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虽重用魏征，但其将谏表给褚遂良看以图青史留名使太宗不满
生前称赞为镜子，死后却推倒墓碑、取消婚约，李世民为什么这样对待魏征？应该看看原因再做评判。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恨，魏征能够被李世民重用，犯颜直谏只是表面原因，两人的互相需要、互相成就才是关键；而魏征遭受的波折身后事，则是他触碰君权红线的惩罚。
为啥说李、魏二人是互相需要、互相成就？得先看看魏征的履历。
魏征是钜鹿曲城人（今河北巨鹿县北），他的父亲曾经担任北齐的县令。魏征自小酷爱读书、涉猎广泛，早年还当过道士；后来隋末大乱，他开始从事类似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业务，到处给人当智囊。
起先，魏征跟随起兵造反的武阳郡（今冀鲁豫交界）丞元宝藏，负责公文事宜；而元宝藏归顺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瓦岗军，双方经常信件往来。而魏征作为主笔人，所写的文章词意俱佳、见识独到，受到了文化人李密的大加赞赏，被刻意调到身边；但魏征在李密身边过得并不如意。他曾先后进献十策，但结果都一样：“虽奇之而不能用”；跟王世充的决战前，面对积极主战的武将，魏征曾审时度势提出了深沟高壑的持久战术，但却被众人视为“老生常谈”，最终李密大军果然一战崩溃，作鸟兽散；随后魏征跟着李密来到了长安，但起初并不被重用。随后他主动请缨“安辑山东”（崤山以东）。来到黎阳后，通过一封软硬兼施的信件，他成功劝说拥兵一方的李密旧部徐世勣（即后来的李世勣）归顺李唐政权，显示出了极高的“纵横家”水平。
但在武德二年（619年），河北枭雄窦建德攻破黎阳，俘获了李神通、李世勣的父亲李盖、魏征等人，李世勣迫于无奈，也被迫投降。对于魏征的大名，窦建德早有耳闻，因此将其任命为起居舍人（记录帝王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
李勣
后来，李世勣趁机逃回了长安，但被窦建德带在身边的魏征并没有机会，直到武德四年（621年）的虎牢关之战后，窦建德被俘，魏征等人才得以返回长安。
太子李建成久仰魏征之名，把他任命为自己的“太子洗马”（辅佐太子的文官），而且对其极有礼貌：“甚礼之”。对于太子的厚爱，魏征也投桃报李，经常出谋划策。鉴于秦王李世民的功劳越来越大，已经成了太子的直接威胁，魏征曾力劝李建成先下手为强，但并没被采纳。
就这样，直到武德九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后，魏征落到了李世民的手里。
综上，可以梳理出魏征身上的两大关键词：第一，他是“山东人”，这个是个关中地区相对应的概念；第二，怀才不遇。历经李密、窦建德、李建成等多位上级，但魏征虽然次次被尊敬，但意见很少被采纳，也就是没被重用。
魏征
而在李世民这里，魏征作为太子一党，不仅没被清算，反而被委以重任，其实是出于现实的因素。
首先，尽快平息党争、稳定政权的需要。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根据尉迟敬德的建议，对原太子、齐王府幕僚的宗旨是：除建成、元吉外，“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其出发点自然不是仁慈，而是为了把政变定性为兄弟之争、而非不同势力间的对抗，尽量缩小惨烈宫斗带来的负面冲击，这对获胜者李世民而言最有利。
空口无凭，要想让世人相信，那就得树立个榜样。而魏征是李建成的近臣，甚至还曾积极策划除掉李世民，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样板对象：连这样的人都能被赦免、重用，其他人还用担心被清算打击吗？
其次，解决现实问题的客观要求。
那时的“关中”与“山东”，不仅是地域名词，更是政治概念。当初秦统一六国其实就是是关中灭山东；而在隋朝之前，北方也长期处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的东西对抗格局。
隋朝的杨广家族出自北周“十二大将军”，李唐的李渊家族则来自“八柱国”，他们都是所谓的“关陇贵族”的成员。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李渊太原起兵后会神速奔袭长安城，这里既是“形胜之地”，也是李家的人脉资源所在。
李世民
随后李世民东征西讨夺天下，本质上类似于当初的秦国统一天下、北周关陇贵族吞并北齐......李家最强大的敌人，瓦岗军、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都是山东势力的代表。
武力上统一不容易，心理、观念上消除隔阂更艰难；当初窦建德被杀后，刘黑闼在山东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场景，让李氏无比后怕。如果趁着此时皇族内乱，人心不稳的山东地区再次陷入混乱，其代价不是李世民能够承受的。
因此，综合考虑，魏征对于李世民而言，无疑是上天赐给的“礼物”：他是山东人，其父亲甚至还是当初北齐的官员；他曾先后为元宝藏、李密的瓦岗军、窦建德等山东地区势力服务，声名远播、极有威望，在山东地区的人脉资源雄厚；他为人可靠，为不同势力效命时，都做到了忠心耿耿、尽力献计献策。
所以，在玄武门之变短短一个月后，李世民给了魏征一个量身定做的任务：“遣谏议大夫魏征宣慰山东，听以便宜从事”。
而从魏征前期的言行来看，他的仕途理念是“良禽择木而栖”，只要是顺应人心的势力，他都会愿意为其服务，而且会尽心竭力、绝不藏着掖着。这一点，从他主动替李唐劝降同为山东人的李世勣就能可见一斑。
魏征
但可惜的是，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在过去的仕途中，魏征从未被重用过，主张也没得到过上级的采纳，这对“属意纵横之说”、希望建功立业的他来说，无疑是一大憾事。
然而到了李世民这里，魏征作为太子党羽，不仅没被清洗，甚至还能被授以关系到李唐政权稳定的重任，魏征内心的感激可想而知，就像他前往山东途中说的：“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他不辱使命、不负信任，圆满的完成了替李世民凝聚人心、争取豪杰的任务。
双方的首次磨合大功告成，接下来的君臣关系也就水到渠成了。
对于魏征来说，在职业生涯中，李世民是唯一一个充分信任、支持自己的明君，自己的政治理想终于得到了全面施展的机会；而在李世民眼里，魏征有能力、人品可靠，确实是个人才；同时，他出自关陇集团之外，不仅容易驾驭，而且是还制衡关中贵族的有力抓手。有了这两大优点，他说话直一点、偶尔会犯些小错误又有什么关系？
一个知人善任、一个报答知遇之恩，最终成就了双方：虚怀若谷、善于纳谏，是李世民被视为明君的重要因素；而魏征作为曾经的敌对阵营人员，却能在凌烟阁功臣录中名列第四位，死后享受陪葬昭陵、皇帝亲手书写墓碑的待遇。封建君臣关系的模范，当之无愧。
但死后的魏征，却一度引起了李世民的不满。
贞观十七年（643年），在魏征死后不久，同为凌烟阁功臣之一的侯君集被杀，罪名是参与了太子李承乾谋反一案。
侯君集之所以走到这一步，跟他一门心思想当宰相、却屡屡被李世民拒绝有关，他认为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所以才心生怨恨。
但在李世民看来，侯君集虽然是在自己身边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亲信，但他身上有个致命的毛病：“好夸诞”，即喜欢自吹自擂、言过其实，这样的人显然做不了宰相的。
然而，魏征却对侯君集推崇备至，不仅称他有宰相之才，甚至还主张“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即禁军应当全部交给侯君集统领。事实证明，如果真的听了这个主意，估计李承乾造反已经成功了。
这就很要命了，不得不让人怀疑，魏征这是严重的结党营私，甚至几乎危害了大唐的安危。
恰巧在这时候，有人上书实名制举报魏征，称他多次把自己的谏书拿给起居郎褚遂良浏览。起居郎，主要任务是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便于今后编写史书。魏征如果真的这么干了，显然是要故意炫耀自己的犯颜直谏，以便青史留名。“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
李世民
结党营私、沽名钓誉，这是所有帝王的大忌。李世民甚至感觉自己被耍了，怒火攻心之下，他下令停止魏征之子魏叔玉跟公主的婚约，同时还派人把自己给魏征立的碑给推了。“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不过，就在两年后，李世民远征高句丽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回师途中他想起了魏征的好：“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百感交集下，他派人快马加鞭回到京城，用“少牢”（使用猪和羊）的标准祭祀魏徵，还把当时推倒的石碑又立了起来；此后，他还找来了魏征的妻子儿女，当面给予慰问、赏赐。
虽然有这段波折，但人无完人，政治领域更有既定的规则以及禁区。即使是出于互相需要，但李世民与魏征之间，仍称得上是君臣佳话。这也是那段空前清明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