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李亨当太子时，曾两次离婚，都和父亲唐玄宗李隆基有关
肃宗韦妃。……天宝中，宰相李林甫不利于太子，妃兄坚为刑部尚书，林甫罗织，起柳绩之狱，坚连坐得罪，兄弟并赐死。太子惧，上表自理，言与妃情义不睦，请离婚，玄宗慰抚之，听离。妃遂削发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西京失守，妃亦陷贼。至德二年，薨于京城。——《旧唐书》唐朝的第八位皇帝唐肃宗李亨，在当太子时，曾经离过两次婚，一次是和当时的太子妃韦妃（未留下名字），另一次是太子妾杜良娣（良娣是太子妾的一种品级，不是人名）。李亨的这两次离婚，都和他亲爹唐玄宗李隆基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离婚韦妃出身于豪门世族之家，属于京兆韦氏一支。京兆韦氏在汉朝时就已经名声在外，和京兆杜氏（唐朝小李杜中的杜牧，就是京兆杜氏之后）被称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到了唐朝，和李、武、杨三氏，同为皇权集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韦妃的父亲曾任兖州一把手（刺史），宗正卿（管理和皇族有血亲或姻亲的官员，一般由宗亲充任），不过这和韦氏家族根深蒂固的地下力量相比，仍是小大巫。
在李亨还是忠王时，他和韦妃就按照惯例，完成了政治联姻。婚后二人有没有真感情，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在李亨当上了太子后，韦妃就水涨船高当了太子妃。如果不出意外，等若干年后，李亨登基称帝，韦妃可能就会顺理成章地当上皇后。但是意外发生了，“肇事者”是一位守卫边疆的将军，名叫皇甫惟明。皇甫惟明因为屡立战功，多次得到李隆基的封赏，慢慢成了一名边关重将（节度使），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太子李亨的好友（曾任李亨的府僚）。
皇甫惟明在打败了吐蕃后，带着俘虏进京向李隆基献俘。在见李隆基之前，他得知了宰相李林甫，处处针对太子（原因骆驼前面的文章里写过），而且在朝中大权独揽，于是他见到李隆基后“乘间微劝上去林甫”（建议李隆基把李林甫给撸了），没成想这个举动没有扳倒李林甫，反而给自己和李亨惹来了大麻烦。李林甫为了拥立寿王李瑁为太子，一直都想找机会构陷太子李亨。一天他得到了线报，皇甫惟明和太子的大舅哥韦坚私下见了面，而在此之前韦坚又和太子李亨见了面。一般人看到这个消息，不会太敏感，但李林甫不是一般人。他敏锐地发现了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他先是安排了自己的“打手”御史中丞杨慎矜，向李隆基告状，理由是韦坚身为外戚，不应与在外统兵的将领“狎昵”。
而李林甫又顺势补了一大刀，说韦坚和皇甫惟明勾勾搭搭别有用心，他们是想给太子站台，有不臣之心。李隆基是一个患有严重“政变后遗症”的患者（他亲身经历了很多次政变），对儿子们拥有的势力很敏感，但是因为已经干掉了三个儿子（包括一位太子），所以心变得软了一点，只把韦坚和皇甫惟明给贬官了，而对于李亨并没有再行牵连。不过有句话说得好，不怕狼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关键时候，李亨的猪队友们站了出来，再次把李亨腿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些猪队友不是别人，而是李亨的亲小舅子韦兰和韦芝，这两人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在韦坚刚被贬，就一起找李隆基要为韦坚找场子，还专门提到太子李亨可以亲自作证。李亨出身皇家，天天呼吸饱含阴谋诡计的空气，权谋斗争的基因早已深入骨髓，他第一时间就壮士断臂以自救，他向李隆基反映，自己和韦妃感情已经破裂了，毅然决然的要求离婚，李隆基一看可以借此削弱太子的实力，于是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第二次离婚
李亨这次离婚的对象是他的妾室杜良娣，离婚的诱因来自他的连襟柳勣（柳勣娶了杜良娣的姐姐）。柳勣是一个“性狂疏，好功名，喜结交豪俊”的人，如果他的智商够用，他又有太子李亨这个连襟，未来应该可以有一番作为，但是从他的表现看，他的智商应该和韦兰、韦芝在一个数量级。他因为和老丈人杜有邻关系不大好，竟然告老丈人“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宣扬威胁皇权的封建迷信，和太子勾勾搭搭，对李隆基说三道四）。古代虽然对鬼神之说有着盲目的崇拜，但是有一种封建迷信受到严格限制，这就是“图谶”，它可以简单理解为宣扬预言未来的一种行为。比如“桃李子，得天下”（预言李氏当政）“唐中弱，有女武代王”（预言武氏当政）等。在唐代“妄称图谶”等同于谋反，是重罪。至于说杜有邻勾搭东宫就有点牵强了，杜有邻不光是太子的老丈人，人家的赞善大夫还是东宫属官，这条纯属为了攀咬东宫，所以骆驼对柳勣的动机有疑问，至于“指斥乘舆”也属重罪。
而当年参与这起案件审讯的人也很有问题，负责案件的人里面有酷吏吉温，他是玄宗时期的“来俊臣”，和另一位酷吏罗希奭并称“罗钳吉网”，还有李隆基的捞钱小能手王鉷，杨贵妃的表哥杨国忠，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站在李林甫的阵营中。李亨一看情况不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李隆基打了个申请，要求和杜良娣离婚。在李隆基面前，这招依然好使，李亨再次用“婚遁”逃过了一劫。小结从表面上看，这两次离婚都是李亨为了避祸，而采取的自保手段。其实细想一下，我们不难发现，李林甫的所作所为，虽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他这种奸臣，最大的本事就是“体贴上意”，所以这里面应该暗藏着李隆基意图削弱东宫的意图。
参考文献：《旧唐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