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陶渊明田园思想的形成原因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也是少有的主要以田园生活入诗的大诗人。

他的诗歌以质朴的用词与文风，与他所崇尚的田园生活相得益彰，有大巧不工的独特魅力，近两千年来，一直为后世所推崇。

无论“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生活，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情致，都被陶渊时赋予了恬淡而雅致的情趣，并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陶渊明不仅善诗，而且长于散文，他所留下的文学名篇《桃花源记》，更是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有如仙境一般的田园生活，这是基于他的理想而构建的小社会。安定、平和而又如此的美好，令人读后心向往之。

陶渊明是有史以来最为特别的一个存在，他集“隐士、农夫、诗人”于一身，他乐享田园、歌颂田园，在生活的困苦中，却享受着心灵上的怡然自得。

自古以来，诗词歌赋等文学创作，大都是脱离农业生产的文人士大夫所为，而陶渊明，则是以一个真正农民的身份，在田间地头的劳作之余，提笔写诗，并传诵不歇，始于他，也终于他。

入仕为官有远志

陶渊明出生于东晋时期，他的曾祖陶侃是晋时最为著名军事将领，出于寒门，凭着自己的才能，习文修武，位列中国历史中的武庙七十二将之一，声名显赫。

陶渊明的家境早期尚算富足，却因八岁时父亲早早离世，只有庶母与庶妹三人，人丁不兴，母弱子幼，家道快速衰落。

待到他20岁之后，家境已是极为贫寒。

当时的东晋虽是大一统时期，但朝局昏暗，国弱民疲，整个社会弥漫一股浓郁的衰败之气。

陶渊明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有“诗书文章，求仕报国”之志，奈何晋朝时期，若要入仕为官，除了必须是仕族出身之外，还要有人举荐。

而陶渊明，显然两者都不具备。

或是因为家境穷困潦倒，又或者要实现一番抱负，20岁时，陶渊明便离开了家乡，外出游宦，希望以自己的才学谋个一官半职。

因为出身的问题，虽有才学，也有人赏识，却最终只得了些地方的闲散小官，不要说实现自己的济世图治的抱负，便是想赚些官俸救济一下家中的庶母都难。

而东晋的统治一直由当时的豪门贵族所维系，再加上皇帝昏庸，政乏世衰，陶渊明并没有上位之路，他的才华与治国理念并没有得以发挥的途径。

这是陶渊明极为迷茫的一段时间，他并不贪恋官位，虽然内心满是失望，却依旧透着一丝的希望，以图有机会彰显其志。

29岁时，他出任江州祭酒一职，虽说职位与俸䘵较他以往所出任的薄官还略高一筹，但他却毅然选择了辞官回乡。

其主要原因，这个职务所担负的迎来送往的事务，需要逢迎赔笑，而这种事是骨子里极为清傲的陶渊明断断不可为、不愿为的。

而离他实现宏图大志理想最近的一次，是40岁的中年时期，应邀出任了后来开创的南朝刘宋王朝的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可这一次，他的心理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陶渊明此时才意识到，即便身为刘裕的参军，他所有的努力，最终也不过是帮助刘裕争权夺利、图谋其个人霸业而已。

如果他继续选择跟随刘裕，必定会成为南朝宋的开国功臣，仕途将取得前所未有的进阶与辉煌，但随着他对权势本质的认知，他已开始淡了追逐功名之心，并厌倦了仕途生活。

不为五斗米折腰

公元405年，年过不惑的陶渊明再次出仕，任职彭泽令，之所以选择这种低阶的地方官职，对他来说，不过是谋生的工作而已，曾经的宏伟志向早已消散而去。

本来，他在这位子上既可以造福一方百姓，日子也过得清闲，还有一份稳定的俸䘵，足以保障一家人的生活无忧，虽说远离他喜爱的田园生活，但小城大野，倒不失为了一种折中的选择。

就在他安心于此处为官不足8个月之际，州太守安排一名督差前来做例行的巡察。

这位职别较低的督差，到了彭泽县之后，并未如惯例来到县衙，而是找了一处上好的驿馆住了下来，摆出了上级巡访的架子，非要身为县令的陶渊明去见他。

原本陶渊明也没觉得什么，这种事在他多年入仕的官场上也曾屡见不鲜，平日里都是身着便服的他，便直接让县衙中的随从带路，只身前往拜谒。

县中主簿却提醒他，说此人此番前来，其身份代表着州郡太守，若是便装前去，只怕会被对方视为藐视上峰，如此一来，反落得个不敬之责。

按照当时的例制，身为县令的陶渊明，即便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州郡下来的低阶小吏，也必须着官服，束大带，而且，见面时还必须要行拜揖之礼。

本来并不在意的陶渊明闻听此言，却鲜有地愠怒：“乡里小儿，尚须行长揖之礼，吾岂能为五斗米而折腰。”

留下这句话后，陶渊明直接进入县衙，取出彭泽令大印，并手书一封辞官之信，压于大印之下，拂袖而去。

对于此次辞官，陶渊明不悲且喜，并专门作了一篇辞赋，即《归去来兮辞》。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面对有违风骨与秉性之事，即便本想着以此小职为谋生之计的陶渊明，也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哪怕重新回到“举家食粥、借钱买酒”的日子，他也在所不惜。

正在馆驿之中摆着架子，等着陶渊明前来拜谒的督差，在得知他挂印而去的时候，尴尬之余，只得动身前往县衙处理后事，并向州郡太守请报。

陶渊明弃官回乡，一生中已有多次，以往还都是礼貌地请辞，唯有此次，他做得最为决绝。

他的这一行为，在东晋末年本就极为腐败的官场上，一时传为佳话。

因为，许多满腹才学，却不得不为五斗折腰的为官之人，都免不了离开这种污淖官场的想法，只是为了一份生计而无法割舍而已。

陶渊明的做法，是大家想做而不敢做的，自然引起赞誉一片。

隐入田园做耕夫

陶渊明虽然为官多年，却都是些地方小官，薪俸并不高，再加上他好酒，估计大都充了酒钱。

所幸家中尚有薄田几亩，在他为官之时，都是租于他人耕种，租赋也是随意给取，平日里土地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收入，几乎可以不计。

而这次辞官归故里，他的心里十分清楚，以后的日子，只能依靠几亩薄地土里求生了，但他却是无比的快乐。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陶渊明的回归田园，后世很多称之为“归隐”，其实对于他来说，“隐”字是与他无关的，他自家道衰微之后，本身就曾以种地为生，如今，只不过重新回到了农夫的生活而已。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蓄。”

按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述，他所拥有的田地，是不足以养家糊口的，而且家中还有几个孩子要养活，其困难可想而知。

但他已经做好了甘于清贫的准备，虽然有了些许的生活之忧，但心中却敞亮起来，官场上的阴霾全部散去，让一直因为隐忍而压抑的精神，顿时舒展开来。

陶渊明回归田园之后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有序，他每天听着鸡鸣起床，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夜间或卧于草屋之前，看繁星满天；或秉烛而读，情致所至时，提笔写写诗赋文章，或抚琴一曲，与虫鸣相合。

众所周知，陶渊明一生所爱之物，唯诗酒而已。

他嗜酒的程度，完全沿袭了魏晋文人的风俗，却不至于像竹林七贤那般滥觞狂放，平日里自己一人的时候，以小酌为主，偶有客人来，也会放开酒量，饮至大醉。

但陶渊明并会大醉，酒酣之际，也不过给客人留一句“我醉欲眠卿可去”，自己走进内屋倒头便睡，而让客人自行离去。

曾有一件趣事，足以证明陶渊明对酒的痴迷程度，一位仰慕他才学的颜延之，在一次途经他的家乡之时，曾逗留多日，每天都是与陶渊明饮酒唱和，临别之际，因见他家贫，便留下2万钱以资家用。

陶渊明也并不客气，直接收了下来，但此钱他并未交付家用，而是直接将2万钱充了酒资，全部押在附近的酒家。

其中的原因竟是，他担心若不全部放在酒家处，一旦因其他生活用度耗尽，这酒便断了。

对于陶渊明来说，酒或是比其他的生活更为重要，衣裳陈旧、食物粗陋，他都并不在意，唯有酒是不能断的。

结语

陶渊明的思想，先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重，有入世图治的抱负，在仕途徘徊踯躅了多年，耗尽了心气。

中后期的时候，在多年的官宦经历之后，隐在深处的道家思想逐渐占了上风，隐世的念头越来越重，直至最后挂印归隐。

陶渊明自幼便有文才，但早中期一直困于官场世俗之中，并没有特别出色的作品，一直到他真正放下所有，归隐田园的时候，才进入了创作高峰。

他的诗文作品，完全不同于魏晋文士的狂放情怀与满腔愤懑，而是走向了以质朴的文风进行淡泊生活形态的展现，他讴歌田园与自然，并用一种浪漫情怀营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