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秦孝公临死前安排的3件事加速要了商鞅的命

看《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越往后看越感到心惊肉跳，越感觉人性的多变和不可琢磨，越琢磨越觉得可怕。

秦孝公和卫鞅这一对君臣，可以说是古代贤君强臣的楷模，他们互相信任，互相支撑，一起把秦国从一个极贫极弱的国家打造成战国的一个一流强国，他们不仅在秦国贫穷时共患难，在秦国强大时，卫鞅被封商於十三县，史称商鞅，他们依然同富贵，算是一段君臣佳话。

这段君臣佳话，却被秦孝公临死前安排的三件事打破了。秦孝公安排的这三件事情，表面看起来都是为了秦国，为了保护商鞅，为了商鞅的后半生考虑，可是细思极恐，恰恰是这三件事，加速要了商鞅的命。

01

秦孝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商鞅说的话是：”商君，天下为重。赢驷可扶，则扶。不可扶，君可自为秦公。“

秦孝公临终的这句话，看似既是托孤，又是对商鞅的信任和重托，把秦国托给了商鞅。

不过，秦孝公的临终重托可不比刘备白帝城托孤，刘备是真正的托孤，是要诸葛亮全心全意辅佐刘禅，诸葛亮也没有辜负刘备的重托，真的是为了蜀国死而后已。秦孝公这托孤，是在商鞅和太子之间本就有嫌隙的关系上，进一步把这缝隙裂大了，实则把商鞅架在火上烤。

首先，秦孝公死时，太子赢驷已经三十多岁了，早成年了，心智成熟，而且多年的山野流放，不仅使他心智坚定，而且对商鞅变法有更深彻的体会，对秦国未来该如何走，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谋，根本不需要托孤。

其次，赢驷从山野回来后，呈现给秦孝公的竹简，不仅有秦国人口、地形、城堡、村庄的记载，关于民生民治的思考，还有对秦国未来治理的深思，而且分析得清晰深入，条条切中时弊，绝对是治国安邦的策略，这让秦孝公非常安慰。

基于这两条，秦孝公对赢驷这个继承人是非常满意的，相信他能成为一个好君主。那么秦孝公为什么要在临终前，要说这么让赢驷和商鞅都不安心的话呢？

答案只能是：一山不容二虎。

商鞅在秦国变法二十年，很有威望，又是一个强臣，说一不二，在秦国是一股大势力。而赢驷虽然是一国之君，却是多年离开朝堂，对朝政和人事都比较生疏。

这样的情势下，就是主弱臣强，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结构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何况赢驷和商鞅还有仇，起码在赢驷心里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触犯新法，商鞅割了赢虔的鼻子，他自己也因此被秦孝公扔到山野十几年，这么憋屈的事情，绝对不是三两句话可以消除的。

主弱臣强，两人又是这样的关系，如果赢驷不先下手为强，不早点除去商鞅，那么假以时日，秦国将在内耗中衰弱下去，这绝对不是秦孝公想要看到的。

唯有除去商鞅，赢驷一人独尊，秦国才能在他的带领下继续走向强盛。

所以，秦孝公在临终前要当着赢驷、商鞅、车英等人这么说，其实是将了商鞅一军，让他保证，绝对不取而代之，商鞅在惊悲交加中立即说：”太子一代明君，君上宽心“，有了商鞅的这一句话，如果以后他真的谋反，那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得人心，所以商鞅绝不会谋反。

商鞅不谋反，赢驷作为新君，就有主动权，他是不可能让这么一个功高震主的臣子在自己面前晃荡的，再有秦孝公临终的话，他不想多想也不可能，不管如何，商鞅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还是早点除去为好。

秦孝公的第一步，就是要在赢驷心中埋下除去商鞅的种子，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02

第二件事，秦孝公临死前，在商山给商鞅留了一万骑兵，可是这一万骑兵不是直接给商鞅，而是给荧玉，而且这一万铁骑，“常驻商山，不听兵符，唯听商君号令”。

秦孝公的这一个命令有点匪夷所思了，太奇怪了。

按荧玉的说法，这一万铁骑是用来维护新法的，如果赢驷向世族屈膝妥协，商鞅用这支骑兵平乱，维护新法，并且废黜赢驷。

问题来了，连商鞅都看出来赢驷一定会维护新法，不会妥协的，秦孝公更是一个心思清明，滤事极准，对人心洞察更透彻的人，怎么会看不出来赢驷的决心，所以这一万军队明面上是重托，其实就是商鞅私设大军的罪证。

如果赢驷真的妥协了，商鞅靠这一万骑兵真的能废黜赢驷，维护新法，想想而已。

商鞅再得民心，再有势力，他毕竟是一个臣子，不姓赢，仅此一点，他就没有权力废黜赢驷。

战国时代，虽然礼乐崩坏，但是“名分”二字还是深深刻在人们心中的，君臣等级还是深入人心的。

商鞅在秦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年，仅有权利，没有根基，想取嬴驷代之，基本不可能。

另外，商鞅这一万骑兵能做什么，毕竟大部分军权还在新君赢驷手中，起码秦国新兵的四万都在赢驷手中，商鞅这一万再厉害，能以一敌四，或者以一敌更多，都是未知数。

既然这一万骑兵不能达到维护新法，废黜赢驷的目的，那么这一万骑兵就是商鞅的私军，一个大臣拥有私军，就是谋反的最好证明，商鞅也是明白这一些的，所以带着荧玉去了商山，要把这一万骑兵调出来，归国尉统管，可是已经晚了，赢驷已经把这作为他的罪证，要拿他了。

03

第三件事，秦孝公临死前，专门给商於的樗里疾下密旨，要他给商鞅建立封邑。

最妙的是密旨，商於的官员们得到这个密旨非常高兴，也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商鞅是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恩人，是他们封主，他们当然愿意为他建封邑，但是别人可不知道这是秦孝公的密旨。

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刻，商於官员们在商君封地给他建封邑，商鞅想干什么？

他是想要建立独立王国？还是想要谋反？

在这个敏感时刻，秦孝公给商鞅建封邑，在商於人心中，秦孝公是个好国君，是个难得的好国君，在商鞅心中，秦孝公是知己，是益友，是需要忠诚相待的，即使死，也不能辜负。可是在赢驷心中，在那些贵族心中，此举就是商鞅要谋反，要建立独立王国的证据。

秦孝公这一手，真是绝了，一步一步把商鞅推到死地，商鞅还要对他感恩戴德，这就是权谋，这就是人性。

秦孝公活着时，商鞅是重臣，是秦国的脊梁，是秦国人的恩人，是秦孝公千方百计保护的对象，可是在秦孝公死后，商鞅就有可能是动乱的因子，所以为了秦国，商鞅需要死，这就是人性的两面，也是人性中最阴暗的、不可说出来的可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