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为官，又三次辞官归隐，如何看待陶渊明的“仕”与“隐”？
东晋陶渊明备受后世文人所推崇，堪称“诗人中的诗人”，文采卓绝的苏东坡就是他的铁忠粉，曾评价道：我对诗人没有什么偏好，唯独钟情于渊明的诗，像谢灵运、李白、杜甫等诗人，没有一个胜过他的。除了钦佩其诗才，东坡尤为推崇的还有渊明的人品性情：“陶渊明欲仕则仕, 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 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 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 贵其真也。”
率真、质直是陶渊明高华的本色。三仕三隐的人生际遇选择，印证了陶渊明“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的守贞之志。40多岁时，在第三次挂印辞官后，陶渊明彻底选择了归隐田园的生活。每一次的“仕”与“隐”，都是陶渊明对其心志不断认知与试炼的过程，也是自古至今怀正志道之士在现实与理想间徘徊挣扎的缩影。
一、 陶渊明的心性志趣决定了其不能苟于乱世，随波逐流
1、将门之后，落魄士族，陶渊明的魏晋风骨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这位大司马位极人臣，战功赫赫，在唐宋时期位列武庙之中。而且，陶侃的声誉颇佳，后世评价他勤劳忠顺，雄毅神武。他的女儿嫁给了名士孟嘉，而陶渊明正是其外孙。据记载，孟嘉襟怀淡泊，温文儒雅，平易旷达，料想陶渊明的性格有一部分就源自于他。不仅是性格，孟嘉也非常嗜酒，常常自己驱车到郊外，顾影自斟，至晚方归。
陶渊明八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孟嘉怜恤其年幼，便接到家中照看。孟嘉故去后，陶渊明还曾写了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将其外公生平的诸多轶事写的生动伟丽。足以看出，这位隐则隐，仕则仕，行不苟合的外公对陶渊明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陶渊明生养在这样的名士家庭，家境虽日渐贫寒，却不愁教养。他又从小好读书，儒道两家经典皆有涉猎，自然形成了文士风度，熏习出不同凡俗的品格。
2、生不逢时，宁可孤苦贫穷淡泊此生，绝不出卖灵魂有损心志
“诗言志，歌永言”，从陶渊明的诗文之中，最能洞察其心志，何况他本就是一个赤诚至真的人。他
在《五柳先生传》这篇自传文中，便诉说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这是陶渊明在第三次归隐时对自己前半生所做的判词。既然明知自己不适合走仕途之路，为什么还会三次出仕呢？“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养家糊口的生计问题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为此，陶渊明三次出仕，担任过江州祭酒，将军参将，还任过彭泽令。而每一次的经历都不算愉快，要知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东晋末年，战乱不止，门阀制度盛行，只有短暂的和平，没有长远的安逸。世风如陶渊明所说“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市井之间廉洁谦让的行为已渐渐被人淡忘，官场上争名夺利之心却日益泛滥。
故而，陶渊明在不堪吏使的仕途生涯中，从未停止过对思念顾园，渴望归隐的慨叹。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他的心性质朴真诚，不善于矫作伪饰，虽然饥寒交迫甚是危切，但若在官场上曲意逢迎，抹杀本心，那么身心都会备受折磨。正所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在《感士不遇赋》中，陶渊明将内心关于生不逢时的境遇、仕与隐的思考、归往何处的慨叹畅怀而述。于其心中，不论是乡居田野以守节，还是出仕救济天下苍生，都随乎各人的心性选择。在乱世中，自然有智慧明达者，甘于贫贱固守其志；也会有忠臣良相以身殉道。这篇文赋是陶渊明为数不多的，用以直接抒发他对世道的抨击，陈明自己心志的作品。足见一腔热血，以及他恬淡之下的豪情。难怪他在最后一次挂印之时，会留下一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要向乡里小儿！”
二、 陶渊明为后世树立了一种抱朴含真的生活范式，建构了一座桃花源式的精神家园
1、诗人在田园生活的苦与乐中炼就一颗磐石之心
辞去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仍徘徊于现实和理想之间，在时局中负重前行。此后，他对世情的判断已然分明，对心志的趣向亦确乎不动了。终其余生，他再也没有选择出仕。田园生活，对诗人而言，是取不竭的诗才与荡不尽的诗意。“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田间耕作的辛劳在质朴乡风，明净月色之下都被诗人酿成了醇美的甘醪。
在陶渊明的诗中，曾经表达过对孔圣人“忧道不忧贫”的见解，传统儒生觉得务农耕种并非士子正途，而陶渊明认为先师遗训如此解读太过脱离生活，飘渺难及。真正的安贫乐道，莫若踏实勤恳地耕耘劳作，以双手自给自足，同时又能秉持坚贞的节气。
他并不像普通的知识分子一般，有一种高于农人的优越感，而是深深扎根在陇亩之中，“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他会在日暮时与乡亲们从田亩间相约而返，将壶中的酒浆分送给田边的邻居相互犒慰。田园生活之乐，不仅在于躬耕的纯粹踏实，还有读书与饮酒两大乐事。
有时是自娱自乐，享受精神世界的静谧丰饶。某春日，“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斟上一壶春酒，摘下园中新鲜的蔬果，此时润雨如酥，春风习习，诗人“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此种俯仰宇宙天地，任精神自在翱翔的乐趣，夫复何求。
有时是与父老们相呼畅饮的快乐，陶渊明曾在乡间搬过一次家，移居至南村，原因是南村有几位“素心人”，住的近些可以时时往来。与性情相投之人，自然是“言笑无厌时”，平时各自务农归家，偶有闲暇便相呼在一起，斟酌饮酒，欣赏奇文。
田园生活有乐更有苦，躬耕的辛劳自是不必说，随着年岁日长，陶渊明日渐年迈，且患有身疾，又逢灾年大火，日子一日穷苦过一日。在青黄不接之时，还曾出门乞食。“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如此的窘困，让生活不再是把酒赏菊，共道桑麻的田园诗画。
已步入知命之年的陶渊明，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心志也愈发坚韧。“朝与仁义生, 夕死复何求。”“贫富常交战, 道胜无戚颜。”数首《咏贫士》，是陶渊明为自己写下的壮怀诗，当下虽知音寥寥，但追忆古代那些坚刚不可夺其志的贫士们，便是一种慰藉。陶渊明在田园生活的苦与乐中炼就了一颗磐石之心。
2、 “侠士”与“隐士”是陶渊明追慕的人格类型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诗人心中也曾有仗剑远游的豪侠梦。他所追慕的人格，一类是像伯夷、叔齐，身为公侯，不慕荣利，仁义礼让。宁可隐没在首阳山采薇为食，饥困而死也不改其志；另一类是如荆轲一般的侠士，“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为了人间大义慷慨赴死。
在他所作的《读<山海经>》中也曾有锋芒毕露，“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对此，朱光潜与鲁迅还曾有过的争议，朱光潜认为陶渊明并非金刚怒目式的，而是超功利境界的显现，因其浑身静穆，所以伟大。而鲁迅却批评了朱光潜的观点，认为陶渊明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并非浑身静穆，而亦有这种金刚怒目式的一面。
从诗文中，我们能看到陶渊明的至真，“仕”与“隐”都是其心中最完美崇高的人生选择。出仕就应当保持赤子之心，虽九死而尤未悔。退隐则应该如上古之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元好问赞叹道“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陶渊明豪不作伪地写尽心事，不曾雕琢文词，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原因就在于其本色之高贵。
四、总结
桃花源，陶渊明的一片诗意的栖居，“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迷路的武陵人在山穷水尽之时觅得一处世外桃源。而这里的景象并不是什么阆苑仙葩，也并无奇人异士，而是平和恬淡的田园风光。“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没有苛捐杂税，战火纷飞，没有争名夺利，尔虞我诈。正如诗人所追思的上古先民一样，过着与世无争，其乐融融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