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亲密关系,用刘备自己的话形容乃是“犹鱼之有水也”。不过剥开刘备、诸葛亮君臣鱼水关系的表象,还有另一面鲜为人知的隐情,那就是“先主之疑,盖终身而不释” 。刘备对自己的猜疑,诸葛亮心知肚明,并对此作出了适当的反应。
刘备很早就起兵与群雄逐鹿中原了,却因实力不济,接连败北,最后与曹操撕破脸大打出手,在北方无法立足,只得南投荆州牧刘表,要想在完全陌生的南方生存下去并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就必须寻求与荆襄地方势力结合,因此在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荆襄士族阶层的代表人物诸葛亮,从此开始了两人间的创业合作。为表示自己的器重之心,刘备遂与诸葛“情好日密”,但这种亲密的“同志加兄弟” 关系召来了刘备集团元老们的不满与妒忌,史载“关羽、张飞不悦”,刘备向二人解释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关、张等虽不再口出怨言,但仗恃“(与刘备)同起之私思 ”,对诸葛亮后来居上的“羡慕、嫉妒、恨”等不满情绪并未彻底消除。
诸葛亮不仅登高望远,还心细如发,对自己在刘备集团内微妙的处境又怎会毫无察觉呢?众所周知,诸葛亮三兄弟(包括堂兄弟)个个是人中龙凤,又分别在魏、吴、蜀三国效力,史载“(诸葛亮)在蜀汉,兄弟分在魏、吴,三国之重望,集于一门”。譬如诸葛亮兄长诸葛瑾在东吴位高爵显,官至大将军、左都护、豫章刺史。他和东吴权臣张昭是姻亲,还有一女嫁给孙权的儿子孙和。亮族弟诸葛诞在曹魏官至征东大将军,也是地位显赫之人。正是因为有如此复杂敏感的社会关系,刘备对诸葛亮的猜忌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
明末大儒王船山(王夫之)在其著述《通鉴论》中说:
刘备“疑公(诸葛亮)交吴之深,而并疑与子瑜(诸葛瑾字)之合。故其信公(亮)也,不如信羽(关羽),而且不如孙权之信子瑜(诸葛瑾)也” 。
船山先生这段话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刘备欲复夺荆州(同时报关羽被杀之仇),率大军空国而出东征孙吴时,诸葛亮虽然知道此去必败但也不便多言,只稍稍劝阻便作罢之原因所在。直到刘备兵败夷陵猇亭,数万蜀军几乎全军覆没,诸葛亮也就只能对左右亲信叹息道:“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顷危矣” !
刘备夺取益州(今四川)建立蜀汉后,其统治集团内部大致包括三股势力:一为关羽、张飞、赵云等最早追随刘备并助其南下的旧部属,一为以诸葛亮为首的荆襄人士,另一则是以法正为代表的益州本土人士。这三股势力(或叫派别) 。刘备旧部(关、张等)早就和诸葛亮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几乎无法避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记载说:
“(诸葛)亮曰:‘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则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叛,实由于此’” 。
从诸葛亮这番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益州本土势力之人士“专权自恣”很是不满,而刘备当初之所以能袭取益州,就是因为得到了当地势力的代表人物法正、张松等的大力支持,并且刘备欲以此为根基,北伐中原,扫平天下,匡扶汉室,因而更必须依靠蜀人的力量。由此益州当地人的权大势重,为刘备所倚重,相对来说,荆、襄士族势力则受到冷落。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刘备击走曹操,夺取汉中后,对法正言听计从,更封他为正上书令。刘备对法正授之于权柄,倚为肱骨,引为心腹,当时法正位高权重,炙手可热:“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明显凌驾于诸葛亮之上,诸葛亮对此亦无可奈何。假若法正没有早死,则刘备永安托孤的一定是他!?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刘备)白帝城托孤”一事。刘备惨败猇亭逃回白帝城后病危,他召来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乍一听,这段话似乎是刘备的一番推心置腹之辞,细究起来其实不然。在这里其实包含了刘备的疑虑、敲打乃至威胁是为复杂表述,否则也不会有“先主(对诸葛亮)之疑,盖终身而不释”之说。诸葛亮是何等乖觉之人,他听刘备竟出此言,急忙跪地哭天抹泪地表示“臣敢竭肱骨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近乎发誓似的表明心迹,诸葛亮急欲辩白、解释以化解刘备猜疑之心已不难想见。
刘备对诸葛亮的防范与猜忌,一直延续到后主刘禅执政期间。据《晋书》记载,诸葛亮每次上朝谒见后主时,“必带甲士三百”以作护卫,其戒惧与防范之心,已经溢于言表。
由此可见,刘备父子与诸葛亮的关系,除了表面的相处融洽、志同道合外,还有很多不甚和谐、不甚投契、不甚一致的另一面。
【插图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