋设计的这些制度有多天真。

比如税收，朱元璋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制定的税收其实很低，10%，但他却不懂统一税收管理，而是怕官员们乱来，把税收分摊给多个部门管理，既把税收搞乱了，又给了多个部门贪腐的机会。

以马伯庸先生书里说的为例，黄图档案，也就是人口、土地档案，是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资料，朱元璋和其子孙也知道这一点，存放黄图的南京玄武湖有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别说百姓，就是官员也不能随意靠近，更别说进入。

很重视吧？但奇葩的是，朱元璋竟然没有给这个管理部门划拨经费。他规定的是六部中一些部门节余下来的费用转给图库，如果没有节余，就由附近的两个县承担。

会有节余吗？肯定没有，就算有也会说没有。现在也没有哪个部门会说我的经费用不完有节余，你们拿去用吧。最终只能由附近的两个县出。这两个县怎么出？还不是立一个名目从百姓那里征收，反而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比如固教，人的思想是多元化的，读书人的思想更复杂（知识越多越反动，哈哈），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信奉朱熹的学说，但为了考取功名，不管信不信都得去死记硬背。明朝读书人几乎都是“两张皮”，接受的教育和他们的思想行为方式完全脱节，典型的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

比如惩治贪腐，官员的俸禄连养家糊口都不够，不贪腐连日子都没法过。像海瑞那样甘于清贫的官员，二百七十七年里就出了一个（时代决定官运：中国历史上两大清官的仕途比较）。惩治贪腐是个系统工程，光靠严刑峻法远远不够。朱元璋实施“治贪”的铁腕手段但是大明屡禁不止

再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员们对付朝廷的智慧从来就没缺少过，代代相传。朱元璋自己都感到惊讶，我都处罚得这么严厉了，怎么还有那么多官员前仆后继地贪呢？

千里为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想让官员们不贪，难！

朱元璋是个精力十分十分十分旺盛的人。废除丞相后，所有政务由他亲自处理。来看看他的工作量有多大。

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中国史专家查尔斯·O`哈克（贺凯（(CharlesO.Hucker，19191994，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要的中华帝国史学者和亚洲研究领域学术计划重要的推动者））统计了一下朱元璋在8天里所做的事：共收1600个奏折，涉及3391个问题。他以10小时处理200个问题的速度完成，也就是说，平均3分钟处理一个问题。

三分钟的时间里，要阅读奏折，弄清楚问题的由来，然后还要做出解决问题的决定。这是人还是神啊？朱元璋把政务弄成游戏了。

后面的皇帝谁有他那么旺盛的精力啊？第二个皇帝明成祖就受不了了，大臣不可信，就只有让宦官来做。明朝的宦官干政由此出现，大概这也是朱元璋没有想到的吧。

朱元璋设计的各种奇葩制度，最终只起到了一个作用，让明朝的皇权固若金汤，难以撼动。其他的美好愿望全部落空，官员照样贪腐，百姓更加猪狗不如。

也多亏了他的努力，明朝才能延续二百多年，如果不是满洲人的外来侵扰，还不知道会延续多少年。

明朝皇帝除了太祖、成祖两个祖还像个皇帝样，把天下当做自家的产业来经营。后面的皇帝就像天下不是他们老朱家的天下一样，玩出了各种花样。有斗蟋蟀的、有建豹房的、有炼丹的、有做木匠的、有好情色艺术的，两个皇帝加起来七八十年不上朝，换一个朝代，也许早就玩完了。

除了制度层面外，朱元璋的个人特质中还遗传下来两个有些变态的意识，一个是对大臣的猜忌，一个是吝啬守财。明朝皇帝几乎个个如此。

百姓不但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越过越惨，活不下去怎么办？只有造反。在古代历史中，只有明朝是被遍地饥民、流民起来造反而推翻的。跟随李自成攻入北京的体制内的文人只有11名进士、7名举人和3名秀才，其他的全是饥民、流民。

明亡于李自成，不是亡于满清，虽然满清的侵扰吸引牵制住了明朝的重要武装力量，给李自成攻占北京带来了便利。

满人入关时，末代皇帝朱由检（崇祯）已经在煤山上吊殉国了，宗庙社稷也没了，彻底灭亡。

明朝是穷死的：根源就是朱元璋小农思维设计的顶层架构

朱乞丐顶层设计明朝200多年也许只有一个皇帝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皇亲贵族地主豪绅不断压榨农民，加上陕西多年干旱，农民早就破产，阶级矛盾愈加尖锐，因此农民纷纷起义。李自成起义就是其中重要一支，打着均田免赋的口号，迅速扩大势力。甲申年正月，流民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在1644年1月，李自成挥师东征，一路气势汹汹，一鼓作气，攻下汾州、太原、大同等地，最后直捣京。崇祯皇帝大恐，急召兵部大员以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进攻商讨，以调吴三桂的部队进京勤王。吴襄说道，让吴三桂率领部队进京勤王需要100W两白银的军费，然而国库只有40W两，剩下的钱从哪来？

因此崇祯皇帝举办了一个应急会，让重臣们拿出来一百万两作为经费，只不过重臣们却没有主要表现出去积极主动的一面，都没有展示出她们的热爱祖国之情，反倒是一个个的都是在那边哭穷。最后这一百万两或是没有下落，而崇祯也是穷的苟且偷生了，可是闯王却从这当中搜出来近七千万两白银，那么大明朝的银两都藏到哪儿了呢？

《崇祯遗录》记述：自打女真兵兴至今，内帑已空。大明朝自嘉靖帝起，历任皇帝昏庸无道，贪图享受，尤其是万历帝的三大征将之前的一点家产全都挥霍光了，造成财政局资金紧张。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的变法维新给朝中留有了七百万多两白银的家产，历经万历帝、天启皇帝的放纵，这些家产传入崇祯手里时，一毛钱也没了。

在不断的自然灾害（地震灾害，旱灾，蝗灾等灾难不断，导致了很多灾荒）和后金的侵略下，只有根据加增税款的方式维系统治，只不过那样做的结果是让普通百姓更加的贫苦，税款更加的无法收全。

没钱，朝中只有欠战士的军饷，军队战斗能力因为没有钱而大幅度下跌，哗变经常发生；而增税又加重了老百姓的不满意，导致农民战争此起彼落。在内外交困下，大明王朝的商务大厦总算顷刻倒下。

崇祯后期朝廷已经到了严重缺钱的地步，辽东地区的明朝官兵发不出军饷。缺少了阉党的制衡（崇祯帝杀袁崇焕毫无悔意死前却后悔杀了魏忠贤），东林党逐渐坐大，东林党代表的是江南士绅以及地主富商阶层，明末在江南地区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地主们为了少交税，纷纷隐瞒田亩数量，明朝在江南富庶地区征收的银子少得可怜。明末财政崩溃，打仗没钱，粮饷不济，赋税繁重，出现一个问题，钱都去哪里了？

在李自成攻进北京之前，曾经向崇祯皇帝提出一谈判请求，只要给农民军300万两白银，给他封王，李自成将招抚其他农民军后，主动出关帮助吴三桂剿灭清军。此时如果说崇祯皇帝没有一点谈判的意思，相信那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可无论是崇祯还是大臣，却始终抹不开颜面。亡国就亡国，君王死社稷。

令李自成没想到的是，明朝皇帝穷的揭不开锅了，而他手下的奴才们却一个个家财殷实，经过一番盘剥，李自成40多天从明朝官员手中搜刮出70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崇祯朝好几年的财政收入。让属下再次熔炼成极大的正中间有孔窍的方块银板，之后运到西安。搜完了官员，大顺军又对城内的富户洗劫一番。这些官员要是早点把银子捐给明朝政府，只要崇祯帝能凑够一千万两银子，用来缓解辽东军饷，再对西北灾民稍加安抚。即使用这些银子迁都南京，依托长江天险，明朝国祚至少还能延续一百年。但是没有钱的崇祯寸步难行，只能选择在煤山殉国了。

银子最终都在富豪官员的地窖里，既不参与流通，也不能解决国家燃眉之急，从上到下的货币流通匮乏也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国家既无钱对抗外族入侵，又无钱平抚或镇压底层的怨气。

要知道为什么从上到下都没钱，只有官员富豪有钱就需要了解明朝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士绅不纳粮，只要是皇亲国戚或者考取了进士举人等功名就可以免除赋税，于是大量农民会将土地挂靠在当地士绅名下，只需要给士绅缴纳少于朝廷的赋税就可以了，于是中央能收上的税越来越少，皇亲与士绅的财富经过几百年的积累逐渐吞并了大部分税源。除此之外，盐、铁、布、粮等民生领域也被各级官员和士绅垄断，在贸易中也逐渐吸血了民间财富。

于是大量白银聚集于上中群体，中央被断财，百姓被吸干，社会矛盾加大。在李自成兵乱和清军入关后数轮梳理搜刮官员富商乡绅财富后，地窖里的白银流出，货币供应才维持到较为正常的状态。

明朝灭亡的难题，关键是外患耗费+内部饥荒，不单纯是金钱问题。明朝依然是农牧业帝国，总体体制是农户种田，政府部门收税，买粮养兵，兵打异族。

明朝末年这一体制出了好多个难题：第一是不断败给后金，增加了粮食的耗费。（填补武器装备和军力，构建防御实质上全是耗费人力资本，也就是耗费粮食），第二洪涝灾害减少了粮食生产量，造成粮食需求量很高。

第三粮食限产，税赋提升，造成农户暴乱，深陷暴乱，加税前去镇压，继续暴乱的恶性循环。

第四政府部门的效率很差，这里收粮，那里消耗。

那么在这个标准下给7000万两白银是否有用呢？没有。难题没有没钱，而在没有粮。出钱的结果，便是通胀，对政府部门的益处，便是能够从民间抢掠一批粮食，但这批粮食拿到手，市场反馈回来，便是粮食大幅度价格上涨，一般群众没钱买粮，吃不到饭，总是造成更多的暴乱。

当初具体产生的状况也是通胀，白银是能够存款的贷币，美洲白银发掘后，基本上都流到中国（西班牙买陶器，绸缎，荼叶），日本的银矿产出率也流进中国，中国有很多的白银储存在民间没有进入到商品流通。

在产生饥荒后，粮食价格上涨，这种白银全都由于买粮进入到商品流通，造成飞速通胀，政府部门的税款消费力飞速下跌，只有迫不得已加税，然后进入到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外贸进口粮食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当初的国内海运载货量只不过两三百吨，没法担负大宗商品低价商品的贸易，并且中国附近无论是日本或是东南亚，也没有充足的粮食能够供应中国。

参考文献：《崇祯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